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挚淳厚 雄浑悲壮——读顾炎武《海上》组诗

公元1645年6月,在满清军队强大的军事攻势下,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涝相继降清。以承继祖宗大业,光复中原而自任的腐败的南明弘光小朝廷的覆亡,使维系江南抗清人心的支柱崩溃了。继之而起的鲁王朱以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重评“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论战”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梁漱溟为代表的东方化派和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新化派围绕东西化问题展开过一场大的争论。争论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东西化差异的性质,新化派认为是“古今之别”,而东方化派认为是“中外之异”;二是新旧化的关系,新化派主张“弃旧图新”,而东方化派主张“新旧杂揉”;三是中国化的出路,新化派主张“化取代”,而东方化派主张“中西调和”。从学理上分析,新化派和东方化派的主张都是正确与错误并存。分开来看,它们构成悖论,合而视之,则又互为补充,形成辩证的统一。     

民国初期中国画“传统派”的“坚守”与“进步”

上个世纪初中国画存在于一个特殊和矛盾的文化环境里,在关于中国画如何发展的"中西论争"中大致产生了四种不同主张的派别:改良派、国粹派、折衷派、传统派。其中"传统派"的存在很尴尬,在混沌迷茫的时代,他们往往被误归入"国粹派",可有些思想又和"折衷派"相近。他们不绝对排斥西方先进思想,对西方画学有深刻的了解,提倡传统文人画的理念,在重新整理后发现"传统"派在当时可谓既坚守又进步。     

北宋“台阁词派”命名与论析

宋代是中国古代词作发展的黄金时期,开宗立派意识强烈,词派众多,而以台阁文学为基本范畴的＂台阁词派＂并未得以建立。＂台阁词派＂作为统治阶级控制下的官僚词臣创作的特定文学流派,是有别于市井、民间、江湖文学的文学创作模式,＂台阁词派＂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其古代文学史上的意义价值。     

作气起孱为世重，如文中叶有湘乡——王鹏运与晚清词派

王鹏运是清末四大家的领袖，他的词论和创作都深刻影响了况周颐、朱孝臧和郑焯等人；以他为领袖的清末四大家对常州词派既有继承，也有开拓，实际上已经突破了常州词派的藩篱；临桂词派更是在王鹏运的直接倡导和组织之下形成的。由王鹏运与清末三大词派的关系即已显示出王鹏运在晚清词坛无可争辩的影响、作用与地位。     

由“庙堂”走向“讲堂”——“新思潮派”与北京大学的近代化

清末京师大学堂具有浓厚的封建性,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的转型促使了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的崛起,引发了知识分子活动空间的转移:由“庙堂”转向“讲堂”,桐城古文派与以“太炎弟子”为代表的“新思潮派”对北大讲堂的争夺,就发生于这一历史背景下。蔡元培执掌北大与“新思潮派”的迅速取胜,使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加快了北大的近代化进程。     

“代言”与“立言”——“民族主义”文艺与“战国策派”文艺辨析

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艺和“战国策派”文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是相提并论的，被斥之为具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流派。研究证明，它们是两个性质迥异的流派。通过对其成员组成、文艺观、时代观以及理论渊源几个方面的辨析表明，“民族主义”文艺派是为国民党政治统制“代言”；“战国策派”文艺则为中国民族文学在世界文学殿堂中赢得一席之地而“立言”，同时还是实现该派“战时文化反思和重建”主旨的一支重要力量，自觉承担着五四以来改造国民性的重要任务。     

论竟陵派诗论中的“厚”

“厚”是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提出的诗学主张。一方面,“厚”的提出是对公安派诗歌创作弊端的反拨;另一方面,“厚”又是竟陵派的自救方法。竟陵派论“厚”,其内容主要表现为用词用字的贴切有力、表现手法的含蓄蕴藉、风格的自然天成、内容意义的深刻丰富、人的稳重深沉之气五个方面。但由于竟陵派的最终追求和目的并不是使诗歌走向复古派所谓的温柔敦厚,而是求新求异,求幽远之境和幽邃之情,致使竟陵派论“厚”与传统意义上“厚”的内涵有所偏离,且有了以“厚”寻“幽”的倾向。因此竟陵派之“厚”论不仅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公安派诗歌创作的俚俗之弊,也使其自身创作陷于幽深孤峭不可自拔。     

马士英与弘光政权

马士英是南明弘光政权的关键人物.他耍尽阴谋促成福王朱由崧继统,成为定策第一文臣;其后他独揽大权,起用阉党余孽,打击东林党,浊乱朝政,导致了弘光朝廷的速亡.马士英之所以能成为当时呼风唤雨的权臣,与明末混乱政局、史可法的失策及弘光帝的昏庸有很大关系.     

论王襞的流行之体及其无倚之乐

王襞是泰州学派乐学思想的维承者,也是泰州学派乐学思想的发展者.王襞认为,乐学乐在顺应心体的自然流畅,乐在主体深层次的心理体验,乐在无所倚的无私之乐.王襞的乐学思想是对泰州学派的重要贡献.     

也谈鸳鸯蝴蝶派

单纯地把鸳鸯蝴蝶派视为“小说逆流”,是不科学的,鸳鸯蝴蝶派的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爱国主义思想;为翻译工作做出贡献;接受新生事物。该派得以长存的原由,可以从传统观念、市民口味以及新文学派等角度去论证。可否把当代的武侠、言情小说看作是鸳鸯蝴蝶派的一个延续,是值得探索的。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

“七月派”笔下的抗日叙事与其他抗战文学相比有明显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对战争的真实描写、对人在战争中的处境和心理的刻画、对战争荒谬性的揭示，从而使“七月派”的抗日叙事呈现出特有的悲壮、苍凉、沉郁的艺术风格。而这种叙事态度与创作风格的形成与“七月派”的核心人物胡风的文学观点是分不开的。     

晚清临桂词派的词学地位及其词坛影响——“临桂词派”的桂学研究之一

以广西临桂词人为主的临桂词派主盟晚清词坛,临桂人王鹏运、况周颐作为词派领袖,标举“重拙大”之旨,建构《蕙风词话》词学理论体系,奠定临桂词派的创作成就和理论建树基础,形成在晚清词坛上与浙西词派、常州词派三足鼎立之势,并对浙派常派不断超越与创新,对词坛产生重要影响,确立其在词学史,尤其是晚清词坛上的地位.     

简析花间词派与婉约词派的异同

花间词派和婉约词派是我国词学史上的两个重要的艺术流派,在我国词学史上占据重要的地位,对后世文人产生深远的影响。婉约词派是在花间词派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两者之间具有相同点又存在着不同之处。本文试从存在时期、题材和内容、审美欣赏角度、流派内涵广度以及对后世的影响五个方面来探析花间词派和婉约词的异同。     

论晚清词坛“常”、“浙”两派的共存与交融

“常州词派”崛起后，“浙西词派”无论在理论倡导上，还是在创作实践上，影响都没有消失。作为一个在词坛存在很长时间的流派，一定有其合理性，这是“常”、“浙”两派共存与交融的基础。但浙派毕竟是强弩之末，厉鹗之后再无大家，这种态势决定了两者的共存与交融是以常派为主导。     

“学媒之争”与教育技术学科范式革命

“媒体派”与“学习派”是教育技术学科的两大阵营,两派的争论形成了教育技术学科发展的两大谱系,推进着教育技术学科范式的形成。信息时代的到来在不断推动两派走向融合,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将走向统一,反常现象不断出现,最终可能导致教育技术学科的范式革命。“学媒之争”和范式的相互作用,推动着教育技术学不断向纵深发展。正确认识“学媒之争”与范式革命,对信息时代的教育技术学科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的理论体系,优化的方法论原则——“‘三一’语言学派”系列研究之二

由先行者王希杰的学术论著引发的、以王希杰为代表的学术群体所创立的"三一"语言学派已经具备作为一种流派所应该具有的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它把三组概念范畴和一条最高原则作为其科学的核心理论体系,并在唯物辩证法的统观之下优选演绎法兼用归纳法等古今中外法作为其学术研究的方法论原则.     

“美好教育”的历史追寻——兼论近代浙江经亨颐的“人格教育派”

"美好教育"的提出合乎政治逻辑不言而喻,但我们还需追寻它的历史根源。近代浙江经亨颐主持的"人格教育派"触及教育的本质,旨在培养人格完整的人,追求的就是"美好教育"。"人格教育派"的核心人物是经亨颐,主要成员有夏丏尊、丰子恺、杨贤江、朱自清、朱光潜、匡互生、刘熏宇、刘叔琴等,其思想体系由"纯正教育""人格教育""爱的教育"三个层次构成。     

试论“宋词派”的特质

“宋词派”具有五个特质：在诗至曲的递变过程中处于中介地位;既继承文人词的传统又继承民间词的传统;与其所处时代息息相关;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了词的内容、题材;于小令外大量创制慢词,并使词的艺术技巧臻于成熟。自县面目的“宋词派”以特质全方位地突破了唐五代词风,影响所及直到南宋,对调成为有宋“一代之文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