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孟子字义疏证》看戴震与孟子思想上的差异

<孟子宇义疏证>是清代著名考据学家戴震最重要的义理著作.在该书中,戴震欲以疏证孟子达到批判程朱理学的目的,书中虽以疏证为题,但戴震在思想上与孟子有本质的差异,这是我们在考察<疏证>一书在古文献学方面应该明确的.     

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创新性哲学诠释

戴震诠释《孟子》而成的《孟子字义疏证》，以“志存闻道”为治学宗旨，以程朱理学为理论基源，以社会变迁为时代起因，属意于理气心性的本体论创新和格物致知的方法论创新。在中国诠释史和哲学发展史中，具有终结封建，启蒙近代的特殊历史地位。     

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方言疏证》中体现的语法观念

戴震虽然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专著问世,但他对语法问题多有意会。他的训诂学专著《方言疏证》中有较强的词性观念和构词观念。戴震的语法观念经其弟子的继承发展,对第一本语法专书《马氏文通》的写作启发甚大。     

从《方言疏证》看戴震的训诂特色

作为清代考据学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反复强调训诂的重要性,并形成了一套科学的训诂方法。从《方言疏证》可以看出,戴震训释词义不仅利用传统的形义互求法,而且利用音理知识,本之六书,因声求义。他还利用异文,推本求源,从而沟通了语言与文字的关系。为做到言而有据,戴震又参之群籍,综核条贯,形成了鲜明的训诂特色。经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孙的弘扬光大,以词义考证为主要旨趣的考释终于蔚为大观,成就了中国训诂学史上的黄金时代。     

评述梁启超与《时务报》

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重一时,《时务报》也因梁启超而具有了独特的特色和影响。从这个联系出发,本文简要评述了梁启超及《时务报》。     

梁启超《诗经》研究述略

梁启超对于《诗经》及《诗经》研究的论述虽然没有严密的系统，但确可视为“诗经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分《诗经》为“南、风、雅、颂”四体，并分别作了详细的解释；他将《诗经》作为研究周史的重要史料，并认为通过《诗经》研究可以寻绎当时中华民族的心态与生存状态；他从学术史家的高度，对诗经学史进行了论述；在《诗经》的文学研究方面，他也有独到见解。综而观之，梁启超在《诗经》研究方面所做的除塞拓通的工作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研究天地。     

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对戴震理欲观的评析

理欲观是戴震义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戴震义理学区别于程、朱正统理学的关键 所在。清末民初,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学者大力阐扬戴氏义理学,力图恢复戴震的完整形 象,促使戴学成为显学。他们所共同关注者即为戴震的理欲观。由于阐释角度不一,所作的评析 差异较大。章太炎从政治视角理解戴震理欲观,认为戴震与程、朱并无根本冲突,双方是在政治 和伦理的不同层面上阐发各自观念。刘师培则分别用中、西学两种标准衡量戴震理欲观,既赞赏 其义理基于训诂,从而能超越宋儒的长处,又点明其不及西学严密的瑕疵所在。梁启超以哲学概 念评判戴震义理学,认为戴氏之理欲观是用“情感哲学”代“理性哲学”,与欧洲文艺复兴思潮在本 质上“绝相类”。这些评析,皆对中国近代思想、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甚至成为规范戴震研究 的某种“范式”。     

重新解读梁启超《新史学》

1902年，20世纪曙光初露之际，梁启超发表了著名论文《新史学》，犹如中国史学近代化正式发动的一声春雷，由此激起波澜壮阔的新史不思潮，其影响远达整个二十世纪。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梁启超正是这一演进过程中的最关键人物。他在批判传统史学的同时，所提出的一系列的相关主张，已经贯穿着符合现代科学精神的史学思想。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新解读他的《新史学》，对于新世纪中国史不宾发展必定会有所启示和裨益。     

《广雅疏证补正》内容之探讨

《广雅疏证》一书完成后,王念孙不断对之进行完善和补充,这些新成果后来被整理成《广雅疏证补正》。通过探讨王念孙进行补正所要达到的目的以及王念孙在补正中使用的新材料——碑文所具有的意义,认为:一是王氏补正的内容涉及全书,是对自己疏证的修缮;二是王氏的补正角度多样,包括增、删、改等多项内容,涉及对象包括字词、句段;三是王氏的补正以《广雅疏证》为依托,具有附属的性质。     

对梁启超民权学说的解读

民权学说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学说是不断发展、不断升华的思想体系。梁启超的民权学说可以从两个时期来考察,一是戊戌维新时期,一是流亡日本时期。前期主要在于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开通社会风气,实现“君民共治”,而后期融入了主权在民论、自由平等观、国民国家观。梁启超以报刊与西书为宣传媒介,以学会与学校为宣传场所,因时因地制宜,使民权学说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对社会进步、国人思想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梁启超“趣味主义”的美学解读

梁启超的“趣味主义”试图通过“无为而无不为”、“为而不有”的“不有之为”达成的生活艺术化,它以情感本能为基础、以社会责任为前提、以艺术审美为途径、以精神自由为目标,是生命自由的美学表达。     

梁启超对中国传统理想的阐释与社会主义论说

梁启超在中西文明撞击、相互影响的背景下,以贯通、互读的方式,把西方社会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联系起来,揭示大同、小康、民生等传统命题与社会主义的联系,立足于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对社会主义进行阐释。其中体现的执中鉴西的学术风格,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仍有启示意义。     

思想的退返现象——以梁启超为个案研究

20世纪前后,是中国思想大震荡的时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动是很大的,分化是多端的,这在思想界是普遍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就梁启超而言,他在思想上表现为时而前进而又时而保守、时而极端而又时而折衷。本文拟从对研究对象本身思想的强度和密度、社会的急剧变化、现代学术本身以及个体心理因素这四个方面来考察梁启超这一时代风云人物在思想上的退返现象,以期促进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     

浅谈梁启超词

梁启超作为近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学者,其生平经历与其词的“词史”品质息息相关。受辛弃疾影响颇深,词境悲慨也不乏有凄婉清丽之作。意象独特,善用燕子,热血,残月,泪光等营造词境。     

梁启超翻译语言管窥

梁启超在晚清民初的翻译界推起了"白话文之风"。他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不仅有效传播了东西方近现代的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观念,对中国社会文化转向产生重要影响,而且扩大了汉语的实质内容,促进了汉语词汇本身的更新。其中,词汇的新编、语言的通俗化以及言文的合一等,反映了近代文人学习西方文化、追求翻译语言变革的信念。     

论梁启超戏剧

梁启超戏剧对传统戏曲营造戏剧情境的方式进行了调整和改造,综合、发展并推广了前人的戏剧技巧,如化妆演说、对唱加对白等,其创作直接启示了中国近现代戏剧的文本操作,深刻影响了近现代戏剧走向。     

梁启超的“诗史”观——《饮冰室诗话》的若干诗学思想分析

梁启超作为"诗界革命"的始作俑者和主要提倡者,源于思想深处深沉浓厚的历史意识,在讨论近代诗学的过程中,融入传统诗学的"诗史"精神,又将之与近代以新民为主旨的启蒙思想紧密联系,为新诗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梁启超"和"思想简论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的著作浩如烟海,著述涉及政治、哲学、史学和伦理等方方面面.试图从他的合群观、中西文化的融合观以及政治调和观来窥探他对中国古代传统"和"范畴的继承发展,他的这些观点在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起到了思想启蒙和解放思想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文学启蒙思想的产生

作为晚清启蒙文学的领军人物,梁启超的文学启蒙思想有一个逐渐生成的过程。1898年9月（即戊戌政变）以前,晚清救亡图存的现实之需,促使梁启超开始从国民精神层面来考虑民族振兴之路,这在其思想文化观念上有具体表现,并由此引发了他利用文学来启蒙国民的初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