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最高成本价格理论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

康世立同志是最高成本价格论的创始人。对最高成本价格论,我曾在《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上撰文商榷。1991年《河北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上发表了康世立同志的《就“最高成本价格”问题与唐国增同志商榷》一文(以下简称“康文”),对我的异议给予回答,并进一步阐发了最高成本价格理论。反复拜读康文之后,我仍感最高成本价格论难以成立,故特撰此文与康世立同志再商榷,也望经济学界同仁参与争鸣。     

略论“整体小于部分之总和”的根据和意义

“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之总和”,这个由亚里士多德提出的观点,被现代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看作组成系统的著名定理,并已在目前的系统论研究者中被承认为系统问题的一个正确的、基本的观点。目前,我国学术界有的同志详细论证了“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这一原则,但否认整体与部分之间还存在“等于”和“小于”的关系。也有的同志主张“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才是“系统整体性原则的实质”,否认“整体大于部分之总和”的原则。我认为,在系统整体中,不但存在着“整体大于或等于部分之和”的状况,而且存在着另一种状况——“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由于这种“小于”关系尚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和讨论,且由于“大于”和“等于”关系已有人加以论证,我在这里只就“整体小于部分之总和”的根据和意义谈些浅见。     

论“虚假的社会价值”是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扣除及其它——关于资本主义地租的几个问题

农业的资本主义经营,也是为了剩余价值,要求平均利润。因此,农产品也要按社会生产价格出售。但农产品社会生产价格的确定与工业不同。在工业中,社会生产价格由部门成本加平均利润构成。在农业中,社会生产价格只能由劣等地产品的个別生产价格来调节。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包括劣等地上的资本都获得平均利润,使社会对农产品的需要得到满足。这样,农产品社会生产价格,必然高于优等地和中等地上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使二者的资本都能获得大小不等的超额利润。由于土地所有权的存在,它转化为级差地租,落入土地所有者手中。显然,这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农产品社会生产价格总额,超过了个别生产价格总额,因为,除了劣等地上农产品的个別生产价格本身等同于社会生产价格之外,其余的都低于社会生产价格。马克思把这个超过额称为“虚假的社会价值”。     

若不改进 不如取消

“三好学生”在今天可能已远不止“三好”,它应包含德智体美劳的全方位优秀。不可否认,这也是我国教育的一个理想目标,但在现实的操作层面还存在相当问题:问题一:“三好学生”的附加值出现了问题不得不承认,“三好学生”在当今社会已不仅仅是一个荣誉称号,它已具有了越     

也谈生产价格与社会必要劳动

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在讨论价格形成基础问题的过程中,有些同志为了论证生产价格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必然性和合理性,提出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生产价格直接就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每种商品的生产价格无论是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直接等于社会价值。我们认为: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理论和生产价格理论不相符合,其论据是不能成立的。     

就“最高成本价格”问题与唐国增同志商榷

1981年我在《河北师大学报》第4期发表了“最高成本价格”论。1989年唐国增同志在《学报》第3期上发表了《“最高成本价格”理论能成立吗?》对拙见提出异议。同年又在《学报》第4期发表了《价值转形问题探讨》,正面阐述了自己对价值转形的看法。一种新见解公开发表后,按正常情况,学术界如不赞成就应该提出质疑、反驳、批评或批判,原作者再进行答辩、反批评,或进行修改、补充,或承认错误。这样,大家都去努力探索,才有可能尽快达到真理性的认识。但是,我国学术界对拙见的长期沉     

试论“八荣八耻“的合理性和路径选择

胡锦涛同志在新的形势下提出“八荣八耻”,主要从现实和历史的视角论证了中国公民应具备的基本道德素质。因此可见,“八荣八耻”有其历史合理性。如何从合理性入手,将“八荣八耻”贯彻到新的实践活动中去,也成为了中国人民面临的新的历史课题,本文对此也提出了一些对策。     

关于明初徭役制度的两点商榷

近年来发表的左云鹏同志的《明代徭役制度散论》(以下简称“左文”)和唐文基同志的《明中叶东南地区徭役制度变革》(以下简称“唐文”),都探讨了明初徭役制度的内容,提出了一些有启发的见解。但又感到二文在某些问题上对史料的理解和运用稍欠严谨,     

“圆规”、“枣核”是借喻——答严绪炎先生

<正> 严绪炎先生从《“圆规”、“枣核”是借喻,还是借代?——与曹石珠先生商榷》(以下简称严文,《语文月刊》1997年11期),对拙文《“欢笑盛开在眼睛、眉毛上”是比拟》(以下称拙文,《语文月刊》1997年6期)中两个“借喻”例句提出异议。应该说,发表学术上的不同见解,本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严文不仅观点错误,而且歪曲了拙文。为“正视听”,不得不再谈谈我的看法,也作为对严文的答复。     

论秦末农民起义中的皇权思想

中国古代农民阶级的皇权思想问题,是目前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中争论较大的问题之一,不仅对皇权思想的涵义各叙不一,而且对其性质和特点也众说纷纭,甚至有的同志认为“缺乏皇权主义倒是中国农民战争的特点。”因此,展开讨论是十分必要的。 要明确“皇权思想”的涵义,应首先明确“皇权”一词的涵义。“皇权”,就是指封建皇帝的权力,这一权力在封建社会是至高无上的,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它是封建国家权力的象征。封建的“皇权”在封建意识领域里的直接反映,就是“皇权思想”。皇权思想首先是承认皇权存在的合理性,具体表现上就是实行皇帝的命令和接受皇帝的封赐;其次是承认皇权的直接代表——皇帝是现实生活中的最高主宰,在具体表现上就是“拥护好皇帝”;第三是承认封建皇权的世袭制,在具体表现上就是承认王位的传子制度。皇权思想,就其阶     

论我国市场结构的失衡与重组

在现代产业组织理论中,市场结构是产业组织分析的基础,是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因为市场结构的性质,直接决定着产业中企业的市场行为,并进而决定着产业的市场绩效。目前,我国企业的市场行为不规范、市场效果差,起因于我国不合理的市场结构。分析研究我国的市场结构已成为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市场结构分析的基点:寻求竞争和垄断的均衡 所谓市场结构是指在特定的市场中,企业间在数量、份额和规模上的关系,以及由此决定的竞争形式。它主要反映了市场的竞争和垄断情况、专业化和经济规模水平。因为产业组织理论中的市场结构主要是以企业为研究对象,直接反映了企业之间竞争和垄断关系以及资源的配置情况,决定了市场结构分析的基点在于寻求竞争和垄断的均衡,从而获得竞争活力和规模经济。竞争是商品经济发展中必然存在的现象和内在属性,它作为一种客观作用力,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马克思对此作了最好的说明:“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他们不承认别的权威,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互相利益的压力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竞争作为商品经济的“最高权威”,主宰着每个商品生产者的命运,执行着“优胜劣汰”的规律。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是一切经济活动和经济进步的原动力。当然,竞争     

广义的论证与狭义的论证

近年来，由刘宗棠先生《沦“承认”》[1]一文引发了我国逻辑学界关于论证定义的讨论。刘文不同意普通逻辑“论证就是用～个（或一些）真实命题确定另一命题真实性的思维过程”的定义，认为它作为定义过苛过窄了。刘大提出的论证定义是：“论题A成立，因为论据B成立，并且B能推出A——这就是论证。关键在于谁承认了论据B，就一定导致承认久而B是否‘真实判断’并非重要问题。”以后发表的讨沦文章虽观点各异，但基本上可分为两类，有的赞成普通逻辑的定义，有的倾向刘宗棠先生的定义。刘宗棠先生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在《再论“承认”））［…     

究竟什么是论证——与刘宗棠同志商榷

我校刘宗棠教授于1992年在全国第五次形式逻辑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了《论“承认”——逻辑论证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文,引起了热烈的反响。自本刊1993年第1期刊载这篇论文后,陆续收到一些专家学者的来稿,参加讨论。张盛彬教授的《从“承认”说到“共许”——读刘宗棠的<论‘承认’>》（见本刊1993年第4期）,对刘文给予了肯定的评价。马佩教授等的《究竟什么是论证——与刘宗棠同志商榷》则对刘文的观点进行了批评。本刊本着“百家争呜”的方针,都予以发表,以促进我国学术事业的繁荣昌盛。     

论说文教学——教学杂谈之五

凡是以发表自己的主张,宣传真理,或者以批评别人的主张,纠正谬误,使别人不得不承认为目的的文章,我们就称它为论说文。这种文章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作者正面提出自己的主张,证明自己的主张,以“立”为主,我们叫它“立论”,一种是     

“承认”说的论证规则及其应用

“承认”说认为:“人们之所以要进行论证,其目的就是谋求‘承认’”。它的论证规则有很多主要内容不同于现行教材中的论证规则。其论证规则能够有效地应用于工作及日常生活等各个领域。     

中介——第三者——一分为三——与朱宝信同志共商

中介是普遍存在的 ,并具有多重含义。承认中介的存在 ,并确认它是第三者 ,这是一个突破 ,但对第三者的理解还应该拓展开来。既然承认中介、第三者 ,那就顺理成章地要确立“一分为三”命题 ,当然 ,“一分为三”并不完全等于“中介论” ,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最高成本价格”理论能成立吗?——与康世立同志商榷

纵览康世立同志有关"最高成本价格"的理论观点,可把他的"最高成本价格"理论归纳如下:1、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同.在资本主义,一个企业如果不赚钱,是绝不会维持再生产的.在社会主义,以食利为生的地主、资本家已经不存在了,是否赚钱已不是一个企业存在的必要条件了.2、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决定了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是由很多企业提供的,包括优、中等企业和     

中介--第三者--一分为三--与朱宝信同志共商

中介是普遍存在的，并具有多重含义。承认中介的存在，并确认它是第三者，这是一个突破，但对第三者的理解还应该拓展开来。既然承认中介、第三者，那就顺理成章地要确立“一分为三”例题，当然，“一分为三”并不完全等于“中介论”，因为它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     

再论究竟什么是论证——复张盛彬、杨世秀同志

我和李振江撰写的《究竟什么是论证》一文(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1期)对刘宗棠,同志《论“承认”》一文提出了商榷意见,接着张盛彬、杨世秀同志又分别撰写了《究竟什么是成功的论证》(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关于论证、论据与承认》(载《贵阳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肯定刘宗棠同志的观点,并对我们的文章提出了商榷意见.为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展开讨论,以促进我国逻辑界对“论证”的研究,特撰写此文,对张盛彬、杨世秀同志文章(以下简称“张文”、“杨文”)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反驳如下:     

简答关于“偏颇”的责难

本学报1985年第4期发表了徐新杰同志的《〈陶渊明诗文选注〉商榷》,对唐满先同志的选注本提出了21条意见;1987年第2期发表了唐满先同志的《疑义相与析》,对徐文作了回答。唐文在谈到《咏荆轲》中“心知去不归”的解释时说: 诗中说“素骥鸣广陌”,《史记》说“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送行的人明明都“心知”荆轲此去不归,所以“心知”者是大家。从《商榷》原稿的复印件看出,原稿本来是“此‘心知’者,不独进行诸人,荆轲自己也在内”。这样解释是对的。学报发表时却把这句改为:“此‘心知’者,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