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多余的话》并非多余

瞿秋白英勇就义30多年后,竟因为他的一篇遗言《多余的话》,在文革中被“揪出打倒”,甚至砸碑掘基。直至党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逐渐恢复名誉。但《多余的话》仍然是个“谜”。虽然今天人们不再说它是什么“叛徒自白书”了,但相当一部分人还认为:这至少是瞿秋白的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严重的污点罢?……至于《多余的话》本身究竟是什么意思?瞿秋白又为着什么目的而写?这桩近60年的谜案,我们请这位瞿秋白研究者来进行一次破译:     

也谈《多余的话》

在特殊环境与历史条件下写成的《多余的话》,反映了瞿秋白是一位机智勇敢、不懈斗争的革命家。同时它作为瞿秋白的自传性文章,可谓是翟秋白对自己革命历史的真实记载和总结。《多余的话》写得精深莫测、隐晦曲折是瞿秋白对敌斗争的艺术反映。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国民党杀害于福建长汀。据在场目睹者描述：瞿秋白从容镇定地走出长汀中山公园,边走边与同行者谈话。＂信步至亭前,见小菜四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酌自饮,谈笑自若……”“高唱国际歌,酒毕徐步刑场。”他指着一处草坪,微笑着说：“此地很好!”遂盘膝而坐……     

为《多余的话》说几句话

窗外,秋风萧萧,秋雨绵绵。案头,一本《多余的话》。心头,思绪万千。蓦地,那个时期的《讨瞿战报》眼前一闪,耳膜里尽是“叛徒的自白书”的怪声恶叫。点燃一支烟。随着亮光出现,怪影恶声消失了。自《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发表陈铁健的《重评〈多余的话〉》后,几年来,各报刊共发表二十余篇文章,一致认为《多余的话》既没有出卖党和同志,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又没有吹捧国民党,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怎么能说它是“叛徒的自白书”?而且三十年代专门攻击     

《多余的话》之再解读

《多余的话》自问世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多种不同的解读。瞿秋白同志之所以心忧，是因为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为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而心忧。瞿秋白无办法解决王明路线问题，就只能采用一种委婉的方法，严厉斥责以及深刻检讨自己的方法，来曲折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多余的话》的两段佚文

瞿秋白就义前在福建汀州狱中所写《多馀的话》,最初选载于一九三五年八九月出版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一九三七年三月五日至四月五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发表此文。后来香港、日本的几种刊物,也陆续转载,均为铅字排印。一九六七年,某些“讨瞿”组织印发的《多馀的话》,一九七四年某出版社内部发行“供批判用”的《多馀的话》,都是根据《逸经》本翻印。《上海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年第二期所载《多馀的话》,当亦根据此本印行。     

关于瞿秋白和他的《多余的话》

如何科学地、历史地评价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被“四人帮”搞乱的问题。《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三期发表了陈铁健同志题为《重评〈多余的话〉》的文章,对此提出新的见解。一、关于瞿秋白的功过陈铁健同志认为:“瞿秋白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前进,对中国共产党的成长,对中国文学艺术事业的发展,都有着重大的贡献,他的功绩是为全党所公认的。”尽     

《多余的话》的魅力和价值新说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狱中遗作。其魅力缘自作者不同凡响的一生经历,在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早期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有着强烈暗示力的话语、话语塑形的风格,以及它向世人所展示的瞿秋白的信念、情怀和人格形象。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思考了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怎样才能把党建成一个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革命应该采取怎样的斗争策略等问题,并已触及了对革命队伍中人的价值、尊严问题的思考。《多余的话》是对历史的见证和交代,也是留给后人和未来的。《多余的话》的这些内在价值进一步彰显了其魅力。     

瞿秋白《多余的话》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英雄观

瞿秋白狱中所书《多余的话》能够反映出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所作出的个人兴趣、乃至生命的无畏牺牲。更进一步,对于荣誉的第三重牺牲,是瞿秋白革命精神的独特部分。一切为人民的初衷,革命与责任高于生命以及勇于批评与自我批评革命态度的无产阶级英雄观。深刻体现了瞿秋白一心为革命志业争取主动、争取进步、争取胜利,为人民幸福奋斗终生的革命精神。     

瞿秋白: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

1921年12月,一位远游“饿乡”(这是当时人们对革命后的“苏俄”的称呼)的旅人,怀着“真理”的“饥饿”,写下了一段颇为沉重的话——“‘我’——是欧华文化冲突中的牺性,‘内的不协调’,现实与浪漫相敌,于是‘社会的无助’更(?)丧‘我’的元气,我竟成‘多余的人’。呵!噫!忏悔,悲叹,伤感,自己也曾以为不是寻常人,回头看一看,又有什么特异,可笑可笑”。这既是自我“英雄感”的丧失,又是一种新的自我     

否定中寻求再生——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1935年,瞿秋白身陷囹圄,写下《多余的话》,对自我革命者的身份和几年的政治领导生涯进行了"否定"。这部语义错生、背景复杂的作品引发了后世研究者的争论,作品的境遇也几经坎坷。"滑稽剧"是阐释《多余的话》有力的切入点,以此切入,探析出作者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无产阶级"化难度的自觉和在中国现代性变革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从政的反省,表现出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在中国出现危机所进行的反思和寻求中国政治"再生"的尝试。     

并非“多余的话”——从党的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看瞿秋白的《多余的话》

引 言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1927年,他主持“八七”会议,纠正与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总方针,并参与决定和指导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与广州起义等全国各地的暴动,把中国革命从当时的严重失败中挽救过来。此后不久,他也曾犯过盲动主义错误,但能够认识改正。     

当前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几种不同评价

怎样认识《多余的话》的主要倾向及其性质,这是评价瞿秋白的关键。粉碎“四人帮”以后,史学界的同志们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倒了“四人帮”一伙强加在瞿秋白同志身上的一切诬陷不实之词,使秋白同志所蒙受的不白之冤得到了昭雪。但在重新评价秋白同志的历史功过的过程中,对《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及其主要思想倾向问题,有些分歧,现将这些分歧意见整理发表,并将《多余的话》全文作为附录刊出,以便于深入开展讨论。近年来,学术界发表的论文中,涉及到《多余的话》评价问题的,主要有以下几篇:《历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一、第三、第十二期,先后发表了李洪林同志的《打破党史禁区》,陈铁健同志的《重评多余的话》,王维礼、杜文君同志的《应当全面评价瞿秋白》。一九七九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党史资料》(丛刊)第一辑刊载了蒋铃、马鸿生同志合写的简讯《关于瞿秋白的评价问题》。一九七九年本刊第一、第二期先后发表了王关兴同志的《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批判“四人帮”对瞿秋白烈士的诬陷》和王亚朴同志的《怎样看待〈多余的话〉》。一九八○年三月廿一日,丁玲同志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我对〈多余的话〉的理解。。一、关于《多余的话》的真伪问题     

《学会坦诚》续篇

本刊2001年第11期刊发的《学会坦诚》在教师当中引起一些反响,有的教师非常想知道文章后面的故事,适逢文章作者也给编者来信,叙述这一案例的前前后后以及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看法,为此,编者摘编其中一部分刊登,以满足读者交流的愿望。     

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瞿秋白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英雄——的光辉典型。     

瞿秋白因何厌倦了政治——由《多余的话》引出的话题

通过解读瞿秋白的《多余的话》,从主、客观两方面可分析出瞿秋白的"政治厌倦症"产生的原因及其实质所在。瞿秋白的这种"政治厌倦症"情绪,并没有妨碍他以自己的(或折中的)方式去为党工作,他依然是个值得尊敬的共产党人。     

同质异构写“本味”——读《多余的话》和《随想录》

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和巴金的《随想录》产出时间相距约半个世纪,无论写作背景、作者经历、气质、身份,还是对它们的接受,都有明显的区别。但是,抉心自食,严格地解剖自我,对历史高度负责,表现出作者的磊落情怀,却是两个文本共同的特点。     

安娜:一个“多余”的女人

安娜的悲剧,多数文章将其归结为丈夫卡列宁的虚伪,情人伏伦斯基的薄情,安娜内心深处渴望爱情与背叛家庭、抛弃丈夫和儿子之间的尖锐矛盾。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即对安娜的出身、文化素养、家庭生活、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则安娜的悲剧在于她无所事事的生活,对自己的角色不满,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是一个“多余的人”。     

沉郁悲愤——也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的"作意"

瞿秋白就义前狱中所作<多余的话>的创作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文章认为在众多因素中,作者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不妨将之归纳为"悲愤说":他的气质性格、他在党内长期受到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私人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他在临死前需要把这种长期郁结于胸的悲愤宣泄出来.     

一个多余的逗号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组成部分,它能帮助读者分清结构,辨明语气,正确地了解文意。郭沫若先生如是说: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人教社六年制小语课本第十册《难忘的一课》中有这么一句话:“我看到上面有孔子,有郑成功,有孙中山,还有诸葛亮,穿着八卦衣。”粗略一看,没什么错误。反复咀嚼,便觉“还有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