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非法行医行为定罪量刑的思考和建议

《刑法》第336条第1款中的“非法行医”，不包括具有医生执业资格证但未取得执业许可证的人非法行医。该种情形的犯罪行为。既不构成《刑法》第336条规定之非法行医罪，也不构成医疗事故罪，应以过失致人重伤罪或过失致人死亡罪定罪量刑为宜。从长远看，有必要修改《刑法》第336条，将该罪纳入非法行医罪。并给予相当的刑罚。     

假冒注册商标罪疑难问题探析

虽然理论界对假冒注册商标罪这一刑法中的传统罪名已有较多研究，但是仍有一些问题缺乏足够的理论论述。本文重点研究了该罪的犯罪对象，提出应该通过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扩张解释将服务商标视为本罪对象；同时，在本罪的罪数问题上，着重论述了其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的关系应为想像竞合犯；另外，对本罪情节严重的认定也予以了关注。     

侵犯商业秘密罪疑难问题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罪可以由直接故意、间接故意或疏忽大意的过失构成。故意的内容不包括对象对商业秘密的认识。税务官员、律师等特殊身份的人员，即使事先无专门的保密约定，也能构成本罪。该罪是情节犯，不是结果犯．造成重大损失是犯罪成立的标志，不是既遂的标志。该罪与其他秘密犯罪是想像竞合关系，应从一重处断；与盗窃罪是法规竞合关系，应以本罪定罪处罚。     

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

积极刑法观已成为当下主流，《刑法修正案(十一)》出台，将暴力袭警行为入刑设立袭警罪，正是这种积极刑法观的立法实践。为了更好地适用本罪，必须限制袭警罪的规制范围，防止刑法的过度干预导致犯罪圈的扩大。因此，应遵循法益保护主义原则，明确本罪的保护法益，并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人民警察"等构成要件进行正确解读，充分发挥法益在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中的作用；应恪守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其他部门法足以规制暴力袭警违法行为的情形下，不动用刑法手段。     

丢失枪支不报罪的认定

丢失枪支不报罪是1997年修订刑法时新设立的罪，是指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违反枪支管理规定，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文章从理论上对认定枪支“丢失”、“不及时报告”、不及时报告与严重后果的因果关系和其罪过进行了探讨。     

试论牵连犯的处罚原则

牵连犯构成实盾的教罪．若按从一重处断原则处罚，则会造成司法实践上处刑的不统一．且违背刑法基本原则，甚至会出现难于科刑的尴尬局面。因此，对牵连犯进行教罪并罚具有必要性。但鉴于牵连犯的社会危害性和主观恶性要小于无牵连关系的教罪．故处罚时应酌定从轻。     

从刑事立法对“见危不救罪”的再思考

在刑法中增设“见危不救罪”是否可行，本质上属于刑事立法范畴。由于见危不救概念与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在立法上宜区别对待。而刑事立法又受诸多因素制约．从而对“见危不救罪”的思考远未结束，新的思想与内容在进一步的分析中得以呈现。     

用谦抑性原则检讨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的处罚规定

刑法谦抑性原则的要义就是缩小刑事处罚的范围和减轻刑事处罚的程度。我国刑法第29条第2款规定：“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对于教唆犯，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这表明我国刑法对教唆未遂采必罚主义，这种做法有违谦抑性原则，且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该条款应修改为：“如果被教唆的人没有犯被教唆的罪，如果此罪的法定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教唆犯，可以比照所教唆之罪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     

高空抛物罪认定的难题及突破

高空抛物是城市治理中的一大顽疾,危害社会公共秩序和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严重影响和谐社会构建。为及时回应群众保护头顶安全的呼声,在我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增设了高空抛物罪。目前,认定高空抛物罪时遇到的主要难题有：“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不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不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否存在竞合关系等。高空抛物罪认定的难题可从以下几方面突破：明确“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明确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本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在特定情况下存在竞合关系。     

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要件之界定

文章以滥用职权罪犯罪构成中的一些争议问题进行了探讨，对该罪的主体，主观和客观方面等构成要件进行了界定，该罪的主体限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是符合整个刑法体系的，从理论，立法，司法等层面论证了该罪的主观应当包括间接故障和过失，徇私舞弊是滥用职权罪的客观行为要件，而不是单独成立他罪。     

宪政视野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

宪政是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政治为核心，以法治为基石，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基于对“严打”斗争的反思，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开始提倡“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现代宪政国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决策和执行都必须符合民主、法治和人权等宪政理念的要求。只有在宪政的制约之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才能达到预防和控制犯罪的有效性，而又不至于逾越刑事权力的界限。     

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视角

200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释。在这个司法解释中,本着宽严相济、对未成年人犯罪以宽为主的刑事政策精神,更加清晰的透射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取向,那就是优先保护未成年人利益,更为注重实质公正、以人为本和社会的长远秩序。     

对我国刑法第133条的理性思考

我国刑法第133条交通肇事罪的规定在罪状的叙述上过于简单,最高人民法院就交通肇事罪的认定和处理的司法解释存在缺陷,使得在司法实务中难予准确的认定罪与非罪。从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现状出发,对我国现有立法框架内的交通肇事罪进行思考,在借鉴国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将交通肇事逃逸从交通肇事罪中分离,单独设立交通肇事不救助罪,通过对现行刑法第133条的重构达到对交通肇事犯罪立法的完善。     

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犯罪转化研究

对行为人肇事逃逸后出现被害人死亡的实害后果,应定性为交通肇事逃逸还是故意杀人罪,在审判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分歧。以对大陆法系等价值性理论和对最高法院司法解释的认知为基础,对"单纯逃逸"和"移动逃逸"进行了分类分析,单纯逃逸致人死亡并不必然得出故意杀人的结论,关键在于对排他性支配力的判断。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野中的盗窃罪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对盗窃“数额较大”同时具备一定条件的盗窃行为不予处罚的规定,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反,《解释》关于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数额较大”的要求而具有一定情形的行为以盗窃罪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不仅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而且严重违背罪刑法定基本原则。     

论死刑核准权的合理归属

在我国,由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分别行使死刑核准权的现状,曾起过不少积极作用,但现在问题不少,弊端很多。从法律依据、法制统一、确保死刑案件的质量以及古今中外的惯例上看,死刑核准权应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法院以下设大区分院的方式统一行使全国死刑核准权。     

我国宪法法院法律地位的合宪性论析

违宪审查制度的构建是现阶段我国宪政制度的重点与难点。建立以宪法法院为主体的违宪审查制度是法治国之最佳模式。宪法法院是最高司法机构,其宪法地位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平行,仅低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并阐述了宪法法院与国家各机关的权力配置:宪法法院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国务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法院的权力关系;宪法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权力关系。     

小区业主资格探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物业服务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业主之外的物业使用人的权利义务作出了规定,这将有助于改变小区物业管理的混乱局面,但相关的规定还不够细致.借助国内外立法例的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应区分房屋所有权人之外的相关物业使用人在小区物业管理中的权利义务:房地产开发商不应具有业主资格,承租人的业主资格可区别对待,赋予专有使用权人代表以业主资格.     

浅析刑事诉讼普通程序简化审

2003年3月1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关于谴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在实践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也遇到了各种问题．文章对此进行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力求使这一制度更趋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主体探析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刑法司法解释的主体为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但实际上有诸多不具备刑法司法解释主体资格者参与刑法司法解释。理论上关于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存在不同认识。本文认为，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不同的视角，以及刑法司法解释是否具有规范性等，将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分为刑法司法解释的实然主体与应然主体以及规范性刑法司法解释主体与个案刑法司法解释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