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长期以来,我国在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方面一直存在程序空白.此次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体现了国家对捕后羁押程序的重视,也是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法的进步,有利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然而,新法的规定过于简单,并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程序体系.文章通过阐述审查程序适用的主体和案件范围、审查程序的时间和方式、审查程序的内容和审查后的处理原则等方面,意在增强捕后羁押必要性制度的可操作性,有效减少错捕、滥捕现象的发生,进一步促进我国捕后羁押必要性制度的完善.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证研究

201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更加注重人权司法保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该法第93条规定的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其目的也直指我国长期高居不下的羁押率。然而目前立法并未对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内容及标准进行细化。对审查案件的范围是如何确定的,实践中对法院决定逮捕和公安报请批捕是如何处理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调研将有利于刑诉法的理论研究。     

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问题与制度构建

现行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存在执行力不足,缺乏独立审查机制,必要性证明困难和审查程序行政化等问题.新刑事诉讼法首次以立法形式赋予检察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能,但并未明确履行该项职能的具体程序.为了增加制度可行性,确保未决羁押的准确恰当应用,应当建立相对诉讼化的审查模式,完善羁押必要性证明机制,完善司法机关业务考评体系和奖惩机制.     

从效率视角审视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

新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检察机关对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权.面对数量众多的被逮捕的在押人员,从效率视角出发,结合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提出从转变理念、完善审查程序、整合相关部门资源,以提高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的效率.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理性审视

羁押必要性审查分为法律监督型、职权审查型、申请审查型这三种类型,不同于逮捕必要性审查,二者存在着本质、侧重点、标准、适用顺序、特质的不同。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范围只限定在逮捕后的羁押(即未决羁押),审查主体是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应当贯穿于从逮捕后至判决生效前的侦查、审查起诉、审判三大诉讼阶段。     

从比较法视野浅议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

羁押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是拘留和逮捕的持续性后果。由于立法的“羁捕合一”,导致实践中审前羁押率一直居高不下。事实上,96年刑诉法已经规定人民检察院的批捕权和对侦查机关申请延长侦查羁押期限的案件的批准权,而12年刑诉法也增加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规定,可见我国的羁押审查制度已初见雏形。但由于立法及实践的不足,此项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疏漏,应当借鉴域外国家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的羁押审查制度。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之再认识

2016年《人民检察院办理羁押必要性审查案件规定(试行)》一经出台,引起学术界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关注与审视。该制度虽然符合我国司法生态,但功能相对有限,并未根本改变"一押到底"的现状。应尊重和按照诉讼规律和我国司法生态,采取逮捕审查和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双管齐下方式,进一步完善逮捕措施,建立健全办案绩效考评机制。     

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制度研究

作为检务公开的重要方式,听证近年来在司法领域中被广泛运用。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检察机关的新增职能,其行政化色彩浓重亟需改进。举行听证是推进检察权实现准司法化的重要途径,也是赋予羁押必要性审查司法化特征、平衡诉讼效率与人权保障的有效手段。本文以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开展羁押必要性审查为例,对履行羁押必要性审查这一职能时的困难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在羁押必要性审查中引入听证制度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进而提出构建和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听证制度的一系列制度设计,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议高检新规则下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及其缺陷

新刑事诉讼法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制度———逮捕后羁押必要性继续审查制度,旨在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被不当羁押或超期羁押,这对于提高中国的刑事立法人权保障水平有极大的帮助.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充实了该制度.考察高检羁押必要性审查方面的具体规则,发现司法实践中可能遇到新问题,建议通过进一步区分概念、确定羁押必要性审查主体、明确审查时间、建立羁押必要性评估标准、充实审查方式等途径继续完善根本体制以及具体操作规则.     

论无逮捕的必要

因逮捕的适用关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所以，应正确理解逮捕的条件、严格把握“有逮捕的必要”。如何把握“有逮捕的必要”?其切入点是，以“无逮捕的必要”为题，阐述“无逮捕的必要”的价值、含义及其把握三个问题。正确理解和把握“无逮捕的必要”，是正确适用逮捕的关键，也是本文追求的目的。     

论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

审前羁押是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如果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就可能被滥用而对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侵害.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关于审前羁押的司法控制存在严重缺陷,因而对西方各国审前羁押司法控制方面的有益经验及法理原因进行分析,以利于我国审前羁押司法控制机制的建构,规范审前羁押的使用,保护嫌疑人、被告人的权利.     

对我国批捕权配置的思考

批捕权的配置,关系到司法体制的整体性、科学性和效率性。在配置批捕权的时候,不能简单地将之归属于法院或者检察院,而应该以目的、功能和效率为出发点进行合理的配置。本文在分析我国批捕权现状的基础上对批捕权的配置提出构想。     

检察机关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理性分析及完善构想

自2009年7月1日起,全国大部分地区将实施省级以下（不含省级）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由上一级检察院审查逮捕的改革.此次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是基于目前自侦、自捕缺失监督,契合保障人权、程序公正诉讼法理,同时已具有现实可行性,通过完善或创新派出审查逮捕办公室、创新侦捕联动机制、赋予被逮捕犯罪嫌疑人司法复议权、提捕检察机关不捕异议审查机制、引入律师介入审查批捕新机制等措施,实现内外监督,充分发挥自侦案件决定逮捕权上提一级的制度优势.     

附条件逮捕的实践难题与制度完善

附条件逮捕是逮捕工作机制的创新。我国立法关于逮捕的规定粗糙,附条件逮捕缺乏统一的范围标准,不利于对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完善我国附条件逮捕制度,其适用范围现阶段宜小,要确立附条件逮捕后检警工作衔接机制,完善附条件逮捕被捕人的权利保障,确认附条件逮捕中错捕的法律后果。     

论逮捕制度的再定义与错误逮捕的认定

本文以分析我国逮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逮捕条件过高给侦查实践造成严重障碍为基础,深入剖析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我国对逮捕制度的定位存在严重偏差,所以本文从逮捕制度的再定义出发,建议降低逮捕条件。错误逮捕与逮捕条件的改革也密切相关,逮捕条件降低后,错误逮捕的机率也降低了;此外,错误逮捕在国家赔偿法和刑事诉讼法中的认定标准也在逮捕条件降低的基础上统一起来,避免了实践中出现对错误逮捕认定的混乱。     

捕权提级对司法实践的影响

逮捕权是一种最为严厉的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原有职务犯罪案件的立案、侦查、逮捕、起诉均由同一检察院办理,这种＂自侦自捕＂＂、同体监督＂的办案机制广为社会诟病。职务犯罪批捕权提级是最高人民检察院为切实解决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推出的又一重要改革举措,它引进了外部监督机制,有利于实现司法公正,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也存在效率上的优势。但是,作为一种尝试性的改革,实施中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问题和困难。正确认识捕权提级的意义和实践中遇到的问题以及应对措施,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公诉证据标准问题之反思

解决公诉证据标准问题,应当坚持实质真实主义。我国目前的公诉证据标准应当降低。检察机关在判断公诉证据时,无须过分关注审判时的定罪可能性。审查逮捕的证据标准应当与审查起诉的证据标准进行合理协调。     

检察逮捕制度的重大变革及其优化对策

新刑诉法将＂尊重和保障人权＂明确写入总则并对检察机关的审查逮捕权力做了较为深刻的改革,如何将逮捕的两大基本功能——＂诉讼保障＂和＂人权保障＂重新保持均衡是我们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实践难题。文章以新刑诉法修正案为背景,通过考察检察逮捕权的立法渊源,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上的漏洞,从而提出优化我国现行检察逮捕权的对策,主要包括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构建批捕质证程序、建立羁押复查机制等方面。     

现行逮捕制度的问题与对策

对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来其所在的基层检察院审查逮捕工作进行了实证调查,发现逮捕条件尺度难以把握、径行逮捕条款过于刚性、“社会危险性”证据收集意识不强等问题;认为优化逮捕条件的可操作性、加强对侦查机关的监督引导、培养高素质的审查逮捕队伍是当前检察机关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