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然家世补考

朱然家世历来所知甚少。民国《施氏宗谱》中所见之朱然曾祖父、祖父、父、兄、子、孙材料,可备治史者参考。     

“不成熟”抑或“时代等高线”——对鲁迅早期思想的新思考

1907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河南》杂志连续发表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5篇论文,第一次系统地向世人昭示了他求索“改造国民精神”以“昌大宗邦”之道的致思宗趣.文章认为上述5篇论文构成了一个层次分明、意趣相融、理致一贯、以人的“个性自由”为精神主脉的思想整体.这些思想,构成鲁迅独特的历史文化观和人生价值观,表达了鲁迅对既关乎全民族每一个个我生命存在之意义,也关联着整个民族存亡之道的现实而终极、终极而现实的问题的思考.     

杂花生树

《杂花生树》这本小书,是叶兆言发表在《收获》、《作家》上的部分同类作品的合集：《周氏兄弟》、《阅读吴宓》、《江南女子》等,共九篇文章,都是较长的读书随笔。叶兆言的＂陈旧人物＂系列尤其深受读者欢迎。他在读吴宓、鲁迅这样＂陈旧人物＂的时候,与一般读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物都曾在他祖父、父辈生活中出现过——叶兆言出身文化名门,祖父是叶圣陶,父亲叶至诚也是编剧和作家。文化名门之后,书读多了,事看多了,笔下就氤氲起沉静的士子气。写人记事,力求还原历史,往往发人之所不发,言人之所讳言。     

论李斯之过

司马迁作《李斯传》，以“竟并天下”，“竟亡天下”为前后关锁，认为李斯于秦之功过正好两相抵销。但是，考清史实，李斯之过量罪不可恕，而把案亡天下的责任全部倭之于李斯，又欠公允。历史是有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既不能以一人兴邦，亦不能以一人亡国。     

延展对先秦散文史的认识——兼评《春秋辞令文体研究》

先秦文学研究中,大部分文学史以《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楚辞》为叙述框架。这种＂囫囵研究法＂未能体现出先秦文学发展的时间进程,导致了对先秦文学发展的认识不清晰,进而影响了对文体形成时代的判断。我们应该打破论辩文起于诸子的看法,追溯诸子各自的渊源,考察它以前有关思想家的论述,弄清先秦诸子发展的过程。同时,《左传》、《国语》等书也不能以＂历史散文＂笼统视之,其中包含着可独立成篇的文章,它们是编者依据有关文献,根据需要进行剪裁,但都应是来自原文,反映着原文的思想、结构以及语言的基本风格,可以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董芬芬的《春秋辞令文体研究》正是依据《国语》、《左传》中具有文体意义的独立篇章,考察春秋时代的文体状况。     

《梧桐雨》《汉宫秋》的“舞台四骂”及其历史警示意义

《梧桐雨》、《汉宫秋》实为中国古典历史兴亡剧的开山之祖,其＂舞台四骂＂总结了历史兴亡的普遍规律,是我们民族一份厚实的总结书,也是留给后人一个沉重的警钟,昭示了深刻的历史警示意义：成由勤俭败由奢,大厦倾覆梁先折。这种＂舞台四骂＂的艺术传统多为后世历史兴亡剧所遵循。     

《受活》在历史语境中的乌托邦情结

阎连科的《受活》运用怪诞的手法,在历史叙事中对生命的本源意义和主人公命运进行了深入的描摹和展示。但在反复推演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下＂发展＂所面临的文化困境的同时,又借助历史语境中呈现出乡村乌托邦图景的巨大诱惑力,以独特的人文视角启迪人们对现实社会进行思考,其间既有苦涩也有幸福,使置身中国广大乡村之外的我们,在用怀疑的目光打量受活、以荒诞的心理阅读《受活》时,也会感受到以＂善＂为内核的真实的中国乡村的模糊映像。     

《文献通考》的价值略论

宋元之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以强烈的爱国之心和民族意识，总结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弘扬中华文化，捍卫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为铸造中华民族之魂作出了贡献。《文献通考》在元、清两代所发挥的作用，正是以先进的中华文化影响了入主中原的蒙、满少数民族统治者，这对于中华文化的赓续，对于促进各民族的团结和进步，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文献通考》不仅提供了关于我国封建社会中制度史方面的比较系统的、全面的、翔实的资料，而且发挥了探讨历史“变通张弛之故”的重要观点     

历史文化心态的裸露——略论《水浒》的历史文化意识

《水浒》一书，积淀和储存了中华民族大量的历史文化意识，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的伦理观念。概而要之，主要有：(一)“官崇拜”的民族文化观念；(二)以“和”为特征的群体文化观念；(三)以“孝”、“忠”为核心的向心文化观念。     

从《历史》看希罗多德的东方视野

有西方“史学之父”称誉的希罗多德,以宏富的东方见闻凸显了广阔的史学视野,其《历史》不仅突破了政治军事史的局限,力求记载一切人及人的一切行为,还以全方位的手段揭示历史现象的内在联系,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东方史料。《历史》体现了希罗多德进步的史学理念——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各个民族和文明都处于平等的地位,必须对之进行同等的思考,而不能将一些民族或文明的经历只当作沃勒斯坦式“边缘”的无意义的东西加以排斥。     

历史理解——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核心”

＂核心素养＂,就是＂为优质生活之所需,它强调不同学习领域、不同情境中都不可或缺的共同底线要求,是关键的、必要的也是重要的素养＂。[1]就一课而论,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可不可以再＂少而精＂呢？换言之,中学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之＂核心＂在哪里？本文以人教版七年级《早期国家的产生和发展》为例谈谈我的理解。一、核心能力是核心素养之...     

历史语境下的“他者”言说

严歌苓的《白蛇》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在背景选择上都穿插了历史时代因素,但不同于“用文学写政治”的宏大叙事方式和“以政治论成败”的主流叙述模式,这两部作品皆以历史大环境下的小人物的情感故事为依托,深刻表现出人性的善恶,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实,引发读者对于生命哲理的思考。无论是从作家的书写角度还是叙事手法,作品都无异是主流历史话语下的“边缘化”的“他者”。     

尚之信后代流落贵州考

贵州余庆县田氏和翁安县王氏均自称为清初平南亲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后代。本文通过《田氏族谱》、“尚易田氏”碑刻、田氏族内历代传说与顺治《三韩尚氏族谱》、康熙《尚氏宗谱》、乾隆《尚氏宗谱》比较对照，并结合相关史料对贵州田氏和王氏是否是尚之信后代进行考证，以有助于清代社会史研究。     

从三部《京江柳氏宗谱》看国学大师柳诒徵

柳诒徵先生为近现代著名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他大力提倡利用谱牒资料进行历史研究。本文利用《京江柳氏宗谱》考察柳诒徵成长的家族背景,主张“学行兼崇,不分汉、宋”的家学渊源,同时展示《京江柳氏宗谱》中丰富的家族文化资料。     

也论围绕深泽七郎作品的日本文学之“寻根”批判

日本近代文学发展之路与中国有异曲同工之处,都以西方近代价值观和西方文学为蓝本,体会到了本民族文化的断裂和失落。而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登上日本文坛的作家深泽七郎的作品成为日本文坛反视文化之＂根＂、文学之＂根＂、甚至历史之＂根＂的契机。     

月亮的情怀——小学高年级语文综合性学习案例设计

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流淌着一条河．一条月亮之河。在“风花雪月、山水云雨”的大自然景观中．古今中外多少文人墨客，留下了难以计数的咏月名章。仅以苏教版小语高年级教材而言．以月亮为主题或以月亮为衬托的文章就选择了近10篇。例如《月亮和云彩》、《嫦娥奔月》、《二泉映月》、《月光启蒙》、《望月》等。在教学时．教师可“顺学巧导”，开展一次以“月亮”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学习。     

事·文·文：从历史到演义

演义小说这一文体源自史传。历史叙事的三大要素事、文、义与《三国志演义》的事、文、义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史上首部历史演义《三国志演义》,对《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史“事”进行推演,通过《资治通鉴纲目》远绍《春秋》之“义”,而发之于通俗生动之“文”。事、文、义三者的融合促进了“演义”的正式生成,并规定了“演义”的体式特征;三者的游离和矛盾促进了演义与历史的分化,进一步使充斥于古代小说中的道德劝戒逐渐虚化为空洞的说教。     

传统文论语境中的《文心雕龙·神思》主旨新探

《文心雕龙·神思》的主旨被认为是“想象”由来已久,且持此观点的学者不在少数,这是当代文论语境下的解读,具有明晰的时代特色。我们认为,以还原刘勰的写作目的来考察《神思》的主旨也十分有必要,将有助于进一步窥探这篇文章的内涵,还原其历史面貌。通过研究可以发现,刘勰的《神思》主要是关于“言尽意”的讨论,作者在此文中把思维拉到极限距离的空间中,然后探索如何将之与写作磨合,从而达到“言尽意”。他认为这是创作文章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所以冠以“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之名。由此也可以认识到《神思》在整个《文心雕龙》的艺术理论体系中具有核心地位。     

“管仲相桓公”的历史叙事及其思想内涵

“管仲相桓公”作为具有重大历史影响的事件,在《周驯》《列子》《管子》不同文本中被加以改造,增添了该历史事件的思想性。因文本的思想旨趣各不相同,故不同的文本在叙述详略、叙述重点、叙述情节、人物设定等方面对“管仲相桓公”一事进行不同程度的改编。《周驯》侧重叙述桓公一人,旨在凸显桓公为君具备选择贤才的优良品质,这是由《周驯》的性质及其思想氛围所决定的。《列子》注重揭示管仲被重用的缘由为“命”“力”二者。而《庄子》以桓公杀兄的不义之举与管仲辅佐弑兄之君的张力,传达“守真”之旨。《管子》的《大匡》《小匡》则侧重叙述管仲之治国才能,旨在塑造管仲具备高超治国之才的形象。在历史叙事的视域中考察“管仲相桓公”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叙述方式,以期呈现历史叙事与思想史之间的紧密联系。     

历史、文化、学术背景下的《中国小学史》——以训诂学史为中心来谈

语言文字作为一个民族历史、文化之载体,对研究语言文字之学问进行＂史＂之构建,即是文化共时、历时系统之构建。胡奇光先生著《中国小学史》,以文化为切入点,对材料庞杂且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之＂小学＂进行＂史＂之构建,为我们提供了进行小学研究的新动力和巨大便利。在现今学术规范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小学史》,以期对重新构建＂小学史＂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