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金代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经常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巨大的思想负担。金代统治者对待传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有着独特的演化,表现在实施一系列重大的举措来淡化＂华夷之辨＂思想,对金代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仲舒天人关系论中包含的社会契约论思想

社会契约论思想是西方现代政治制度的蓝本,这一思想早在伊壁鸠鲁时期就有所萌芽,而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开始时就被霍布斯、洛克等人推到顶峰。在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西汉大儒董仲舒的思想中,就有了与社会契约论思想极为类似的思想萌芽。他在《春秋繁露》的天人关系论中包含有社会契约论思想。     

"华夷之辨"综述

源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代得到确立,此后便一直存在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之辨”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所以本文对“华夷之辨”形成时期以及它的演变时期的研究做了具体论述,之后又论述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具体事件。     

董仲舒论"观"

《春秋繁露》一书中出现＂观＂字多达67次,＂观＂字在《春秋繁露》中的频繁出现体现了它在《春秋繁露》中的重要性。通过对＂观＂的主要意思、主体、内容与目的以及方式等方面的逐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了解。     

董仲舒论“观”

《春秋繁露》一书中出现＂观＂字多达67次,＂观＂字在《春秋繁露》中的频繁出现体现了它在《春秋繁露》中的重要性。通过对＂观＂的主要意思、主体、内容与目的以及方式等方面的逐步分析,有助于加深对《春秋繁露》中董仲舒学术思想的了解。     

从“华夷之辨”看国家民族观之嬗变——从《大义觉迷录》说起

《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因曾静投书案所作,内中存有大量雍正关于本朝统治中国合法性的辩护词,而其背后支撑这种辩护最深层的理论动机就是对"华夷之辨"话语权的支配。考察作为文化观念的"华夷之辨"的渊源与近因,可以分别从儒家经典与现实的教育实践中窥见端倪。"华夷之辨"在中国各民族的交流史上一以贯之,占有重要地位,理性对待"华夷之辨"是正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关键。     

董仲舒《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养生哲学思想研究

董仲舒从个人循天道养生的角度,提出了“人其天之继欤”的著名思想,而其中所阐发的“中和养生”思想,更是非常深刻,发人深省。他指出,人因循上天之道,以便存养其身体,这就是道。董仲舒根据公孙之养气之说“君子怒则反中而自说以和;喜则反中而收之以正,忧则反中而舒之以意,惧则反中而实之以精”,指出君子无论喜怒忧惧,都必须返回到中,从而达到和、正、意、精的良好养生效果。董仲舒还从意、神、气三者密切关系出发,对于其“养气说”进行了很好的阐发。他又从人们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对养生之道进行了充分理论概括。     

从《春秋繁露》看董仲舒的性别意识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主要是从阴阳的角度来看待两性之间的关系的。在他看来,天既是宇宙万物的最高本源,也是社会等级秩序和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当然也是男女关系的伦理准则的唯一来源。董仲舒对先秦儒学的性别意识有继承和发展,其继承体现在以阴阳来比附男女,其发展体现在通过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学说来解释男人和女人的关系,且这种解释里有了更多的“神秘主义”的意味。     

从《春秋繁露》看董仲舒的和合思想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的经学家、哲学家和思想家,其思想主要集中在《春秋繁露》一书中。他在该书中基于我国传统儒家和合学说,提出了由"天人合一"、以和治国、以和养身等三大理论构成的和合思想新体系。虽然《春秋繁露》中有意志的"上天"概念是唯心主义的糟粕,但从整体看,董促舒的和合思想起到了传承中华和合文化的作用,使得和合思想历久弥新。     

董仲舒的政治理想和人生命运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人们已经将董仲舒与汉武帝紧紧捆绑在一起,认为董仲舒的学说为封建专制政治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实际上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构想的政治模式是君居尊位而静默无为,臣据才德分职而治,上下相维而不相干涉的相对宽和的政治体制,这种消解专制政治的思想决定了他对汉朝采取批评甚至否定的政治态度,遭遇坎坷的人生命运。     

论董仲舒的散文艺术

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散文家之一,他的《春秋繁露》,运用“比物联类”的思维方式和论证方法,以《春秋》为依托,构筑了关于哲学、政治、道德、人性的庞大思想体系,并据之对当时社会进行全面观照。他的散文,运用多种技巧,准确地表达了他的思想观念,显示了他的精神风貌,在风格上代表了汉代散文众多风格中的一格。     

孔子与董仲舒的“和谐”观比较

孔子的“尽善尽美”、“文质彬彬”等命题都涉及了“和谐”的思想。“中庸”也是和谐思想的论述。孔子的和谐是各方面因素的对立统一,它不强调同一也不强调走向极端,是不偏不倚。汉代董仲舒在孔子“中庸”论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他的“天人舍一”的“和谐”说。董仲舒的“和”已经失去了孔子原有的精义,他偏于强调“天”的至高无上,其在本质上已经背离了调和用中的体系,造成了自汉以降的同一性和压制性思想的盛行,失却了真正的中庸和谐之道。在现代的境遇下,和谐应当在不偏不倚的基础上强调变化发展,积极创造新事物。     

十议董仲舒

董仲舒的思想有多个侧面,了解他不仅要通过他的言论、著作,更要结合他所生活的历史背景。思想家的言论有时不一定等同于其真实的倾向;董仲舒的某些在今天看来愚昧荒诞的见解,在2000年前的西汉也许有着相当的合理性。如何设身处地,通过综合的考量,发现董仲舒在文本以外潜藏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之一。     

董仲舒石像

枣强旧县村的董仲舒石像 ,建于明万历年间。它雕刻精美 ,仪态端庄 ,为河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董仲舒是西汉的儒学大师 ,他说服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从而开创了儒家学说在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的一统局面。董仲舒也被后世尊为“董二圣”。     

2013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3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学者们从经学、哲学、史学等不同角度对董仲舒的思想学术进行研究。经学角度的研究让董仲舒的思想学术回到传统的经学,是董仲舒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哲学角度的研究更加细致深入;史学角度的研究与哲学研究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很多高质量的成果都是二者结合的产物。     

董仲舒文艺思想述评

董仲舒作为汉代今经学派的创始人，也是一位重要的论家，有着十分丰富的艺思想。他所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艺理论命题，如“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诗无达诂”、“美刺”等，都对后世的艺理论、美学及艺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董仲舒和他的《士不遇赋》

董仲舒的<士不遇赋>真实地表现了他个人的不遇悲慨,也典型地体现了一代士人在大一统一人专制政治下普遍化的不遇境况.但与西汉众多不遇赋不同的是,不管是对现实的批判,还是对不遇之感的消解,这篇赋都表现出至为浓厚的儒者的色彩.我们从这篇赋中,能够真切地体会到董仲舒作为儒者的高尚的人格与志趣.     

董子仁义学新释

相比于孔孟,董仲舒的仁义学说很特别.仁的根据不在人自身,无法在现世生活的既定秩序中去寻找,而在于天,人的血气在禀受了天的意志之后而形成了仁.因而仁是天的意志与人的血气相结合的产物.仁是天之心,是天所具有的一种内在化、本质化的倾向.因为仁同时为天、人所共有,所以,仁也可以成为沟通天、人的枢纽或中介.从仁义的功能、作用对象方面看,仁人之爱的对象主要指主体之外及亲情血缘之外的更为广大的人群.而作为外在原则规范的义,在要求别人、他者严格遵循之前,我自己也应该首先无条件地予以接受与奉行.仁往人去,义向我来.远近之分,就是仁义之分、往来之分、内外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