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中日关系论述

明朝建国,朱元璋为建立大国形象,因而采取和平外交政策。与日本的关系在明初经过洪武、建文、永乐时期,日渐趋于稳定。洪武初,太祖派使臣入日争取与日本建交,坚持睦邻友好政策。到后期因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遂决定与日断交,这种相持局面持续到建文朝。而永乐时期,日本因国内情况变化积极寻求与明建交,两国正式建立勘合贸易,永乐一朝中日关系稳定,沿海倭患也得以缓和。这种政策不仅延续到仁宣时期,甚至影响了之后二百六十多年的外交政策。     

嘉靖时期中朝关系的新阶段

明代的中朝关系虽然从洪武元年就建立起来了,但自五年开始,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中亲元反明势力占居了上风,两国关系开始恶化.建文时期,两国关系出现了好转势头,但不久发生的靖难之役延缓了这种势头的发展.     

建文政局与洪武勋贵家族

作为洪武朝的政治遗产,建文时期,洪武勋贵家族积极参与了建文帝削藩的政治决策过程,并直接执行了对燕王朱棣的军事行动。但由于建文帝及左班文臣对勋贵家族态度的日益转变,以及洪武勋贵家族身为武臣集团核心同燕王朱棣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这一群体日益失宠并受到打压与怀疑。最后建文政局在"靖难之役"一连串的军事失败下走向崩溃,洪武勋贵家族自身也在随后的清洗中瓦解与重组。从而证明,洪武勋贵家族在建文朝政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群体政治地位的动摇是建文政局动荡的重要诱因。同时,洪武勋贵家族对建文政局的多重影响是由其政治角色的矛盾性所决定的。     

单卷本《明史断略》作者考辨

钱谦益身为一代史学宗师，虽然没有留下一部建文史，但通过他文集和史著中有关建文朝的零星记载，仍得以管窥他的建文史观：秉持靖难史观，相信建文逊国出亡、诸臣从亡。单卷本《明史断略》的建文史观与此相左，记载的人物和事件也多与钱氏不同，是以推断其并非出自钱谦益之手。     

学文明 讲文明 争做文明南昌人——南师附小举办《文明南昌三字经》知识竞赛进社区活动

“古豫章，新南昌”，千年古郡，一朝新府。欲建文明南昌城，应先育文明南昌人。     

试论建文史学

明清时期大量的史籍、史料足以建构"建文史学"的命题.所谓建文史学,就是明清以来人们对建文历史的认识、记载与撰述的综合活动,包括建文书法、建文史观、建文历史建构、建文史籍的编撰等几个方面.建文史学的发展和明清历史的脉动息息相关,在不同阶段,建文书法及建文史观均有变化,而建文史则更是一个逐渐建构的过程.认真研究建文史学的发展历程,既是进一步深入开展建文史研究的需要,也可以使我们从一个侧面更加深刻地把握明清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花"和"黑暗"在《儿子和情人》中的象征

劳伦斯在《儿子和情人》中运用了许多象征手法，其中“花”和“黑暗”的象征意义十分明鲜，这样的象征意义随人物心理感情及关系的发展变化而变化。     

明代遣将礼考论

遣将礼是指皇帝命将出征而举行的一种军事礼仪。洪武时期,议定遣将礼,却未有实践。建文朝,崇尚礼教,肇举遣将大礼,但因所命非人,失去了现实意义。永乐时期,明廷征安南再行遣将礼,昭示了永乐朝武功之胜。此后明朝两百年间,遣将礼不举。至天启时期,辽东局势危急,熹宗重举遣将大礼以求挽救危局,然无济于事。明末,崇祯帝两行遣将之礼,礼仪隆盛,但难以扭转军事的溃败,斯典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遣将礼的举行既表现了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授受,又反映了人君平祸乱、安民生的历史责任。     

明代《进士登科录》载中式年龄考误

依据墓志铭、行状等更为原始可靠的记载,确证明代建文至万历朝31科《进士登科录》55名进士的中式年龄存在史实讹误,并推断应试者瞒报中式年龄应是主要致误原由。     

明末清初关于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及考证

由于国史阙如,史事不彰,加上世运学风的变化,在明末清初这一时段,建文朝历史的编纂出现了十分繁荣的局面,涌现了一大批各式体裁的史籍。这些数量众多的建文史籍成绩不一,部分学者能够秉持阙疑精神,审慎地选择史料,不妄下结论,但也有很多学者轻信传说,盲目罗列,缺乏别择,受到后人讥讽。尤其是出现了以《致身录》、《从亡随笔》为代表的几部伪书,蒙蔽了很多学者,造成史事不清、邪说横行的局面。幸有钱谦益等人秉承前人求实之精神,予以有力的考辨,终使真相大白于世。对这一学术现象进行梳理,其意义不止局限于史学史方面,我们同样可以藉此考察该时期的学术变迁及士人之心态。     

试论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及其时代启示

两晋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成熟时期，监察机构和官员的设置逐渐专业化，弹劾程序日益固定化，弹劾文也出现了格式化的倾向，许多弹劾先例和“故事”也成为后来实施监察时的理论依据和事实支撑，而被援引。两晋南朝时期形成了一支稳定的刚正不阿的监察官吏队伍，涌现了一批重要的监察官员和家族，弹劾文化日趋稳定，深刻地影响这整个官僚群体的日常行为和国家治理。两晋南朝时期的弹劾文化对当下的监察体制改革也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

<正>历史学家谈靖难之役多着重于齐泰、黄子澄等的赞助削藩；燕王朱棣借“清侧君”为名也以扫除齐、黄逆党相标榜，多次指斥所谓“左班文臣”。齐泰、黄子澄等文官固然是力主削藩的谋画者，但靖雄之役毕竟是一场维护和夺取中央政权的大规模战争。朱棣从策略考虑，在举兵叛乱和夺取帝位后表里并不一致，注意的重点是军事，力图摧毁和瓦解建文帝的武装力量，对忠于建文的将领恨之入骨；口头上却把手无缚鸡之力的建文朝某些文臣说成是主要对手。这种政治宣传长期影响到后来的史籍，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历史的真相。     

论中朝关系及中国的作用

中朝作为友好邻邦,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阶段的历史特征。中国对朝政策一直以来维持着一种战略平衡的关系。但随着中国全球战略利益的要求,中朝之间这种地区利益的关系与中国的全球利益发生冲撞。中国今后的对朝政策面临着逐步调整的战略必要。历史的相似性、安全上的依赖性、经济贸易的现实性,要求中国在对朝政策上,具有不同于他国的目标与路径。     

巨文岛事件与中朝宗藩关系

中国与朝鲜自古就相互往来不断．文献表明．春秋战国时期中朝交往已成为经常性活动。朝鲜自李氏王朝建立起．就与中国形成了藩属关系，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这种宗藩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是名义上的．即朝鲜是中国的藩属国．奉中国为宗主国。朝鲜定期向中国政府纳贡，中国政府要给朝鲜赏赐，中国政府可以册封朝鲜的国王，必要时帮助平定内乱．对付外敌入侵等。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活动的历史考察

通过对袁世凯使朝时期政治活动的重新考察，本文认为，袁世凯在朝鲜“甲申事变”中的断然出击主要是为了维护中国和朝鲜的共同利益，并有力地还击了日本在朝鲜的渗透；其对于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执着的维护，却明显地具有加强中国东方防卫和抵御东西方列强在朝鲜侵略的意图。这在当时，对于加强中国的东方防卫，乃至维护远东地区的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     

朝鲜宣祖朝汉语官话质正制度研究

朝鲜半岛的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历史悠久,朝鲜朝(1392-1910年)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宣祖朝时期(1567-1608年),与明王朝的关系由于宗室辩诬及"壬辰倭乱""丁酉再乱"而进入蜜月期。然而,在此急需汉语人才之际,宣祖朝却打破了定期派遣汉语官话"质正官"入朝"质正"的惯例。我们通过《宣祖实录》等史料,考证了这一时期汉语官话"质正"制度建设的特征及其缘由,以期为朝鲜朝时期汉语官话教科书及工具书的研究提供参考。     

南朝王谢家族内部关系比较

琅邪王氏和陈郡谢氏是东晋南朝时期的一流高门，东晋是门阀大族与皇权共治的一朝，而南朝皇权有振兴之势，门阀大族无法与皇权共治，并且逐渐衰落。本文比较了南朝时期处在衰落过程中的琅邪王氏与陈郡谢氏内部的孝悌关系，发现陈郡谢氏远较琅邪王氏团结、和谐，并对其促成原因加以分析。     

“后朝核时期”的中朝关系走势

中朝是两个平等的主权国家,各自有不同的核心利益,中国不能左右朝鲜。朝鲜是中国的友好邻邦,是中国的战略屏障。朝鲜面对美、日、韩的巨大压力,中国不能放弃朝鲜。在后朝核时期发展中朝关系有利于维护国家安全,符合中国的核心利益,但同时也应处理好中国与韩国、美国、日本以及俄罗斯的关系。未来发展中朝关系,应立足于战略高度,坚持原则、着眼长远,密切经济联系、树立牢固基础,增强政治互信、争取走共同发展道路,适时、适度推进双边关系,建立起正常、友好的国与国关系。     

朝鲜使臣眼中之道光朝社会

明清时期,朝鲜入华使臣留下了使行记录《燕行录》,这些记录对于我们研究明清社会及明清中朝关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文章以朝鲜燕行使者姜时永所著《輶轩续录》为研究对象,试对这次使行作一详细描述,重点探讨朝鲜使臣眼中的道光朝社会。     

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

秦至南朝的800余年,是云南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先后开通,并经历了兴衰变化的过程。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对云南通道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收集相关的零散资料,阐述秦汉蜀晋南朝时期云南通道开发的情形,并分析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