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越边境哈尼族跨国婚姻的“制度路径”探索分析

分布在滇越边境线上的口岸和无数民间通道为跨境流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加之相似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自古以来滇越边境哈尼族就有着跨国通婚的传统。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水平提高,打破了原先滇越边境跨国婚相互流动的格局,越来越多的越南女子通过"非法"方式嫁入中国,并呈"一边倒"趋势,出现女方入境通婚多,男方出境通婚少的局面。非法跨国婚姻给边境地区带来的诸多的社会问题,亟需从国家正式制度中寻求解决的路径,在分析非法婚姻存在现实及困境的基础上,从"树立法律意识、特聘当地人、降低婚姻成本"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路径。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中女性婚姻迁移的原因和影响——以云南省文山州为例

中越边境跨国通婚数量逐年上升,越南女性通过婚姻迁入中国现象突出。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我们发现云南边境跨国婚姻主要是由经济差距的推力和拉力、人口性别比例失衡、女性婚姻观念转变、传统习惯等原因导致;越南女性的进入对云南边境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它改变了两地人口结构,形成新的移民文化,对户籍、婚姻、生育管理制度形成挑战,并引发某些社会和公共安全问题。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的动机和社会影响——以云南省麻栗坡县为例

婚姻是男女两性结合,并被一定历史时代、一定地区内的社会制度及其文化与伦理道德规范所认可的夫妻关系,它虽受一定的自然属性的影响和制约,但主要受制于社会经济关系。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中越边境通婚数量逐年上升。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反映的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而且也是人们的一种文化诉求,是典型的功利型婚姻,婚姻动机带有明显的利益追求动因。跨国婚姻不仅加强了中越两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促使婚姻模式发生转变,同时也引发了相关的社会和边境安全问题。     

中越边境哈尼族果角人的饮食结构——以云南绿春县平河乡咪欧村为例

果角人是中越边境上的一个哈尼族支系。果角人实行梯田稻作农耕,其饮食结构依托当地物产形成,具有当地特点。果角人的主食是产自梯田的红米饭,佛手瓜、笋子是村民最常食用的蔬菜。由于各种祭祀活动不断,鸡的消费量较大。果角人喜饮自产的酒、茶。居住在国境线的特殊性,使他们在饮食方面与越南哈尼族有所交流。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对云南边疆社会发展的影响与应对

迅速发展的中越跨国婚姻,对云南边境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学术问题。笔者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图寻求解决这一实际问题的途径与方法,并对这种复杂的婚姻状态进行文化思考,将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和现实社会问题乃至行政措施结合起来,以期得出合理的价值判断。     

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的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

近年来,亚洲女性的跨国移动备受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女性以婚姻或劳务输出移居到其他国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越南女性通过与外国人结婚的方式移居至中国台湾、中国大陆、韩国等国家与地区。在亚洲婚姻移民视角下梳理中国和越南对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的情况,旨在为继续中越跨国婚姻问题研究提出思路和设想。     

中缅边境跨国婚姻模式探析——以保山市为例

中缅跨国婚姻模式主要体现为资源交换婚姻、互补婚姻、欺诈婚姻三种模式,从其婚姻动机、交往途径、婚姻现状看,都具有交换性质,基本模式为"交换婚姻"。这种"交换"关系并非感情与感情的交换,更多掺杂的是物的因素。这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是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生态文明与少数民族特色村落建设——以哈尼族传统村落为例

2013年伊始,全国中东部地区陷入雾霾天气,PM直逼最大值;西北地区沙尘暴和极端气候持续不断;云南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又出现严重的干旱。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天空湛蓝、绿树成荫、稻米飘香、泉水叮咚,这就是生态绿色家园——哈尼村落。本文将以田野调查为拮据,揭开哈尼族传统村落生态文明的神奇面纱。     

中越边境地区跨境非法婚姻探析——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跨境非法婚姻现状调查

文章以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为例,对中越边境地区跨境非法婚姻的现状和成因作了分析,指出其既违反我国出入境法律法规,又违反涉外婚姻法律法规,同时还伴生出跨境违法犯罪、妨碍计划生育、影响边境稳定等问题,并从加强法制宣传、严格边境管控、开展司法协作、建立遣返机制等方面提出了解决跨境非法婚姻问题的对策建议。     

哈尼族婚俗与女性婚姻变迁——以金平县马鞍底乡哈尼族啰们人为例

长期以来,哈尼族啰们人世居在中越边境深山峡谷里,过着农耕生活,田间谈情说爱、林中对唱山歌选配偶的美好生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婚姻习俗。但随着外界的接触和交往,啰们人的本土文化正面临着被同化或消失,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后,成年女性以各种途经大量远嫁他乡,给啰们人带来了一系列社会文化的变迁。本文以田野调查资料为谨据,简要探讨哈尼族啰们人女性婚姻的变迁。     

仪式与民族村寨文化的构建——以中越边境太平村哈尼族的调查为例

仪式是民族村寨文化构建的核心组成部分。论文以中越金平县太平村哈尼族的调查为基础,从仪式与村寨时空、仪式与宗教信仰、仪式与生态文化几个方面,阐述了仪式对于哈尼族村寨文化构建的重要性,同时指出当前村寨文化发展中存在偏离本民族文化的危险。     

边境哈尼族村落文化变迁的时间机制——以云南省江城县龙富村为例

江城县龙富村位于云南省中、老、越三国交界处,这个哈尼族村落在近20年时间经历了橡胶种植、边境管理、基督教等带来的剧烈文化变迁。时间民俗的变化触及了这个哈尼族社会文化的深层结构。通过民俗学时间研究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揭示了龙富村的时间观念、时间制度、生活节奏如何作用于民众日常生活的文化调适。在稻作生计模式向橡胶种植转型的过程中,时间民俗文化经历了瓦解、失忆、并置与涵化的过程。跨境族群和生计改变的特殊现实,迫使龙富村哈尼族的岁时节日、历史记忆、生活作息形成一张新的民俗时间表,也透露出哈尼族村落文化变迁的内在时间机制。     

边境地区国家认同教育的困境与对策——基于对中越边境学生的调查

边境学生的国家认同关系边疆与国家的安稳。在对我国中越边境学生国家认同教育的调查中发现,我国中越边境地区学生的国家认同教育面临整体效果不佳、学校中国家认同教育偏差、家庭与社区中国家认同教育缺失的困境。在意义重大与面临困境的双重压力下,边境地区的国家认同教育应构建内容上以传承和创新文化为核心、形式上涵盖文化所有场域的国家认同教育体系,以走出困境。     

中国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和谐性发展的对策思考——以云南省为例

因受自然环境、历史和现实性因素的三重影响,中国云南省中越边境民族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既内含着和谐性因素,又隐含着制约性因素,找寻"症结"并施以对策,可推动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和谐性发展。     

中越民族地区节庆体育活动开展的现状研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

凭祥市的地理位置对发展中越民族特色体育活动具有很好优势,但凭祥市的体育设施薄弱,数量少、质量差,政府对民族体育活动支持力度不够,缺乏活动保障措施等因素,制约了边境地区民族节庆体育活动的发展。为此,应加强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管理和使用,加大中越双边体育活动开展的宣传力度,提升影响力,充分利用中越已有的交流平台,着力打造特色的体育文化品牌。     

哈尼族民俗新风尚社会适应研究——以哈尼族村寨为例

哈尼族是一个以口碑来传承本民族文化的少数民族,在哈尼族村寨,伦理道德与社会风俗习惯在上千年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口碑方式进行传承,在传统节日以及生产劳动中得以代代相传,形成了哈尼族村寨规范和适应社会变迁的传统典范。     

中越边境跨界民族基础教育的比较研究——从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视域的考察

跨界壮岱族群的异质化发展说明了跨界民族的民族过程取向是分解而不是联合的总体发展趋势,这与现代民族国家学校教育体系息息相关。从中越两国边境少数民族基础教育的发展政策、本土教师的培养模式和激励机制、少数族群地区中小学使用教育语言的政策影响边境跨界民族青少年价值观等的比较中,我们认识到:文化认同教育是民族建设的重要路径,而学校教育是文化认同教育的必然选择。     

新时代中越边境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路径创新探究——以广西凭祥市为例

随着中越边境贸易合作的不断加强,中越两国的文化交流也不断加深。由于受到外来文化、不良社会思潮和经济贸易负面影响等的冲击,中越边境地区中小学生爱国主义教育面临新的干扰、爱国主义教育主体责任缺失、爱国主义教育内容显得相对滞后等现实困境。本文主要讨论通过增强爱国主义教育主体责任意识、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潜在优势、丰富爱国主义教育民俗文化内容、建设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人才队伍、优化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等路径创新,以期实现中越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质量的有效提升。     

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标准、困境及路径——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为例

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不仅有助于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还会促进边境牧区民族团结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与铸牢。结合边境牧区治理实践,借鉴既有研究成果,可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法治化、治理过程民主化、治理工具智慧化等五个方面衡量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形态。多元主体治理格局尚未形成、治理机制法治不足、牧民参政程度较低、治理智慧化水平低、边境牧区治理存在无效的风险是边境牧区治理实践中面临的突出问题,阻滞了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实现。实现边境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须从推进牧区治理多元协同、提高边民整体法律素质、完善民主参与机制、以科技支撑牧区治理体系现代化、深化边境牧区治理绩效动态化管理等方面着手。     

村落别名故事的民俗学研究——以庙头镇八村为例

民间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宗教、信仰、伦理、民俗等留有先民的心理痕迹和经验残余的语言符号,是一个族群的心理生活和现实生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出现和逐渐演化的产物的记载。民间故事总是根植于一定的民俗文化背景中,具有立体性、多面性的特点,是一种特定的民俗符号,从它们身上可以找到当地民众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精神生活。通过对全州县庙头镇的八个村落的别名来源考察和文化生态环境的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中所蕴含的民俗意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