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及其原因

康有为对董仲舒的推崇具有多个维度和复杂原因,这一点从他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中直观体现出来。康有为彰显董仲舒与孟子、荀子的关系,尤为强调董仲舒的思想源于荀子,并在这个前提下声称董仲舒的思想超越了孟子和荀子,成为孔子之后一人。与此同时,康有为拉近董仲舒与孔子亲授弟子之间的关系,断言董仲舒的思想源于孔子亲授弟子。康有为对董仲舒与孟子、荀子和孔子亲授弟子关系的认定,目的是提升董仲舒在孔子后学中的地位,借助董仲舒的思想阐发自己的孔学观。     

《衡水学院学报》“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学术反响之专家评论摘录

衡水学院,故名思义,位于衡水。董仲舒的老家广川大董故庄,就坐落在衡水地区。所以说,衡水乃为汉代大名儒董仲舒的故乡。《衡水学院学报》正是利用了这一地利之势,开辟了一个“董仲舒与儒学研究”专栏,这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天经地义之事。这个专栏的出现,对于本地区,以及全省,乃至全国的董仲舒研究,无疑会发挥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作用。当然在开辟此专栏之前,董仲舒的故乡就已为董仲舒研究者所仰慕。《衡水学院学报》开辟此专栏之后,无疑会吸引更多的学界朋友,关注并促进董仲舒与儒学的思想研究。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

董仲舒是我国西汉时期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天人感应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世界观,不仅对两汉时期政治、思想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而且对以后中国思想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认真研究和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董仲舒的政治思想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为他的政治主张做论证的。要正确认识董仲舒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必须首先弄清楚他的政治思想。有同志认为: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包含着两个值得     

“2012·全国董仲舒思想高端学术论坛”综述

"2012·全国董仲舒思想高端学术论坛"在很多方面均有创新与突破。专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董仲舒及其思想进行重新定位;从政治哲学、社会历史哲学、孝道伦理学等多方面对董仲舒哲学思想进行广泛研究;对董仲舒研究材料进行深入挖掘,客观分析。     

董仲舒宇宙本体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哲学被称为天的哲学,但对于董仲舒哲学中宇宙本体的探讨,学术界历来存在有“天”“元”两种不同的观点.董仲舒哲学思想中的“天”满足了中国古代哲学对于宇宙本根的要求,是董仲舒思想中真正的宇宙本体     

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关系新探

董仲舒继承了诸子百家,尤其是先秦孔孟荀的义利观念,并形成了自己的义利观。回顾四十年正谊明道与义利观关系的研究,可以看到很多学者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在一起,认为是董仲舒正谊明道的义利观。追根溯源,正谊明道是董仲舒为回答江都王越有三仁问题而言,正谊明道是仁人的标准,与董仲舒义利观本来没有关系。宋代朱熹开始把正谊明道与董仲舒义利观联系起来,随着宋明理学的发展,正谊明道成为中国古代义利观的经典名言,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并非原作的经典名言现象中的一个。     

近年来董仲舒研究新进展

董仲舒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综观近年来对董仲舒研究的成果,有3大趋向：一是研究内容趋向广泛、细化。过去研究的重点多围绕董仲舒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伦理思想等展开,近几年研究者的视角扩展到董仲舒的法律思想、社会控制理论、人学思想、廉政思想、养生论、音乐美学思想等方面,例如,郭炳洁的《浅析董仲舒的人学思想与道德教育思想》、2008年《求索》杂志吴凡明的《董仲舒孝治之思与汉代社会秩序建构的德化机制的确立》。二是趋向比较研究。     

“第二届全国儒学史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2学术年会”成果综述

<正>2022年10月29日,“第二届全国儒学史学术研讨会暨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2022学术年会”在衡水市故城县董学村召开。此次会议由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中共故城县委宣传部、河北省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衡水学院主办,衡水学院董仲舒研究院（董子学院）、故城县文旅集团·董子学村、河北省董仲舒与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秘书处、《衡水学院学报》编辑部承办,衡水学院科研处、河北大学燕赵哲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上海交通大学董仲舒国际儒学研究院、西安外事学院国学院、韩国高丽大学董仲舒研究中心、韩国孔子文化中心、董子（上海）科技文化有限公司、衡水董学府酒业有限公司协办。来自河北省董仲舒研究会的理事、全国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研究者、儒商代表、董子故里文化管理部门人员以及韩国学者共90多人,采用线下、线上相结合的方式,围绕“董仲舒学说在儒学史上的地位”主题展开研讨,成果丰硕,颇多创见。     

董仲舒新“王道”考释

董仲舒作为第一个将儒学推上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者,其思想的系统化程度前所未有.董仲舒全部思想内容的主旨在于其王道论.董仲舒结合汉初社会现实,融合先秦王霸二道,形成了全新的王道理论,而对“王道”概念内涵的把握则是解读董仲舒新王道思想体系的关键.     

一曲法制与道德沦丧的挽歌——《金瓶梅》的主题与文化意蕴再探

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的建议被采纳后,儒家思想长期统治中国。儒家主张“礼治”,导致法制伦理化,伦理政治化。面对元、明时期法制和伦理道德的沦丧,《金瓶梅》的作者对此却无可奈何无力挽救,因而表达出了强烈的忧患意识．唱出了一曲法制与道德沦丧的挽歌。对法制与道德沦丧的忧患,正是这部小说的主题和文化意蕴所在。     

董仲舒与汉代的《春秋》学

董仲舒从公羊学中继承了褒贬之法.通过对董仲舒的各种言论和行为的研究,可以看出:在汉代儒生操持了批评、论断现世世界的权力,而儒家的经典成为评断事物是非长短的依据.儒家思想为汉室的政治提供了合法性,可是也相对地把知识分子提升到与政权抗衡的地位.由此以后,汉代的知识分子脱离了役属的成分,建立了对政权进行褒贬和评判的信念和自觉性.     

论董仲舒天的哲学

孔子创立了儒家之道,但是真正使儒家思想得到独尊的则是汉代大儒董仲舒。董仲舒怀着儒者所特有的强烈的忧患意识竭尽毕生所学重新诠释儒家思想,建立了一套天的哲学。在他的理论系统中“天”有3层涵义：自然之天、神灵之天和义理之天,而“天人感应”的思想则最终使儒学获得了统治者的支持,对西汉以及之后的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不可替代的影响。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     

孔子正名说的古典诠释考述

从战国后期到汉初这段时间,大致属于孔子正名思想的探讨和定型阶段,其间尹文的正名尚带有黄老形名之学的先秦学派痕迹,到董仲舒则从大一统的角度,并借助名实等观念对孔子正名以及整个孔子思想做了剖判定位。随后,关于孔子正名的理解就逐渐转向从经学角度出发的正言语从而正名分,在汉、宋思想的交错中,又逐渐分化为正名字与正名分两个分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了清末民初。整个孔子正名思想的诠释史其实也是儒家思想在古代中国立足、发展和主导的历史。     

董仲舒祥瑞思想探析

董仲舒是两汉时期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经他改造后的儒学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董仲舒把自原始社会就已经出现的一些有关祥瑞灾异的思想系统化、政治化,形成了一套为统治者服务的祥瑞思想,成为董仲舒实现其“大一统”愿望的理论工具之一,对两汉时期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汉画像石上丰富的祥瑞图像正是这种影响的真实反映。     

重新审视董仲舒在“孝”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董仲舒用当时较为流行的五行学说释“孝”,这使得作为儒家学说重要部分的“孝”对统治政策有一定影响,但并未使得西汉武帝采取独尊儒术的措施,而是以霸王道杂之的政策治理天下。战国秦汉时期社会上对“孝”的重视是一个连续过程。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孝的顺利传播。董仲舒对孝的传播作用并不是立竿见影的。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