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台诗案

宋神宗在熙宁年间重用王安石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从事改制。就在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发生了苏轼乌台诗案。汉代时,御史台外柏树上有很多乌鸦,所以人称御史台为乌台,也戏指御史们都是乌鸦嘴。此案件先由监察御史告发,后在御史台审理,所以称为"乌台诗案"。     

沈德潜与《一柱楼》诗案探论

清朝“字狱”是我国封建时代思想专制统治发展的鼎峰时期。乾隆朝末期发生的《一柱楼》诗案，使得当时与乾隆帝以“诗友”相称的沈德潜亦未能幸免，但沈德潜在“字”上的遭灾并非只是受到《一柱楼》诗案的牵连，而是由于他所选辑的《国朝诗别裁集》已不符合当时统治政策的变化，所以沈德潜身陷“网”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一柱楼》诗案加重了对他的惩罚。     

一错千年的诗案

中国社科院文研所<中国文学史>宋代部分第一节<宋代文学的承先启后>中引宋初诗人滕白的诗:"稻穗登场谷满车,家家鸡犬更桑麻."<全宋诗>也将此诗收入滕白名下,诗题为<七绝三首>,其共同根据为南宋陈景沂的<全芳备祖>一书.笔者近日翻阅<全宋诗><杨万里集>,发现这三首绝句均为杨作,陈景沂收入<全芳备祖>时,误漏作者姓名,以至于错归后收在滕白名下.     

遥远的诗案——乌台案中的苏东坡

该通过乌台案的来龙去脉及原始资料的引论，阐述了人中的心理桎梏，忌才妒能对品、人品的决定性作用，展示了灵魂的震颤与搏斗。人作为一个整体，其长处短处优点弱点，影响着个案的公正判定，关系着事件的是非，——当然，这些早成了历史的落定尘埃，但做为人的精神之河，流淌在今人中又有多少积淀?     

车盖亭诗案的历史还原

车盖亭诗案的发生并不在于蔡确诗中的＂诽谤＂言论,而在于邢恕肯定蔡确的＂定策＂之功及对高太后在立储一事上＂别持异议＂的暗中指控。高太后与旧党势力虽然在严厉打击新党方面高度一致,却又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作为士人群体,旧党对如何处理蔡确分岐严重,并在诗案发生后呈现出种种复杂心态,这种心态既表现出士大夫群体内部的文化冲突,更折射出专制政治对士大夫的精神戕害。     

乌台诗案相关史实辨证

因信息的来源、讲述者的态度、讲述时的环境等方面的不同,宋人(包括苏轼本人)对乌台诗案发生时具体情形的描述产生了差异。把苏轼在不同情境中的自述、宋人笔记所载相互对照,参以宋代法律条文,可以辨识相关记载的可靠性,并探知产生差异的原因。     

畅游新眉山

漫步在宽阔平坦的大道上,谁曾想过,昔日,这儿是长满野草的沙滩,一条狭窄的小路凹凸不平。雨天,泥泞的道路让行人叫苦连天;晴天,空气中弥漫着灰蒙蒙的尘土,呛得行人咳嗽不已。如今,一条宽阔平坦的大道湖滨路,代替了昔日那些凹凸不平的小路。一幢幢高楼大厦像雨后春笋似地拔地而起,造型独特,风格各异。有传统的建筑,古朴典雅;有很现代化的建筑,焕发出时代的气息。成长的绿树环抱着这些各具特色的建筑。宽阔的街道纵横交错,来往车辆川流不息,行人络绎不绝……这就是充满活力的眉山新区。望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感到,变了,眉山真的变了。你瞧,环…     

眉山苏轼符号

眉山苏轼遗迹大多湮没于历史的风尘,眉山苏轼遗址比较重要的有纱縠行故居、天庆观乡校和老翁山坟茔,它们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演变成为眉山苏轼符号的标志,眉山苏轼符号具有苏轼潜意识主体的特征,象征苏轼孕奇蓄秀的精神特质和苏轼文化之根。因此,潜意识乃苏轼的文字之根、仁政之根、灵魂之根。     

苏轼“乌台诗案”述评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 (苏轼)徙知湖州,上表以谢;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御史李定、舒、何正言(臣),摭其表语,并谋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 这段不足八十字的正史,记叙的是距今九百多年前的北宋神宗朝,杰出的文学家苏轼“坐作诗讪谤罪”,被御史台关进监狱,酿成我国历史上闻名千古的文字狱“乌台诗案”[1],只是,记叙太简单了.乌台诗案的档案材料,南宋蜀人朋九万手录付刻,成《东坡乌台诗案》,其他还有周紫芝的《诗谳》,清人张秋水编纂的《眉山诗案广证》,今人陶道恕著的《乌台诗案新勘》等书,才使乌台诗案的真象,得以大白于天下,流传至今. 起因:新旧党争,种下祸根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眉山(今四川眉山)人.他是一位文学天才,同时也是一位关心人民疾苦,较稳健的政治革新家.正因为如此,他的政敌才从他的文字入手,有意陷害他.乌台诗案的起因是较复杂的.宋神宗赵顼,是一位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国君.熙宁二年(1069年)他任命王安石为相,实行变法.苏轼早在宋仁宗时,就曾上书言事,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但他与王安石的新法主张有所不同.苏轼于熙宁四年(1071年)上书神宗针对新法,提出不同政见,王安石非常不满,支派御史谢景温“论奏其过”,从此,苏轼与变法派结下不解之怨,受到变法派的排斥.由于在朝中十分孤立,苏轼请求外放,先后出知杭州、密州和徐州.在这段时期,他长期亲民,深知民间疾苦,在执行新法时,“每因法以便民,民赖以少安”,政绩斐然.同时,他对于新法的弊端,又寄物托讽于诗文,“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王安石变法失败后,于熙宁七年(1074年)罢相,宋神宗由变法转为改制.但是,混入新党的一批奸佞小人,仍然窃据要津,他们把变法改制蜕变成专门打击陷害异己的政治角逐,对政绩昭著的苏轼,唯恐其还朝受重用;对苏轼嘲讽新政的诗文,更是恨之入骨,因此,这批奸佞小人,常思伺机报复,置苏轼于死地.应该说,政治上苏轼为政敌所不容,文字上又授人以把柄,这便是乌台诗案产生的原因.     

重审杜牧《清明》诗案

今日的杏花村文化现象都与托名杜牧的《清明》诗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其实,杏花村意象是杏花意象在唐宋文学中的诗意延伸。据考察,＂杏花村＂词组在今存唐诗中出现过3次,在宋诗中出现过17次,在宋词中出现过4次;＂杏村＂在宋诗中出现过3次。这27个杏花村除了南宋方回诗中一个＂杏村＂是实指外,其余全是虚称,则《清明》之中的＂杏花村＂也当是虚指。学者从目录学、诗韵学、诗歌风格学等角度曾经怀疑过杜牧对《清明》诗的著作权,此外,若从诗意传承的角度去看,《清明》诗也不可能为杜牧所作,它只能产生于两宋之间。南宋以来的个别词选中录有一首署名北宋宋祁的已经化用了《清明》诗意的词《锦缠道·春游》,但至少有四点理由可以认为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结果。     

“爱与诗＂导学案

学习目标1．体会本单元一组诗歌蕴含的爱国之情;2．理解诗中的艺术形象（意象）;3．欣赏凝练、优美、富有表现力的诗歌语言。一、课前延伸1．熟读《我爱这土地》《乡愁》《我用残损的手掌》《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四首诗。2．了解以上四首诗的写作背景及作者的有关情况。3．结合课前导读、课后练习及工具书领会诗中蕴含的思想感情。     

苏轼和“乌台诗案”

有一次,电视台举行知识竞赛。一道赛题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是谁的名句？”选手答：“苏轼。”主持人判定：“错,正确答案是苏东坡。”主持人的判定不妥,引在这里不过是想说明：苏轼别号苏东坡。他的别号比名字更广为人知,这个别号牵扯出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乌台诗案。     

“菊花诗案”新勘

关涉北宋两大文豪王安石、苏轼的“菊花诗案”,已经延续了八九百年,迄今聚讼纷纭,争论未已。这个闹剧的产生,其源盖在于《宋史》和宋代文坛的种种弊端。在史学史上,《宋史》本系仓促修成,加上多采稗史小说,因而往往一事而有异说数种,讹舛甚多。所以明人潘曾紘、曾弗人、徐世溥都曾有重修《宋史》的打算。在宋代文坛上,出现了许多诗话,笔记之类著作。这些著作,顺手拈来,信口说去,多喜造点“本事”,加点噱头,以供茶余酒后助谈消遣,不是严肃正经的高谈宏论。比如,苏     

《怀旧集》诗案考索

本文通过文献的钩稽和排比，以清初冯舒因《怀旧集》而被害为例，来对清代历史上“假诏书以祸天下”的状态作一详尽的描述和探究，一则清晰地了解清初官场贪酷之实相，再则，进而分析文祸对此际人心士风乃至对诗风、文风的影响，为清代文学的生态、心态与形态研究提供一个典型的范例。     

多维法治视角拷问彭水诗案

2006年9月,重庆彭水县干部秦中飞因发一则针砭时弊的短信诗词,而涉嫌诽谤罪被批捕。笔者试图从多维法治视角,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规定,从该执法行为侵犯宪法所赋予给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违反刑法罪行法定原则和刑事诉讼法相关程序规定以及违背司法独立的精神的角度,对此案进行逐一拷问与剖析,以规范行政机关的执法行为,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进而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     

论剑侠诗与冶游诗

比起欧洲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贩卖黑奴掠夺黄金的江洋大盗和古罗马角斗场上的斗士,中国封建时代的诗人的形象似乎孱弱了一些,然而,中国古代的诗人却都有一个普遍的爱好,即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自己带剑行侠的愿望,或者歌颂一些英雄好汉的剑侠行为,这样就使中国的诗歌与剑侠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屈原“带长铗之陆离”(《九章·涉江》)到     

论译诗

本文针对某些名家提出的诗不可译的观点，阐述了这一观点形成的一些原因，提出了译诗与文学欣赏联系的观点，与不同语言诗歌形成的同一意境的观点，进而与“动态对等”翻译理论联系起来，由此引出诗可译，但极难译及相对性评价译诗的观点。     

论鱼玄机诗

鱼玄机是晚唐著名女诗人，但过去对其一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从思想内容与艺术成就两个方面入手，对鱼玄机的诗歌进行了具体的分析，指出鱼玄机的诗表达了对女性社会地位的不平等、对扼制女性创造、建树和施展才华的封建制度的抗议，显示出诗人性格的叛逆性和大胆追求正当的生命欢愉的勇气。在艺术上，鱼玄机的诗具有意象浑成、圆融一体、擅用典实、情韵两俱的特点。     

论稼轩诗

他人之词，也许是“诗余”；稼轩之诗，却是“词余”。平心而论，无论数量或质量，稼轩之诗远逊于其词。与词比较，稼轩诗似乎少一点纵横的英雄气，多一份哲理与平和，分明打上宋诗重思辩重理趣的烙印。然而，与稼轩词一样，稼轩之诗，也是其理想追求与严峻现实之间矛盾冲突的产物。梁启超评陆游诗云：“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赖聊以诗呜。”(《读陆放翁集》)稼轩之诗，亦当作如是观。只有这样才能把握稼轩诗的精髓与神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