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夫季:当代“耶稣”

置身于当代社会的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具有先知、良知的忧郁者,他自觉地负荷着时代的痛苦,对人类的关怀令作者上下求索。１９８６年,他推出新作长篇小说《断头台》,在这部小说中,他塑造了一个酷似基督教的“耶稣”形象——阿夫季,但作者笔下的“耶稣”形象失去了重要的宗教因素,“上帝”是新的“上帝”,“耶稣”是当代的“耶稣”,是人类社会善与美的追求者,是真理与正义的探险者与殉难者。     

威廉·福克纳小说中的“恶人”形象研究

威廉·福克纳作品的一大特点是善于描述小说中的恶人形象,在福克纳笔下的恶人都是行径卑劣、无爱心、无道德意识的恶棍。文章以其代表作品《喧哗与骚动》,《村子》、《小镇》、《大宅》三部曲以及《圣殿》等详细的阐述了其作品中的恶人形象,并透过这些罪恶的表象揭示福克纳作品中的悲剧叙事特点,作家旨在关注人类命运,为人类指出从罪恶到救赎的光明之路。     

人性的救赎——从末世论角度解读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断头台》

俄罗斯宗教中的末世论思想奸俄罗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许多作家的创作都曾受到这一思想的影响.艾特玛托夫在其长篇小说<断头台>中,通过对不同主人公的不同悲剧命运的描写,将末世论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小说表现了作家对丑恶现实的不满和批判,也体现了作家试图通过"末日的审判"创建美好世界的愿望.     

高建群和艾特玛托夫女性崇拜情结比较研究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因素是当今比较文学和中国文学研究界关注的焦点，我国当代著名陕西籍作家高建群的创作具有参照意义，高建群受吉尔吉斯斯坦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影响，在创作中欣赏，赞美甚至神化女性，塑了众多优美的女性形象，表现出了与艾特玛托夫相似的女性崇拜情结，他在接受影响的同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主体性功能，将外来的异质文化因素与本土文化有机结合，显现出陕西当代作家独具的特色，艾特玛托夫的女性形象从吉尔吉斯的群山草原走向西方世界，展示了作家宣扬的的博爱和至善，高建群的女性形象则从草原的白房子回归陕北的黄土高原，揭示了作家所探索的中华民族的生存之迷和发展之谜。     

文学之“轻”与生命之“重”——浅论艾特玛托夫小说《白轮船》

卡尔维诺在他一九八五年的演讲中提到: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1]。卡尔维诺是轻快型的作家,讨论文学中的轻时,他举了唐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吊到半空中的场面[2]的例子,来说明轻应该要获得具有象征性价值[3]的视觉形象。前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小说《白轮船》,正是因轻的文学风格而具备了这种象征性价值,并且成功地探讨了生命和生存之重。     

阎连科小说的形象语言浅析

在当代文学史上,作家阎连科是个颇具小说创作才华和极富创新精神的优秀小说家,被看作是近年“中国文学中绕不过去的人物”。他小说的语言充满特色,据笔者研究,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听觉化、视觉化、嗅觉化、触觉化的形象语言,这些使他的小说在当代文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性别书写

在鄂温克的作家中乌热尔图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他的小说中大量描写了鄂温克人的生活和精神面貌。从性别书写的角度细读他的小说创作,可以发现,他塑造了森林征服者的男性形象,并用动物来隐喻男性的雄健和勇武．而他笔下的女性形象是淡化的、单薄的。乌热尔图小说中的母亲形象是以受难者的形象和作为儿童梦幻的形象存在的。     

《断头台》在中国的接受

钦吉斯·艾特玛托夫是苏联吉尔吉斯作家,其创作始于1952年,至今已创作了大量的小说,作品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成为苏联当代最具世界影响的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几乎全部被译介至国内,对国内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被认为是对新时期文学创作产生最大影响的四位外国作家之一。而对其创作的鉴赏与批评也成为了一个热点,尤以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断头台》为最盛。     

艾特玛托夫小说“语言图像”的审美特征

"语象"作为显现在语言中的图像,是文学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文学作品具有图像感的一个桥梁。艾特玛托夫在小说创作中,主要利用多种方式呈现"语象",利用白描、比喻、象征这几种修辞艺术生成语象,使得小说极具画面感,有了一种图像般的审美特征与审美效果。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正是因为对"语象"出神入化的运用,而使其小说得以在全世界广泛传播。     

论斯克里亚宾神秘主义对索洛维约夫宗教哲学的承继

弗拉基米尔·谢尔盖耶维奇·索洛维约夫,是俄国著名的宗教哲学家、诗人、政论作家,是现代意义上俄罗斯哲学和东正教神学的奠基人。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影响了大批俄国先进知识分子,并波及到各个领域。笔者将从斯克里亚宾的音乐笔记入手,探析斯克里亚宾的神秘主义思想对索洛维约夫"神人论"和"一切统一"概念的继承与发展,为以后更好的理解斯克里亚宾打下基础。     

哈代的小说创作及其宗教观

本文通过对哈代的长篇力作《德伯家的苔丝》的创作艺术和作品中主要人物性格命运的分析,指出邪恶虚伪的宗教是一切社会罪恶的根源,更是导致苔丝悲惨命运的元凶。在此基础上,文章论述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所体现出来的批判邪恶宗教的立场观点。     

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圣经原型

哈代熟读经书,深谙教义,精通神学。哈代的作品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与他深厚的宗教文化底蕴有着密切联系,其作品中大量地运用《圣经》的典故和意象,使作品透露出一股浓重的宗教气息。本文试以分析《德伯家的苔丝》中的《圣经》原型来揭示哈代的宗教思想对其小说创作的影响。     

荒谬的“宗教济世”——析评《断头台》主人公阿弗季形象

吉尔吉斯坦当代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就思想内容的广阔性、艺术思维的开拓性说,都堪称独步前苏联近年文坛,因而我国大量地译介了他的小说,并得到了外国文学评论界的重视。他的长篇代表作之一的《断头台》,尤其引起过广泛的注意。只是给予肯定的多,对其具有的错误观念——宗教济世——的批评却很罕见。由于新近出版的两种高师外国文学教材中,均列有艾特玛托夫专节,笔者愿就此提出肤浅的认识。     

时代激流中的一湾清泉──论许地山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许地山小说中的妇女形象在他小说的整体创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时代激流，那么许地山笔下的妇女形象就是汇人这股激流中的一湾清泉。他是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反映时代的；不写时代的生活，却能折射出时代的光点，因而与同时代诸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有着迥然不同的独特风格，具有独特的审美情趣。本文从“于情感中见理性”方面对其笔下的妇女形象进行分析论述，揭示出其独特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     

浅析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郁达夫是一个格外关注女性的作家,在他的作品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本文主要将郁达夫小说中的女性归纳为“妖冶放荡型”和“柔慈博爱型”,并结合郁达夫的生平家事,指出郁氏小说中女性形象是与其幼年家庭的三个女性息息相关的。     

《生死疲劳》中的"莫言"形象

作家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创造了许多少年儿童形象。在新作《生死疲劳》中,作家又塑造了一个“莫言’,形象。“莫言”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以作家为原型的丰满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起着补充故事情节、讲述故事进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是作品中的第三种声音,他的叙述使小说呈现出典型的复调型叙事特征。“莫言”的存在是作家为寻找新的叙述方式而做出的新的探索,也是作家对少年生活的再次回望。     

从《小伙子布朗)看霍桑小说创作的“原罪”主题

本通过对19世纪美国名浪漫主义小说家霍桑的短篇力作《小伙子布朗)的分析论述,向读介绍作家小说创作中反复出现的“原罪”主题。章指出,由于受加尔教清教意识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霍桑在其创作思想中深深打上了“人人皆有罪”的烙印,并向读展现了作家在此创作思想指导下如何去提示和刻画作品人物内心隐私的“恶”的写作技巧以及宣扬“罪恶是人的本性”的“原罪”主题。     

《生死疲劳》中的“莫言”形象

作家莫言以自己为原型创造了许多少年儿童形象。在新作《生死疲劳》中,作家又塑造了一个“莫言’,形象。“莫言”形象的复杂性在于,他既是以作家为原型的丰满人物形象,在作品中起着补充故事情节、讲述故事进程、推动故事情节发展的作用;同时又是故事的叙述者,是作品中的第三种声音,他的叙述使小说呈现出典型的复调型叙事特征。“莫言”的存在是作家为寻找新的叙述方式而做出的新的探索,也是作家对少年生活的再次回望。     

穆时英在政治化趋向语境中的大众化写作与远离政治

在1930年代的政治化语境中,穆时英创作了一批很有左翼色彩的大众文学,被左翼作家誉为“普罗小说中之白眉”。但是,“普罗文学”和“大众文学”全不是穆时英的真志趣,他所响慕的是烂熟的都市文明,不信仰“某种思想或主义”,远离政治,他只是忠实于自己,忠实于生活,努力进行艺术的探讨,创作出标新立异的现代主义小说。     

世俗女性与纯净美人——中日文学中的女性形象比较

张爱玲和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都描写了大量的女性,而两人都擅长描写女性。他们的代表作品《半生缘》和《雪国》中,都存在着在强大的男权社会中挣扎着的女性形象。分析这两部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追问作家的女性意识和作家性别以及民族文化在两个作家创作中的影响,从而可以挖掘出两个作家不同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