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魅与赋魅:“伤痕文学”叙事的一种矛盾分析

"伤痕文学"的出现,结束了"文革"期间极左文艺路线的模式化创作,以文学的方式开始了一次广泛的祛魅活动,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生命历程。由于"伤痕文学"是新时期文艺政策调整过程中出现的创作潮流,因此,"伤痕文学"在批判、控诉"四人帮"给人们造成肉体与精神创伤的同时,又以赋魅的叙事方式演绎着即将到来的幸福与光明。祛魅与赋魅的异调共存使"伤痕文学"叙事有一种内在的矛盾。然而,正是这种矛盾的存在,使"伤痕文学"不仅满足了人们情绪宣泄的需要,还以文学想象的方式消解了精神创伤,重新建立了未来必然光明的期待与信心,最终完成了"伤痕文学"意义的建构。     

文学经典的返魅重释

当下文学经典深陷＂去经典化＂的泥淖而遭粗暴＂大话＂、＂改编＂和＂戏仿＂,文学经典如何抽身再经典,重释文学经典、厘定经典的品性和功能是行之有效的路径。文学经典在时间上是历史的、连续的、永恒的;在从空间上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的,具有话语张力性、审美指向性、形上超越性以及净化、审美、文化等特点和功能。当前去经典是经典适时的自我调整,足以相信在经典、去经典和再经典的否定之否定后,文学会开辟新的天地。     

“红色经典”文学现代性扩张的美学审视

现代性是人们自我意识觉醒后的实践,有助于推进民族国家的发展。本文分析了"红色经典"文学建构式、重构式改编获得成功的原因即尊重原著精神,而解构式的改编则基本不被大众所认可。因为解构式的改编往往采用过分扩大英雄人物七情六欲,甚至瓦解人物信仰等方式迎合大众。事实上,"红色经典"文学改编应该既要把握住原作所表现的核心精神,又要体现出现代人的审美追求、价值判断,只有这样才能永葆"红色经典"的生命力,将"红色经典"文学不断传承下去。     

重读“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中外文学史上一个极为独特的现象。对“人学”原则的漠视是它与时下读者相疏离的根本原因。它写战争却不敢正视战争的残酷与非理性，写人却缺乏对人的命运、灵魂和价值的哲学思考。对日常世俗性及人的正常的物质欲望更表现出否弃与批判。“红色经典”实质上是一种放弃了个人思想的意识形态化写作，是一种彻底的经验性写作，主体层面文化知识的储备与客观向度的文化语境的规约也使作家无力担负起历史的重托。     

“红色经典”与赣州当代文化建设

"红色经典"是近年来我国理论界关注和讨论的热点问题之一。以历史主义的眼光去理解"红色经典"及其主要特征,将有助于发挥它的价值,这对于赣州当代文化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红色经典”再流行现象的生成探析

＂红色经典＂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革命为主题的文化生产。＂红色经典＂文化在中国的传播,几乎运用了所有的媒介手段和艺术样式,包括小说、广播、戏剧、影视、绘画、音乐等等。其中洋溢着浓厚的革命英雄主义和浪漫主义气息的＂红色经典＂电影,流传最广、影响最大,成为新中国50到70年代最主要的精神消费品,＂红色经典＂影视再流行是世纪之交最引人注目的中国文化现象之一。文章力求从艺术学与社会学角度,通过考察＂红色经典＂电影的生成语境、价值评判和历史发展,探求其再流行现象的内外动因,并从中反思其现实意义。     

意识形态回归下对“红色经典”的重审

“红色经典”这个唯一承载着意识形态的文化象征符号,在新世纪再度走红,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在20世纪末的历史怀旧语境中,众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使红色经典经过比较长时期的阅读寂默并再次登台。走红的原因主要为,处理新时期文学批评建构等问题是必需的,并且对文艺与市场的理解以及意识形态关系与文学批评也提供了一些启迪。     

“红色经典”系列征稿启事

你一定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你一定看过“红色经典”系列电影、电视、图书,如果它们给了你深深的震撼,那么请你用笔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感动,作为献给我们伟大祖国母亲60岁的生日礼物。     

“红色经典”系列征稿启事

你一定没有经历过战火纷飞的年代,但你一定看过“红色经典”系列电影、电视、图书,如果它们给了你深深的震撼,那么请你用笔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你的感动,作为献给我们伟大祖国母亲60岁的生日礼物。     

俄苏“红色经典”形成过程探因

俄苏“红色经典”是俄罗斯苏联文学史上一批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具有革命色彩的俄苏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被译介到中国,对左翼文化和文学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在50、60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被经典化。在这个过程中,非文学的人为因素占据主导作用。本文旨在探究俄苏“红色经典”是如何在中国这个接受视域中成为经典的。     

红色经典改编现象透视

红色经典是中国社会生活中的一种独特文艺现象,从产生、沉浮,再到现在的重构阶段,都有着特有的艺术魅力,使观众在深受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感染的同时,获得尽可能多的美的享受。然而,由于受到“简单的移植照搬,盲目编写,追求商业炒作”等影响,它也存在时代的局限与不足。红色经典的改编,应尊重原著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以及人物形象。     

论"红色经典"中的积极分子文化

1950、1960年代“红色经典”中积极分子文化具有如下特征：积极分子首先是在监控“敌人”的活动中不断获得节日庆典般的革命快感，并塑造着自我的革命主体感；其次，积极分子在其独特的爱情活动中，往往借用政治语言表达情爱．积极分子与英雄的爱情活动，一方面表现出极端的克制，另一方面革命意识形态同样会将浪漫的爱情“分配”予积极分子和英雄人物。有关积极分子的叙事，在“红色经典”中，无不传达着当时的意识形态规划、建构人民文化生活兴奋区域和禁忌区域的明显痕迹。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整本书阅读教学策略探赜

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包含着优秀的革命传统文化,承载着立德树人的重要任务,重视并教好红色经典文学作品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白洋淀纪事》为例,立足整本书阅读,以学生的素养提升为导向,设计初读、再读、外化输出三个环节,从情节、人物、语言入手,探讨红色经典文学名著阅读教学策略.     

“经色经典”创作得失再评价

五六十年代作家群体以执的艺术信念和精品意识,实现了带有特定时代色彩的史诗追求。“人”的哲学观念的根基的缺失,导致其史诗范式的时代性倾斜。作为“红色经典”主要价值支撑的“历史感”,也往往出现平面化和盲从性的偏颇;其根源就在于缺乏以“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价值目标的“历史合理性”判断原则。     

经学与古代文论范畴

范畴对于古代文论的建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因为大量地创设和运用范畴是古代文论的基本特征之一.经学作为中国古代最权威的学术,对古代文论范畴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十三经的大多数典籍都有文论范畴,并且经学元典中的文论范畴在古代文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属于核心范畴或元范畴,具有极强的繁衍再生力.因而,经学构成了文论范畴的一个重要渊源.其二,经学对文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对文论范畴内涵的影响而实现的.经学家通过对文论范畴内涵的阐释和规定,以实现对文论的渗透和制约,这是经学通过制约和利用文论进而来制约和利用文学的一个有效途经.其三,经学作为儒家思想的集中体现,总是从自身学术特点的角度即儒家的道德伦理观出发来阐释文论范畴,从而使文论范畴具有了政治伦理化的品格.进一步说,经学的理性精神及高度抽象的逻辑思维方式,赋予了文论范畴以突出的理性化品格,这一品格促进了古代文论学科的科学性、学理的逻辑性和理论的深刻性.经学对古代文论范畴及整个古代文论学科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必须与经学这一因素相联系.     

探析“红色经典”小说的“怨恨”叙事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虽然大多是讲述革命起源的故事,但在规定的意识形态内,从小说文本里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英雄叙事,还有潜隐在文本话语体系里的“怨恨”叙事。这种怨恨叙事主要通过革命群众对苦难的回忆,对压迫的控诉,以及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     

当代大学生对红色经典的接受和传播现状调研

目前红色经典对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特别在大学生群体中开展有效的红色经典教育,对当下的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红色经典在大学生中的接受和传播状况及最新变化如何,并没有获得真实有效的数据.本次调查在对相关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对大学生接受和传播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建议.     

“红色经典“研究综述

“红色经典”又称“革命历史小说”。“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等“红色经典”作品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对国人起到的精神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自1988年“重写文学史”讨论开始,对“红色经典”的研究犹如雨后春笋般占据了学术研究的一席重地。论文对“重写文学史”讨论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文本的研究从角度的变化和方法的多元化做一总体概述(对文革“样板戏”的研究将另文概述),以期对今后“红色经典”的研究有所裨益。     

“唱读讲传”活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研究

"唱读讲传"活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加强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在要求,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重要阵地,是推进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的现实需要.同时,将"唱读讲传"活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已具备良好的政策环境、宝贵的氛围环境和一定的实践基础.抓好三个环节、三个同步,依靠两种方法,是推进"唱读讲传"活动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做法.     

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强化原有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