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桢与元末“铁崖乐府诗派”

以杨维桢为代表的元末铁崖诗派,是中国文学史上规模最大、诗人最多、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乐府诗派。由杨维桢与李孝光于元泰定帝泰定五年所倡导的＂古乐府运动＂,前后持续达30年之久,是乐府诗史上继中唐＂新乐府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更大规模的乐府诗革新运动。这场以＂宗唐复古＂为标帜的＂古乐府运动＂,不仅使元末乐府诗的创作,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座无与伦比的高标,而且还开阔了人们的＂古乐府＂视野,更新了人们的＂古乐府＂观念,加深与加强了人们对于新的文学思潮下的＂古乐府＂的认识。并对明代初、中期刘基、高启、李东阳等人的乐府诗创作影响深远。     

论元代乐府诗的入乐问题

元代的乐府诗,无论是旧题乐府还是新题乐府,大都是可以配乐而唱的。在＂乐府音节,自宋已失其传,生今之世,无复能辨之者＂的文化背景下,元代乐府诗所具有的这一特点,成为了乐府诗史上的一个奇迹。元代乐府诗所配唱之乐,主要是诗人们（含坊间乐工）创制的＂今曲＂。因而,＂今之曲歌于古,犹古之曲也,古之词歌于今,犹今之词也＂,就成为了当时诗人们的共识。在这种乐府观念的指导下,元代诗人们无论是于乐府诗还是古诗,大都称之为＂歌＂,即认为其都是可配乐而唱的。于是,元代乐府诗可入乐而歌的现实,与盛行于当时的散曲、杂剧、词体艺术等互相融合,从而构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音乐文学王国＂。     

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与特点

明代初期的乐府诗创作,既受元末以杨维桢为代表的＂铁崖乐府诗派＂的影响,又有着其自身的特点。从乐府诗的类别而言,明初乐府诗的创作趋势,主要是集中在＂古乐府＂、宫词类乐府、旧题乐府三个方面,并因此而形成了三股创作潮流。明初的＂古乐府＂,主要是指＂杨维桢式＂的古乐府诗,其中既包含着旧题乐府,更多的则是一些＂自创新题＂的新题＂古乐府＂。因＂宫词事件＂而兴盛于皇族的大型连章体《宫词》,成为了明初乐府诗创作中的一道奇观。从复古的角度进行旧题乐府的创作,并使之具有即事性、讽喻性等特点,是明初乐府诗创作的又一道风景线。     

两宋乐府诗鸟瞰

乐府诗是两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宋乐府诗不仅创获甚多,成就卓著,而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各具个性与风采.北宋乐府诗既受唐人乐府诗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又有着自己鲜明的时代特征;南宋乐府则因"靖康耻"与"家国恨"的特殊历史原因,形成了一道闪耀着爱国主义光芒的乐府风景线.两宋乐府诗所凸显出来的三大特点,对金、元时期的乐府诗创作,均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     

元代“西北子弟”的乐府诗创作

元代是一个多民族共存的大一统国度,少数民族诗人为元代乐府诗的繁荣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诗人,有雍古族诗人马祖常、答失蛮后裔萨都剌、维吾尔族诗人贯云石、突厥诗人迺贤等。他们参与创作的事实,不仅反映的是少数民族诗人在元代乐府诗创作中的异军突起,更是构成了乐府诗史上一个闪光的亮点。而在题材内容方面以关注社会现实、反映民间疾苦为主,形式上以歌行类乐府为主的创作格局,又形成了元代少数民族诗人乐府诗的最鲜明特色。     

论曹氏父子的乐府情结

曹氏父子现存的130首乐府诗,是文人乐府诗史上的第一座丰碑。曹氏父子之所以创作了如此多的乐府诗,与其均雅好音乐等关系密切。曹氏父子对乐府诗所产生的情结虽各有别,但对王权的向往、追求与依恋,乃为其共性。     

民俗视阈里的中唐乐府诗

乐府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是中国诗歌史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乐府诗中有很多关于民风民俗的描绘,而中唐乐府诗作为乐府诗史上的高峰之一,自然也有很多描绘风俗的佳作。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诗作主要有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人生礼俗、游艺民俗、民俗观念六大类。这些类别的乐府诗体现出了对风俗本身的描绘更加细致、深层次挖掘主人公的民俗心理、转换观察视角使旧题焕发新意等特点。中唐乐府诗中民俗题材的作品之所以有这些特点与唐代的政治经济、前人的文化积淀、中唐乐府诗人的革新创作理念有关。     

明代叙事诗批评研究

明代古典叙事诗诗论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乐府诗的批评与对“诗史”的认识。在复古主义思潮下的乐府诗创作的批评,其以复古求创新,使对乐府诗创作的理念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杜甫“诗史”称谓的审视,多方位、多角度的探讨,深化和拓宽了“诗史”这一观念,客观上推进了古典叙事诗的发展。     

论陆机对汉魏乐府的接受

＂太康之英＂陆机,是继三曹之后大力创作乐府诗歌的重要作者。他的乐府诗积极接受汉魏乐府的影响,几乎全部运用古题,并在题材、内容、主题、风格上极力模拟前人作品。在模拟的同时,陆机也力求创新。他的诗语言丰富,辞藻华丽典雅,对仗工整,叙事性减弱而抒情性增强,使乐府诗进一步走向了文人化的道路,深远地影响了后代诗人,并对汉魏乐府成为经典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音乐与乐府诗关系探微

音乐与乐府诗的联系十分密切,文人为了音乐的需要而参与乐府歌诗的创作,开始了文人乐府诗创作的源头,又因乐曲的失传而开始了脱离了与音乐的联系的诗歌创作,使得乐府诗成为独立的文学形式。文人乐府诗虽然渐渐远离了音乐的束缚,但相互间的潜在联系依然存在。     

“前乐府”及其在先秦的创作

“前乐府”是指汉武帝“乃立乐府”之前的先秦乐府诗。现存的“前乐府”,共计为133题163首,按其篇名之所示及其音乐性之特点等,大致可分为“琴曲类”、“古歌类”、“综合类”三类。“前乐府”的作者主要由官吏阶层与普通民众两大群体组成,其中,孔子因创作了15题16首“前乐府”,成为先秦文学史上在诗歌数量上仅次于屈原的一位诗人。“前乐府”虽然题材内容丰富,但却绝少爱情之作。     

西晋时期地方军府与州府的关系及演化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关系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个巨大的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本文即探讨了西晋时期军府与州府的关系,揭示了这一时期地方行政军事化的特征.     

论《豳风》

<诗经*豳风>的创作时期多在西周,<七月>一首或早于周初;所在地域可能是北豳而非南豳;特色一是表现了周族世代先祖擅长农业的传统,二是表现了对和平生活的急切向往,三是有的比兴手法与<易>的同类爻辞非常相似,显示了西周早期诗歌的某种风彩.这些使其在十五国风中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     

晁公遡诗歌论略

南宋文学家晁公遡的不少诗作表现了抗金复国的时代主题,反映了金人的侵略战争和南宋朝廷的妥协投降政策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同时他有更多的作品反映民生疾苦,揭露封建官府的横征暴敛,披露官场内幕和各种社会矛盾,将封建官吏的日常政务引入诗中,对宋诗题材具有明显的开拓。其数量较多的日常题材诗作,富有生活气息,以俗为雅,意趣不凡。在艺术上,晁公遡的诗歌避免了北宋后期诗歌的典奥,风格平易,反映了南宋前期诗歌逐渐走出了江西诗派的樊篱。     

试论《君子于役》的魅力所在及其启迪意义

《君子于役》作为《诗经》中思妇题材的优秀篇目，其魅力在于以一瞬表现永恒；取景典型、移情于景；语句朴素而内蕴丰厚。对于东汉末年的《古诗十九首》、魏晋南北朝时期抒写相思离别之情的民歌和人诗、唐朝的春怨闺情诗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开启作用。     

“拭”“抹”“擦”历时更替研究

"拭""抹""擦"这三个意义相近的词活跃于历史上的不同时期,经历一个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先秦两汉,常用"拭"来表示"用手拿东西擦掉人或物"这一概念。"抹""擦"萌芽于汉代,直至魏晋南北朝,"拭"仍然呈现出一枝独秀之态。宋明以后,"抹""擦"在口语中基本能够"拭"相互角逐,到了清代以后"抹""擦"在口语中逐步取代了"拭"。     

郭茂倩的声诗观与《乐府诗集》的编纂

郭茂倩编辑《乐府诗集》,从音乐性质、社会功能诸方面考虑了“乐府诗”的特征,而“声诗”概念的运用,反映出他所认同的乐府诗主要体现了三方面的特点:从入乐方式看,“先有诗然后被于声而播金石”;就“诗”之内容看,皆“诗人六义之余”;由应用功能看,大多服务于祭祀、宴享、行军等仪式。他不将当时最为流行的“由乐定词”、“依声填词”的“乐府”录入《乐府诗集》的事实,则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他的基本编纂宗旨,也表现了南北宋之交文人士大夫力求维护和恢复诗乐传统,“务尊其体”的诗家立场。     

义净诗二首探微

初唐义净在印度的第十三年创作《杂言》和《一三五七九言》诗，《杂言》的辞式结构和乐府、歌行形成呼应而又别具特点，《一三五七九言》成为“宝塔诗”之祖。     

再谈《木兰诗》“唧唧复唧唧”与“双兔傍地走”

作为"乐府双璧"之一的《木兰诗》,又称《木兰辞》,以其动人的故事内容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北朝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代表了北朝乐府民歌的杰出成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虽然几乎各时期的中学语文教材都将《木兰诗》收入,对"唧唧复唧唧"、"双兔傍地走"等词句的解释却存在不同程度的误读,进而影响了几代人对《木兰诗》的理解。     

论徐祯卿的诗歌与诗论

徐祯卿的诗歌创作,以登第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所作,沈酣六朝绮艳诗风;登第后与李梦阳等交游,改趋汉魏、盛唐,兼有南北诗风之长。其乐府诗、送别诗、抒怀诗尤多佳制。其诗论著作《谈艺录》虽仅四千多字。但论“诗之源”与“诗之流”、“因质开文”与“因情立格”、“广其资”与“参其变”诸问题,均具卓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