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洪亮吉对杜注字词的匡正（二）

在《左传》的注释史上,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是一部重要的注释之作。洪亮吉主要利用汉魏遗说来匡正杜注,力图恢复《春秋左传》汉学的本来面目,匡正了杜注中大量的错误。本文进一步从字词方面探讨洪亮吉对杜注的匡正。     

论洪亮吉对杜注字词的匡正（一）

《春秋左传诂》是洪亮吉的代表之作,他主要用汉儒之说来匡正杜注,以他经证此经,以别传校此传,取得了重要的成就,做出了重大贡献。本文主要探讨洪亮吉对杜注字词的匡正。     

论《春秋左传诂》的不足(一)

在《左传》的注释史上,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是一部重要的注释之作。他主要用汉儒之说来匡正杜注,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主要从洪亮吉对杜注贬斥过分方面探讨《春秋左传诂》的不足。     

论《春秋左传诂》的不足（一）

在《左传》的注释史上,清代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是一部重要的注释之作。他主要用汉儒之说来匡正杜注,取得了重要的成就,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本文主要从洪亮吉对杜注贬斥过分方面探讨《春秋左传诂》的不足。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经学成就

清代经学史上<左传>的考据,经历了由尊汉学而辑存汉儒旧注、批判杜<注>孔<疏>,进而重新建立注疏的过程.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旨在"存<春秋左传>之古学",从而搜采古训,匡正杜<注>,补充注解,为<左传>新疏奠定学术基础.这些是其经学成就的具体表现.     

《左传正义》主杜预不主贾服议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之以杜注为本,不取贾服者,究其根本,乃贾服杂取《公》《榖》说经,正杜氏所谓"不守丘明之传","於丘明之传,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说,而更肤引《公羊》、《榖梁》,适足自乱"者也。六朝春秋学《公》《榖》尤盛,唐初《五经正义》《春秋》以《左氏》为正,自不容贾服自乱阵脚。杜注训诂多本贾服,地理多本马京,更能"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即采《公》《榖》,亦能合于《左氏》义例,正足固植左传。     

从清儒的臧否中看《左传》杜注

晋代杜预所作的《春秋经传集解》 (后人简称之为“杜解”或“杜注”) ,是现存唯一完整的《左传》古注。清代学者们从义理和考证两个方面对《左传》杜注进行了臧否 ,其作品数量之多、涉及方面之广与考语分量之重 ,都超过了前代。清儒对于杜注既有所舍又有所取 ,在取舍中把注释《左传》的水平提高了一大步 ,尽管他们对杜注的某些批评今天已经被证伪。从这一意义上来说 ,清儒不仅是杜注的批评者 ,而且是杜注的继承者与发扬者。总之 ,在清儒的臧否中 ,《左传》杜注经受住了最严峻的考验 ,显示了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和不可动摇的学术地位     

论《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中的尊王思想

刘文淇少从舅父凌曙学,也曾授陈立《公羊》学,然而,在家学的渊源上,刘氏四代祖孙皆致力于《左传》,究其原因,实与刘文淇的尊王思想有密切关系。始于清初的一片“反杜”呼声下,刘文淇对杜预义例严加纠正,他利用古注辑存的成果,并凭借乾嘉时期典章名物考证日趋精进的优势,去例言礼,通过《春秋》褒贬揭示尊王之义。此外,在《疏证》的撰写上,刘文淇自称对沈钦韩《补注》“十取其六”,其中因袭了沈氏对杜预人格方面的怀疑,也据此驳斥杜注,申明《春秋》大义以尊王为本。     

敦煌本《左传》写卷的学术价值

敦煌《左传》写本为《左传》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新材料。利用这批材料，不仅可以证实文献记载的隋唐时期杜注《左传》一统天下的局面，还可以据之了解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书写格式、《春秋正义》原本之书写格式、《左传》写本所反映的敦煌教学情况等。同时，由于这是一批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写本，保存了当时《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的文本面貌，对于我们探寻《春秋左氏经传集解》文本之原貌具有重要的价值。     

清儒眼中杜预义理的“悖谬”

杜预第一次建立了《左传》的经解系统。清儒集众矢于杜预对《左传》义理的阐发,并逐渐升级为对杜预的人身攻击。清儒用后世之价值判断评判《左传》义理的是非,并让杜预及杜注(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承担了《左传》义理之"谬"。直到晚清,学者方能正确对待《左传》的义理及杜预的义理阐释。     

《左传》杜注敦煌残卷研究

《左传》杜注敦煌残卷是传世《左传》杜注的重要补充。对其用字特点、抄本特征、版本学价值等应进行必要的探讨。残卷多用俗字,“弗”、“不”混用,较多地保留“也”字,使用占位符号等,有存古貌、显文义、证前说之功。     

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杜预注的发展

孔颖达的《春秋左传正义》是唐前《左传》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左传》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该书采取义疏体例,在杜预注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疏解工作。本文主要以鲁隐公部分为研究对象,从训诂内容、书法义例、经义思想三方面探讨孔疏对杜注的发展推进。     

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读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

刘文淇《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注例》中倡言“释《春秋》必以周礼明之”,使其《左传》学回到了汉代《左传》学的起点,对内找到了贾、服等汉儒旧注的源头,对外与汉代和清代的《公羊》学在经义和治经方法等方面划清了界限。在此基础上,刘文淇进一步清理了杜预《左传》注的凡例错误,其后世子孙对周礼的内涵又加阐论,并将其《疏证》的凡例拓展为三大研究领域,建构起刘氏《左传》学的经学体系。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杜诗仇注献疑

杜甫的诗歌,自宋至清,注家很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仇兆鳌的《杜诗详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此书:“援据繁富,而无千家诸注伪撰故实之陋习,核其大要,可资考证者为多。”然洋洋巨著,疏漏之处,实亦难免。后出的注本如杨伦的《杜诗镜铨》、浦起龙的《读杜心解》,对仇注均作过补充和纠正。清人施洪保所著《读杜诗说》驳难仇注,不遗余力,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今人傅庚生、徐仁甫、邓绍基诸先生亦对仇注匡正补苴,发表过很多宝贵的意见。尽管如此,仇注中的问题还时有发现。今不揣浅陋,献疑数则,以求正于方家。若偶有失检,所论已为前人或时贤道及者,敬祈指示。     

《左传》注商榷两例

“弗敢加也”与“小信未孚”《左传》庄公十年:“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弗敢加也”杜预注:“祝辞不敢以小为大,以恶为美。”近代教材多从杜注,把“加”译解为“夸大、虚报”,意谓祝辞不敢夸大,不敢虚报。此说恐未确,“祝辞”系解者所加,原文并无此意。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云:“牺牲玉帛祭     

《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及特色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是清代专门研究《左传》的第一部专著,顾氏在明代邵宝、陆粲、傅逊三部关于《左传》杜注的著作基础上,参以已意,对杜预的《春秋左传集解》对杜注既“补”又“正”。该书刊刻后,在不同的官私目录中都有著录,有不同版本流传于世,今按时间先后顺序对《左传杜解补正》的版本源流进行梳理考证。     

《春秋经传集解》书名与撰著年代考辨

杜预《春秋经传集解》是《左传》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该书的命名和撰著年代是历代研究中的两大疑点。通过考察"集解"的注释体例,并结合杜预注释《左传》的宗旨,认为杜氏"集解"乃集合经传作解,进而肯定陆德明、孔颖达之说。此外,利用《宋书.州郡志》《晋书.地理志》及《水经注》中的相关材料与杜注中的地名互证,可以推定杜预始注《左传》的时间应不晚于咸宁二年(276),并非太康元年(280)平吴之后。     

《左传》疑义新证（成公上）

本文结合《左传》杜预注、孔颖达疏、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等相关论著,对《左传》训诂、名物典章、史实等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     

胡瑗《春秋》佚说以及与孙复之异同

胡瑗著述有名春秋论者,向未见近世论者称说。杜谔《春秋会义》所引胡氏曰二十二条、胡氏论曰四条,皆系胡瑗《春秋论》佚说。此外,《黄氏日抄》、《春秋阙疑》、《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中亦存不少胡瑗佚说,综辑凡得八十二条。胡瑗佚说中有一些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不仅旨意相同、而且连文辞都相近甚至完全相同,如出一人之手,这与胡、孙二人早期同学十年的经历是分不开的。胡、孙二人都受到啖赵学派舍传求经新学风的深刻影响。在具体经说上,胡、孙二人也存在广泛的一致性。不过,在褒贬问题上胡瑗远较孙复平允实在,没有孙复那样强烈的有贬无褒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