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依“三统、三道”不断更化的辩证进步历史观

以“三统、三正”的循环论,论定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形而上学的天道观与历史观,是错误的。董子的社会历史哲学是“继乱世者其道变”的不断更化的历史观;一切论定董仲舒的历史观为循环论者,实际上都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他对“汤武革命”的肯定;其历史哲学方法论是“举往以明来”;是“治国者以积贤为道”的政治论。概括起来即是：依照“三统、三道”不断更化的辩证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梁启超民族史观论略

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大胆地吸收西学改造思想，就历史观而言，一方面，以“不言《新学伪经考》”的新学术突破了早期所深受康有为影响的“三世说”史观，另一方面，他侧重用近代民族国家学说解释历史，建构了以民族史观为核心的史学思想；完成这一转变的学理则是以“人群”的进化观念，改造康有为“政制”、“文教”进化“三世说”变革中国的历史观，并在建构中赋予了民族国寡为突出特征的史观，以此为出发点呼吁“史界之革命”。     

董仲舒"三统"历史循环论质疑

董仲舒“三统三正”循环论历史观 ,这似乎已是公认的定论。然而这个定论却并不完全可靠 ,其中还存在着许多疑问所在。董仲舒是循环的历史论者 ,但他不是“三统”的循环历史论     

中西古典史学比较二题

在中西古典史学中,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从古典史学的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学家们以“人事”代替了“神意”和“天命”,充满着朴素历史唯物史观。但在历史的发展问题上,中西古典史学家们,尤其是西方古典史学家们,大都有着浓厚的“尊古卑今”和“怀旧”情结。受其影响,必然会产生历史观上的“历史循环论”思想。     

孟子治乱史观探析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是孟子对“生民以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演变规律的总结。长期以来,很多人把孟子的这种历史观看作是简单的“历史循环论”。其实,在孟子“一治一乱”概括背后,还有孟子对战国以降中国社会经济政治乃至道德状况等所进行的深入考察和思索,有对以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所进行的分析。孟子的治乱史观是以他的性善论为内在依据,并结合自己的民本思想和仁政理论所独创的一套自成系统的历史观体系,其中固不免囿限．但合理的成分也不容忽视。     

董仲舒“三统”历史循环论质疑

董仲舒“三统三正”循环论历史观，这似乎已是公认的定论，然而这个定论却并不完全可靠，其中还存在着许多疑问所在。董仲舒是循环的历史论者，但他不是“三统”的循环历史论。     

庄子的自由观

庄子的自由观具有两重性。即在社会历史层面上,他以循环论历史观为依据,抽象地否定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在精神象牙塔中构思自己的“自由王国”,其超越客观必然性的绝对精神自由是虚假的自由;但在宇宙自然层面上,他以“气本”,“气化”的朴素唯物论为基础,通过特殊的修养实践,肯定了个体的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其养“气”功夫和艺术创造活动,建立在对自然宇宙内在规律的合目的性的认识之基础上,此种精神快乐是真正的自由。     

司马迁的历史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循环论与变化发展观的二元统一.在司马迁看来,历史发展的外在形态是循环的,而每一个循环阶段又是变化发展的.这一思想的形成是受《周易》、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以及董仲舒的三统循环论综合影响的结果.五德终始说与三统循环论作为汉王朝为自身立法的理论依据,已成为汉人的思维模式,司马迁借用了这两种思想的现成模式构建了自己的循环理论.《周易》给司马迁提供了通变思想,“变”的眼光成了司马迁解读历史的武器.司马迁着重关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并试图通过对“变”的过程、“变”条件以及各种“变”之间的内在联系进行深入的考察来达到“通古今之变”的目的,于是又形成了其历史循环论大框架下的变化发展观.     

“辩证唯物主义”术语溯源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未曾发现“辩证唯物主义”一词出现。他们在称呼自己创立的新哲学世界观时,多是使用“现代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等。从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献上看,最先提出“辩证唯物主义”这一概念的是普列汉诺夫。有的同志认为普列汉诺夫是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最早提出的。实际上他早在《黑格尔逝世六十周年》一文     

魏源“藏富于民”思想探论

魏源是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主要代表和资产阶级改良派先驱。受家庭环境影响和时代变化刺激,魏源在经世实践中形成了“藏富于民”的思想。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内涵丰富,他主张藏富于农、藏富于商、藏富于工。他批判地继承了先秦儒家的“藏富于民”思想,合理借鉴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藏富于民”理念,综合吸收了其师友及清朝官员的“藏富于民”观念。魏源“藏富于民”思想具有时代局限性和落后性,但这一思想仍然有着进步的历史作用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试论孙中山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辩证法思想

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历史观,是以“民生”为核心。他认为“民生为社会进化的重心,社会进化文为历史的重心,归结到历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质。”这种历史观的基本倾向虽然是堆心主义的,但却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因素和辯证法思想,和他在政治思想方面一样,留给了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论康有为的_公羊三世_说

康有为以“变为天道”的宇宙观来观察人类社会,创立了以“公羊三世”说为形式的社会历史进化论.这是他致力于维新运动的重要理论基础.他的这一创论不但给“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崇古倒退史观以致命的打击,同时也对一治一乱、治乱更迭的历史循环论以根本的否定,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从“文化中国”向“主权中国”视角转换的理性端点－－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近代意蕴

魏源根据“世界历史”新格局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契应了中华民族由前现代的“文化中国”过渡至近代“主权中国”的合历史逻辑需要；因而不愧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个慧识。其中含融的近代意蕴为：（1）建构了“文化中国”被“主权中国”取代的理论入口；（2）开他最爱国主义由传统向近代转型的先河；（3）成为古典历史观向近代历史观质变的中介；（4）代表了民族文化在“世界历史”新境遇中自我保存与发扬光大的正确心路。     

司马迁的古今观

与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史目的保持一致,尽管在具体事功上对古今似有偏重,但司马迁基本上还是坚持了等视古今的理性态度。因古今在揭示天人关系上的同等地位,司马迁既反对崇古也反对厚今。因而在处理古今关系上他强调“古今一体”而要求通晓古今之变。司马迁对古今的态度及其对古今关系的认识与其历史观密切相关。因古今时长的可调性,从宏观上看,司马迁在审视古今历史发展的总体历程时采取了循环论模式;但是从微观上来看,司马迁在审视具体的古今变化时又秉持明显的进化史观。     

说“末世”

<正>在《红楼梦》一书中，曹雪芹曾多次用过“末世”一词。主要的，有如下三处：一是第一回，写贾雨村身世，嘲讽他“生于末世，父母祖宗根基已尽”，但仍要“求取功名，再整基业”；二是第五回，王熙凤的判词，慨叹她“凡鸟偏从末世来，都知爱慕此生才”；三是第五回，探春的判词，惋惜她“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作者何以要在这三个人物身上，赫然用此一词呢？似有说一说的必要。     

《淮南子》“质”的美学辨析

《淮南子》以黄老之学为中心,兼具杂糅百家特质,其美学思想也具有此类特性,集中体现在对“质”的美学阐发上。《淮南子》在强调“必有其质,乃为之文”的前提下,从“美质”“中质”“丑质”三个方面全面阐述了“美”的内涵,建构“至纯之美”“文饰之美”“转化之美”的思辨思想,在当时乃至当下都具有探讨的价值和意义。     

对《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的商榷

本文不同意《试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点》一文阐述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属辩证法范畴的看法，首先，针对性地举出如下理由：“历史观点”解决的是历史观的问题，把“历史观点”归入辩证法不能显示它的特点；在有关经典著作中找不出它属辩证法的必要根据。然后，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认为：“历史的观点”的对象是人类史，“历史的观点”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从《圣武记》看魏源的军事地理思想

魏源(1794—1857)为湖南隆回县人,是晚清杰出的爱国主义思想家、史学家,也是一位地理学者。魏源生逢乱世,有感于清朝内忧外患的局面,颇致力于兵、食二政的研究和著述。他晚年侨寓江淮,目睹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之经过,“忾然触其中之所积”,于是发愤作成《圣武记》一书,以励国人。该书虽是一部关于清代历史的专著,但于有关军事者论述尤详,其中许多内容反映了魏源的军事地理思想。     

道之文与文之道——论刘勰的文艺观念之一

<正> 三、文之道 (接89年第3期)在从哲学的高度对人类何以有文的问题进行阐述之后,刘勰进入对人类之文发展历程的具体考察。这一考察一方面是对人类何以有文之“道”的具体历史的证实,另一方面又是“道”与文之关系的落实和具体化。前者说明:“自然之道”在考察人类之文发展历程中同样具有指导、统领作用,对人文的考察是服从于“原道”主旨的;后者则是“道之文”向“文之道”的转化,是要从人文发展历程中初步总结出“文之道”。     

《世说新语》书名考论

《世说新语》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其书名多而杂,何为原书名,学界并无定论。据相关资料考证,刘义庆著作时原书名当为《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皆为后起。通过《世说》与“说”体文之间的关系分析,可解释刘义庆以“世说”名书的合理性。此外,通过与刘向《世说》相比较,可揭示刘向《世说》即刘义庆《世说》之书名、体例和旨趣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