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

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数字经济发展、增强城市经济韧性是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2011—2019年长三角地区4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的影响效果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1)基准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长三角城市的经济韧性,并且对城市经济抵抗与恢复力的提升效果最明显。(2)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都市圈内城市经济韧性的促进效果显著。(3)中介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创新创业和改善社会保障两条路径来提升城市经济韧性。(4)空间效应检验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长三角城市群内邻近城市经济韧性存在正向溢出效应。由上可见,为了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发展对经济韧性提升的作用,有关方面应当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促进数字经济与社会保障体系联动发展,加快都市圈人才引进,以及加强非都市圈城市数字经济建设力度。     

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发展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协调互动是区域落实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构建绿色经济效率、经济韧性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综合运用超效率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等方法,测算云南省16州市2008-2018年绿色经济效率值及经济韧性值,并探讨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结果表明：(1)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在波动中缓慢提高,且存在显著空间差异和年际变化现象。(2)云南省经济韧性逐年缓慢增强,且形成以昆明市为单核心的“核心-边缘”式空间结构。(3)云南省绿色经济效率与经济韧性耦合协调关系不断增强,区域内处于较低协调、较高协调州市的数量较多,且空间锁定特征明显,呈现出“东部高西部低,中部高边缘低”的空间分布格局。     

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韧性模型的建构

目前,以心理韧性理论为指导的研究缺乏对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韧性发展过程的动态探讨。积极认知、应对策略、自我效能感等个体因素是经济困难大学生在大学环境中应对压力情景的挑战而形成的,父母积极品质的影响和支持性家庭关系等家庭因素增强了经济困难大学生应对经济压力的信心,家庭以外的因素则强调了社会支持所起的作用。这三类保护性因素与经济压力作用的结果可能促进了经济困难大学生心理韧性的发展,也可能使其心理功能发生紊乱。提出了心理辅导与教育的操作性建议。     

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采集2004—2018年黄河流域84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由地理距离与经济距离相结合构建了嵌套式空间权重矩阵,采用偏微分分解法下的空间杜宾模型探讨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各影响因素间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黄河流域城市间存在紧密的空间联系并呈现较强的集聚特征,第二、三产业占比和人力资源对黄河流域城市经济韧性有显著影响;直接效应...     

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发展的经济韧性评价与强化机制研究

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韧性,发挥好农业“稳定器”和“压舱石”的基础性作用,是当前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方向。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经济韧性呈现不断提升的趋势,但各地发展差距在逐渐拉大。农村消费增长有利于提升农村经济韧性,并且在东部省份更为明显。金融支持、政策扶持、自身禀赋和城乡一体化不仅可以提升农村经济韧性,同时还能够与消费规模增长形成一定的正向协同作用。要充分释放农村消费潜能,在加快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还需提供一系列的政策支持,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繁荣发展,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韧性。     

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作用机理与实现路径

借助数字经济实现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提升是产业链现代化建设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产业链韧性包括了代表“稳链”能力的抵抗力维度、代表“补链”能力的恢复力维度和代表“强链”能力的转型力维度,数字经济可以从这三个层面实现对制造业产业链韧性的提升。为更好地释放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应从“稳链”“补链”和“强链”三个方面明确数字经济驱动制造业产业链韧性提升的重点任务,并从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各要素的多元驱动力、实现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阶梯式发展、构建“一链多点全面”的产业链数字化推进模式和打造以“链主”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生态体系等方面提出实现路径。     

互联网提升了发展中大国经济韧性吗?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互联网运营的重要前提条件是使用互联网的人口数量和规模,因而拥有庞大人口规模的发展中大国往往具有发展互联网经济的优势,并且获得提升经济韧性的收益。以中国2000—2020年31个省份经济发展数据为样本,科学探究了互联网对发展中大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互联网有助于大国经济韧性的提升,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抵抗恢复力维度尤为突出;互联网对经济韧性存在明显的规模效应,当网民规模占比超过36.55%时,互联网对经济韧性的作用由负转正;互联网对区域经济韧性具有多元化特征,具体表现为在中值韧性区互联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在低值韧性区和高值韧性区互联网表现出不显著的负向作用。通过IV-2SLS内生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     

中国金融改革必须面向实体经济

中国金融改革在过去30多年特别是近15年来有了很大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去年第一次对中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压力测试,结果也显示了中国金融体系总体健康。但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积累,受到的外部冲击越来越多,金融“脱媒”也在加速。这些都要求中国金融业必须继续推进改革,而改革出发点和目的,必须是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是原则和标准。     

发展援助与中国经济发展

官方发展援助弥补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资金的不足.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接受双边和多边发展援助.这些援助在缓解资金短缺、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方面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而对华援助给援助国带来的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将发展援助政治化,减少或终止对华援助并不会对中国经济产生大的不利影响,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也不会因此停止.中国希望得到发达国家的援助,但绝不依赖这些援助;援助可以促进发展,但发展最终还是取决于内因.     

我国部分省份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特征

利用包含结构变化的样本自相关函数方法,采取1953—2007年我国21个省份的人均实际GDP数据,从一个新的视角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转移动态特征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表明,我国部分区域经济增长衰减速率表现为非线性振荡特征;除青海省外,样本中的其他省份的转移动态路径并不符合新古典索洛模型以指数收敛的转移动态特征,新古典增长指数收敛模型在刻画我国区域经济增长路径的能力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距扩大化浅论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东中西部经济差异扩大化是客观事实。东中西部差距的扩大化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但也有暂时性的一面 ,随着历史的发展差距将会慢慢减小。缩小地区间经济差距是个历史过程 ,当务之急是阻止经济差距“急剧扩大”和“过分悬殊” ,以利经济健康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唯物史观、社会史论战与中国经济史研究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唯物史观在中国学术思想界风行一时。用唯物史观来解释中国历史成为其时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一种新倾向。与此同时,国民革命的失败使得中国社会各界格外注意于对中国社会性质的探讨,并引发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中,唯物史观大行其道,从而促使了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兴起。但论战中大多数人的研究因政治上的干扰于中国经济史研究不但贡献殊少,且反使中国经济史研究一时偏离了学术研究的正轨。一些学者意识到问题所在,起而矫偏救弊,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这一因社会革命运动而起的学问的学术规范化。厘清这一段历史,有助于理解、认清近现代思想、政治与学术之间的纠葛关系。     

经济行政社会化与经济行政法结构之变迁

经济行政的社会化包括经济行政权力的社会化和经济行政方式的社会化,二者对经济行政法结构均产生重要影响。经济行政权力的社会化引致“国家立法——自治立法”的经济行政法结构,经济行政方式的社会化引致“强制立法——非强制立法”的经济行政法结构,突破了传统的一元化的经济行政法观念。     

大学生人格特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采用人格特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问卷对552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探讨了大学生人格特质、心理弹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倾性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为显著正相关,与消极情绪成显著负相关;神经质与与心理弹性、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为显著负相关,与消极情绪成显著正相关;精神质与各维度相关均不显著。心理弹性对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有中介影响作用。     

重大工程决策\

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是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机组成。以大历史观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相伴而生,但迄今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从公共参与的视角率先对“谁来参与”“参与什么”和“如何参与”这三个基础性问题进行探讨,对于廓清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理论内涵具有重要意义。“谁来参与”明确了包括港澳的公众个人、社会团体、行政机关等的多方参与主体;“参与什么”涵盖了港澳在全球事务、全国事务、跨境事务和地方事务中的参与内容;“如何参与”则体现为港澳参与政治生活、经济建设、社会民生和行政管理等功能领域的具体方式。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在特质,体现出由个体行动者的自觉参与向组织行动者的法制化参与逐步拓展、由“外”向“内”对国家治理的多层级事务体系渐次融入、由单一参与向包容性参与渐进迭变的历史演进轨迹。在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政策环境下,港澳参与国家治理实践的内涵和样态值得持续观察和深入研究。     

中国联合国外交的特点及局限

中国的联合国外交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致力于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全方位作用.曲折的发展历程和多重的身份,使得中国的联合国外交在实践中形成了独有的、鲜明的特点.不仅使中国获得广阔的国际政治经济空间,推动了中国对外战略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助于树立起建设性和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但是,在参与意愿、能力、经验和客观现实等方面,中国联合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仍然面临着阻碍.     

周期理论扬弃、模型再造与中国经济增长波动——"十一五"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与波动区间

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经济增长周期理论虽然基本没有完全脱离实际,但都存在片面性,因此必须依据马克思的思维方式才能建立起科学的经济增长与周期分析模型。周期性研究目的在于理论联系实际指导中国的具体经济增长,通过分析影响中国一定时期内经济的适度速度、波动区间及持续时间,规划时期内投资、消费与外贸,才能推进经济适度快速增长和时间的持续。     

经济全球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世界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不仅对中国经济发展有影响,而且对中国政治发展也有影响。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分析入手,客观剖析了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的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