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与世俗之间:"沙门不敬王者"的再考察

永嘉之乱 ,名士、高僧大量南徙 ,江左佛教盛于一时 ,“士大夫佛教”和“王室佛教”正式形成 ,佛教开始了上层化的传播路线。高僧与士族、王室交游频繁 ,佛教在义理与物质两方面均获得很大发展 ,但也因此卷入了士族间的权力争夺。成帝咸康六年 (公元 340年 ) ,庾冰、何充关于沙门应否致敬王者的争论 ,是其中值得重视的一个案例 ,此前研究多从伦理层面的解释是不具说服力的。本文将争论置于门阀政治的权力格局之内 ,从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门户之争的角度重新加以考察 ,以见江左佛教在兴盛背后尴尬的处境 ,及世俗权力对中土佛教发展的重要影响     

军权与琅琊王氏门阀地位的升降

军权,历来是政权的核心,掌握军权是控制政权的关键.终晋之世,琅琊王氏未改变其在东晋政坛的门阀地位,但其显然经历了一个由琅琊王氏一门独大到先后为庾、桓、谢、太原王氏分享门阀政治特权的过程,即由"王与马,共天下"转变为与其他门阀与皇权共治天下,这种政治格局的转变与琅琊王氏对军权掌控力的强弱有密切关系.     

东晋门阀政治的形成 --以琅邪王氏为中心的考察

琅邪王氏兄弟与司马睿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同舟共济,建立了江左的东晋政权,开启“王与马,共天下”之局面。经过王敦之乱的较量,这种士族与皇权共天下之局面,被双方共同接受,终于形成东晋一朝门阀政治的格局。     

神圣与世俗:马克思哲学的两个向度

神圣与世俗是现实生活的二重品质。马克思哲学以反观、规范、引导现实生活为其理论旨趣,由此,神圣性与世俗性关系的辩证解决使马克思哲学实现了革命性的变革,生成了新型的哲学样态,形成了独特的思维逻辑;同时构成解读马克思哲学,揭示其深层文化本质、哲学特质的重要路径。文章强调追寻神圣是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内蕴;而神圣与世俗的关系也是当下我们深入研究马克思哲学,从而审视、检讨“我们的”生活的重要视窗与现实道路。     

在盗贼与皇帝之间:明末清初士大夫对君主的评价

明末清初,明亡和满族权贵入主中原,对整个汉族统治阶层乃至普通民众冲击甚大。士大夫就明亡原因进行了探析,重点关注了君主问题。以圃亭、梨洲、亭林为首的士大夫认为君主是导致社会动乱和明亡的罪魁祸首,君主被认为是盗贼;而以王夫之为首的士大夫认为社会之所以动乱或不成体统,是由于君主专制崩溃所致,由此,君主被认为是神人之主。     

神圣与世俗:明清白话小说对道教的融合与消解

文学尤其是小说作品中,道教自元明以来逐渐从神圣走向世俗。尤其是明清两代的白话小说对道教的这一地位的变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神魔题材、道教形象和情节结构方面对道教的神圣传统进行了全面融合与消解,加速了道教世俗化的步伐。     

神圣与世俗:明清时期聊城地区的碧霞元君信仰

明清时期的聊城是碧霞元君信仰极为盛行的地区,祭祀神灵的庙宇遍布城镇和乡村,呈现出庙宇数量众多、地域分布广泛等特征。官方的肯定和认可、神灵职能的多样性以及邻近泰山的地缘优势是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地方官员对信仰大多持默许和认可态度,并希冀借助祀神传达官方祭祀理念,实施社会教化。地方士绅对待神灵的态度则呈现出两极化趋势,如何维护神灵的"正统性"成为主流地方精英面临的重要课题。民众通过组织香社、结众巡游、扮演杂剧等祀神活动,在酬神还愿、表达利益诉求的同时,还具有增强社区凝聚力、强化地域文化认同等功能。     

六朝的时代特征与"六朝文化"之形成

六朝文化是以六朝京都建康为中心而形成的地域文化,它与六朝所处的时代特征密切相关.六朝是政治动荡时代,门阀政治由形成、鼎盛而走向衰落,阶级关系呈现出多层次多结构的特点,世家大族仍占据显著地位.经济上则是广大南方得到开发和发展,北方大批人口的南迁和南方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对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此时南北政权既有对峙,又有交流.这一切造成了这一时代思想活跃、文化多元、具有开放性和融合性的特点.六朝文化的形成,既基于时代的因素,又具有地域、人文的因素.     

神圣与世俗之间:乡村公共文化的规范与教化——基于赣南《龙船歌》的文本分析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基础。传统家风家训、村规民约作为一笔重要的财富,对于维系社会秩序,实现社会整合,发挥着重要的功能。需要重视民间地方文献中包含的宗教、民间信仰、社会生活等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祖先与民间神灵祭拜融合,形成家族传承,进而将民间信仰的神圣维度与民众日常生活世界的世俗维度进行关联,并弥散在个体与家庭、邻里、社区、国家、天下百姓的系统关系结构中,实现社会规范和文化教化,维系和再生产了传统社会秩序,安顿了地方民众的精神心灵秩序。     

“礼”与“法”之间:试论两宋士大夫的法律观念

宋代士大夫所谓的法在广义上包括儒家传承之礼与律令所载之法。由于政治理想与文化属性使然,两宋士大夫认为礼是解决一切纠纷、维护社会秩序的根本之法。但在政治实践与法律运行中,又不得不依赖律令之法。因此,先德后刑明刑弼教的法律观念必然成为两宋士大夫的主流认识。     

"心王"与"禅定":佛教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

佛教心理学有着严密的理论体系和构架.佛教以"心"为要,佛教心理学研究凸显心理背后的隐微心理,对深层心理作系统剖析,认为心法由深至浅可分为心、意、识三个层次;禅定及体证是佛教心理学最重要、最具特色的研究方法,是对传统思辨与实证方法的双重超越.     

叶适与浙东学派:近世早期政治思维的开展

叶适晚年的欧阳批判体现出对于近世士大夫政治的深刻反省,非理学批判所能范围.在思想渊源上,他接续薛季宣、陈傅良、吕祖谦和陈亮等儒者的事功思路,与其说是宋代浙东学术的集大成者,更准确地说是将其间的政治性逻辑推向了极致.水心批判儒学“待经以为治”的教条心智,提倡直面政治世界的实践经验,发展出以皇极为中心的秩序正义论,注重政治体制与政治素养,从而显示出近世新儒学政治维度的成熟化.     

再论思想政治工作与物质生产之间的关系

物质生产决定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内容、实现水平;思想政治工作对物质生产具有能动的反作用,为其提供精神动力,创造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     

政治与教育关系的新思考:基于历史的考察

通过对政治与教育关系的历史考察,得出以下新认识:在现代社会,政治与教育理应处于相对独立与分离的位置,各自拥有相对独立的存在、发展空间以及资源支配空间;政治与教育的关系不能仅仅落实在抽象的谁决定谁上,而要放在具体的社会文化传统及具体的社会实践形式中考察;不仅是一种单纯意义上的唯物主义的抽象理论,而且是一种活生生的具体关系,即在具体的社会空间、政策制度、教育形态、社会角色等方面获得的生动阐释。     

神圣性与制度化:涂尔干教育史研究的文本再解读

随着西方社会学界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分裂为文化与结构两大阵营,制度和精神的研究也分道扬镳.在特殊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这一文本成为讨论涂尔干“神圣性”概念的范本,而另一文本《教育思想的演进》中对于“神圣性”的探讨却长期被学界所忽略.本文通过仔细梳理与对比两个文本中对于神圣性“传染”和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指出涂尔干的教育史研究提供了对于“神圣性”这一概念的另一种理解.《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神圣性表现为偶然的、爆发式的、独立于社会制度的集体欢腾状态,而《教育思想的演进》中神圣性依托于凡俗的制度才得以实现,表现为一种稳定的制度化状态,并对集体欢腾的激情有制约的道德功能.涂尔干在教育史研究中对于制度和精神交互作用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抛开学术阵营的割据,通过制度研究进入对历史时代精神气质的探讨.     

贡斯当的"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再审视

贡斯当从时代精神的高度提出了现代人需要的自由不同于古代人的自由,因而现代人不应该从对古代人的自由追忆中去仿效古代人的自由。现代人的自由是法律状态下的自由,是享受有制度保障的私人快乐。现代人的个人自由是政治自由的目的,政治自由虽然只是保障个人自由实现的手段,但政治自由也是需要珍惜的。而个人自由与政治自由间的博弈关系又体现了贡斯当在政治主张上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