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重点文章

●汪高鑫历史、历史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创新求变、民族忧患和历史借鉴等等的中华民族精神;而数千年延绵不绝的传统史学,则肩负起了记录和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强大精神力量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民族在崭新历史方位的文化理想追求,体现了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能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中华文明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之基、文化之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深深寓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实践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都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涵育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力量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源泉。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指导推动新时代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有更强有力的精神支撑,必须弘扬中华文化,增强文化认同,广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积极构建共享精神标识,塑造中华民族形象。     

论史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人们爱国主义意识，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内容。历史科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基石，是传统文化的介质和载体，是爱国主义、国情教有的思想资料和育人的教科书。史学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特殊效能。     

中国传统史学的垂鉴功能

中国传统史学十分注重从历史中总结前人的活动和思想,在统治阶级和史官学者的大力提倡下,中华民族形成了取鉴于史的文化特质。史学垂鉴思想主要以三种形式表现,垂鉴功能的形成有其特定原因,正视中国传统史学垂鉴功能对史学自身的影响,于史学的进一步发展将有着深远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史学在中国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悠久的史学研究的传统。史学的研究对于中国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有哪些作用呢？本文从史学对个人道德修养的培养、民族凝聚力和统一意识的形成、治国安邦和对社会物质、精神文明的保存四个方面来论述史学的作用。     

历史·哲学与史学研究——关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下史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思潮给传统史学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以鲜明的批判和质疑精神,解构了近代以来形成的历史知识、历史观念和学术话语,给史学研究带来许多有益的思考和启迪,推动着当代史学研究的深入发展。     

冀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中的国学元素分析

国学是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以国学为主要载体的传统文化与语文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传承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是新课标下语文教材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统计发现,冀教版小学语文教材拥有一定数量和种类的国学内容,表现了弘扬传统文化、承继民族精神的多重主题;时代使命与科学选文,是使得教材进一步完善的保证。     

从图书中汲取历史智慧

我国是世界上史学最发达的国家,作为一个延续了五千年文明史的古国,不但有着悠久的历史,丰富的典籍,而且有着深厚的历史教育传统。数千年来,这种优秀的历史教育传统,使得中华民族的史学文化薪火相传,绵绵不绝。丰富的历史智慧和中华民族诸多优秀文化传统也赖此获得传承。毋庸多言,历史是人类的经历,是人类在自然界行进的路径,现在的世界,正在接续这个经历,今日的行进,转瞬也将成为历史,各门学科,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它们的产生需求或发展踪迹。因此,历史与现实、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历史与每个人,都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认识了解历史及历史知识也…     

“史家之绝唱”试析

《史记》产生于特定历史时代之特殊杰出人物之手,为空前的历史巨著.以其结构完整、体例严密为中国传统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领域,为历代史家提供了艺术营养、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史记》思想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上堪称为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中华民族文化的具体体现．鲁迅因此誉之为“史家之绝唱”.     

从传统文化视角看思想政治课教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发展的母体,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力。因此,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能够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文化强国战略决策背景下,思想政治课教学作为学生情感、道德、价值观培养的主要场所,理应担当起培养学生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历史责任和光荣使命。     

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与民族精神——兼谈20世纪中国史学的近代化

20世纪的中国史学近代化是具有自己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有特定的内涵,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各个流派史家在史学近代化过程中,经历不同的途径,治史上有自己的特色。在曲折发展过程中,他们意识到应当重视中国古代史学思想遗产。近代史学与古代史学有区别又相互联系。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揭示中国史学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在今天经济全球化趋势下,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的时代特色和主要成就

20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编纂学由传统的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向近代史书编纂体例和编纂思想过渡,呈现中西体例和思想互动融合的局面。一方面,传统的编纂体例和思想仍显示出卓越的生命力,出现了对传统历史编纂学进行反思和实践的倾向;另一方面,章节体迅速成为历史编纂中最重要的编纂形式,主宰中国历史编纂的语境,20世纪史家在这样的历史情势下,建构中国历史编纂学的尝试和努力就显得尤为可贵,他们赋予20世纪中国历史编纂学独特的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     

文明史学在近代中日两国的兴起与变异——以田口卯吉、梁启超为重点

文明史学起源于西欧,19世纪70年代初传至日本,20世纪初进入中国。经田口卯吉、梁启超等人的提倡和实践,文明史学在日、中两国兴起。一方面,中日早期的文明史学拥有共同的理论特征,主张以进化史观取代传统的历史观念,以民众心理、社会风俗等为研究重点,以历史的因果关系、演化规律及公理公例为追求目标,以文明之精神为历史进步的决定性力量;另一方面,中日早期文明史家在接受和传播西欧文明史学现代性理念的同时,又因应时势,予以改造与发挥。西方史家认定文明史合于自然科学的性质,中日史家则主要是从社会科学角度来理解文明史;日本史家通过文明史学确立民族自信,中国则出现了明显否定民族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日本早期的文明史学带有较严重的国家主义色彩,中国的文明史家则强调本民族的团结与自救。循流溯源,观同析异,这对于深刻认识中日两国史学现代性的发生大有裨益。     

新史学与清末历史教科书的编纂

晚清新式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是中西文明不断融合下学术分科和学制变革的产物,经历了由译介到自编、由学习欧美到学习日本的转变过程.历史教科书承载着构建一般民众普遍历史观、世界观和民族观的重任,而新史学以先进的史学理念掌控了国民历史知识的重构权,将以进化史观为理论指导、重视历史解释、强调史学致用、关注民史、反映人类社会全貌和重视史书表现形式的多样化等观念贯彻到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此外,新史学试图通过增强历史文化认同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主张,也在历史教科书的编纂中得到充分体现,直接影响了这一特殊历史载体的书写范式.     

范文澜治史精神的当代价值——纪念范文澜诞辰120周年

范文澜是一位为创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树了巨大功绩的学术大师。他的学术业绩和治史精神,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思想财富。其治史精神,对于我们今天发展21世纪史学最有启示意义的有两项：一是树立科学态度和倡导优良学风;二是勇于创新,探索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特点。     

论中华民族精神现代化

民族精神现代化,就是民族为了适应现代社会发展要求对民族精神进行改造,使之具有现代性。在最近一百多年里,中华民族精神由开放融合、自主改造到不断发展超越,最终实现了现代化,并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积累了许多可贵的经验。     

中华传统节庆的文化精神

中华传统节庆化之中,自来就蕴涵了厚重真切的传统化和民族精神内涵。和谐对称、淑世精神、历史意识和乐观自信等几个方面的内容,正是其中鲜明较、引人注目的成份。历史地看,由传统节庆所负载和传布的这种化精神,自始至终地成为渲染化气氛、塑造民族性格的重要内容。     

20世纪中前期两部英文中国史学史

20世纪中前期在美国先后出现了两本英文中国史学史专著,分别是贾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以及华裔学者韩玉珊的《中国史学纲要》。贾著具有开创性意义,堪为汉学研究之入门工具,除了介绍中国传统史籍的分类以及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史,也比较了中西史学观念和编撰方式,对中国传统史学提出了批评。韩著稍晚于贾著,在美国汉学界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可补贾著之不足,其篇幅更长,材料上也有较大增补,对中国史籍和史学研究方法的分类更为细致,还列出了大量术语的翻译以及"二十六史"的表格。韩著虽然对中国传统史学多有肯定,但也从九个方面展开了批评。两部书因其开拓意义及入门工具价值依然值得今日之研究者关注。     

抗战前后:民族意识的强化与返本开新的困顿——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研究之四

抗战前后,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加强。从民族自保的角度,思想界相当一些人士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认为一个民族要延续,作为其象征的文化传统应当得以保存,并由此得出了返本开新的结论。然而,他们同样面临着自清末以来中华民族精神转型的一个悖论:即如果改变中国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因素,那么新的民族精神必定是一个非传统甚至反传统的东西;如果不改变其中的实用理性因素,那么所谓民族精神的转型便是换汤不换药。正因为此,直至抗战结束,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转型并未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