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语境下中国文化的传递与再现

一、引言 后现代主义自兴起以来,它一直冲击着文学艺术和社会文化.在这种思潮的冲击之下,翻译活动不再被认为是文本间的语符转换,一种机械的复制和模仿,而是一种对话性活动,一种信息的传播活动[1].1990年,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马斯奈特(Bassnett)和勒弗维尔(Lefevere)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这一口号,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兴起.     

“多元系统派”理论再探

上个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兴起“文化转向”。文化导向的翻译理论以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为发端,并从图里与勒弗菲尔的“翻译规范”和“改写”概念中汲取补充养分,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多元系统派”理论。梳理该派理论的改良和发展过程,并以其为指导充分研究相关案例,将有助于对该理论的合理性、系统性和应用价值作出更加准确的判断。     

从勒弗维尔文化操纵翻译观浅析张培基散文英译

本文论述了勒弗维尔文化操纵翻译观的基本内容及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处理文化因素影响时表现出的译者主体性。     

从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看杨宪益的翻译观——基于《阿Q正传》杨、戴译本

本文通过对《阿Q正传》的译本研究,评述杨宪益对文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处理,分析译者在不同的语境中翻译策略的选择,从而总结出相关规律,并根据勒弗维尔的翻译操纵观探讨译者所采取译法的背后原因,以期得出这位"翻译大家"的一些翻译观。     

从《水浒传》赛译本看翻译原文选择的背景——基于安德烈·勒弗维尔的意识形态翻译理论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不应仅仅比较两种文本在语言形式上是否对等,或是怎样对等,也应探索与翻译过程直接或间接相关的社会作用。结合勒弗维尔的翻译理论,从意识形态这一方面对赛译本《水浒传》原文选择的背景进行分析。从而证明,翻译者的研究重点应从片面的关注文本内部因素逐渐转向对文本外部因素——社会文化因素进行适当研究。     

意识形态对翻译策略的操控——以《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为例

翻译研究文化派的典型代表勒费维尔认为,翻译不仅仅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译者对原作进行的重写,并且指出操控文学翻译的重要因素,即赞助人、诗学和意识形态。其中意识形态是最重要的因素,诗学和赞助人两个因素也都涉及意识形态问题,是意识形态的具体体现,它们的关系密不可分。本文以勒费维尔的重写理论为理论支持,采用描述性翻译研究方法,阐述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浮生六记》两个英译本翻译策略的操控。     

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双重解读

纵观两千多年的中西方翻译研究史,翻译理论家们研究探讨的问题基本都集中在两种语言文字的转化层面上.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即"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和文化)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译者作用于特定时间的特定文化之中.     

从意识形态角度再论林纾《黑奴吁天录》

勒弗维尔认为在制约翻译的三大因素中,意识形态的影响最显著。在翻译的整个过程中,译者从译文表达形式、翻译选材到翻译策略的运用都受到意识形态的操控。通过以林纾译著《黑奴吁天录》为分析对象,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分析他的翻译过程,从而可得出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论跨文化语境中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传统的翻译研究一直以语言分析和文本对照为主要任务,但跨文化语境中翻译和文化的互动关系说明翻译研究不仅应在语言层面上进行,而且要在文化层面上展开。作为国内外翻译学界当前的热门话题,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翻译理论研究发展的趋势,它突破并拓展了翻译理论研究领域,是建构翻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意识形态论林语堂文学翻译创作在国内外的不同影响

翻译活动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的转换,受到意识形态、主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本文依据勒弗威尔影响翻译创作的意识形态因素解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林语堂翻译创作在国内外不同影响的文本外因素。     

从改写理论看林纾的有意误译

林纾的翻译在我国翻译史上是一个特殊现象,一直以来,他的译作受到很大的争议。传统的翻译批评强调译作对原文的忠实对等。认为“林译小说”有很多误译,不忠实于原作。以翻译学文化操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勒弗维尔的改写理论为框架来分析林纾译作中的有意误译现象,可以看出其有意误译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积极意义。     

中国语境下意识形态对于文学翻译的操控

根据勒弗维尔的操控理论,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存在着操控作用。本文结合中国语境下对于外国文学的翻译实践活动,从宏观和微观角度探讨和分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原文本的解读以及对翻译策略的影响和操控。     

目的论视阈下的武侠小说词汇翻译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网络小说的兴起以及翻译领域的研究方向日渐多元化,中国武侠小说的翻译也开始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但是由于武侠小说语言的特殊性,其翻译面临较大困难。本文立足于当前武侠小说翻译研究现状,从弗米尔的目的论出发,对武侠小说的语言风格、词汇类型以及词汇翻译方法三个方面进行探讨,旨在为武侠小说翻译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从斯坦纳阐释学视角探讨译者的主体性——以科幻小说《三体》翻译为例

<正>一、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及现状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重点是原作者和原文,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20世纪70年代,随着西方翻译研究实现"文化转向",目的论、操控论、阐释学、解构主义等理论应运而生,译者地位得到提高。本雅明认为,为了实现语言的大同,译者必须在忠实的基础上,积极地运用其自由权利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巴斯奈特指出,翻译并不是对原文一个亦步亦趋的过程,而是要主动把握甚至吞食原文,为我所用。勒弗菲尔表     

从严复的翻译看勒菲维尔的理论

勒菲维尔是翻译文化学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提出了“改写”的概念,认为翻译受思想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论域及语言的制约,而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被认为是影响译者最重要的三因素。本文在介绍他理论的同时也尝试着从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严复的翻译着手来分析勒菲维尔的理论,以证明其合理性,并探讨该理论于我国翻译研究的影响及其现实意义。     

从改写理论的视角浅谈刘峰的《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文译本

翻译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勒弗维尔提出了翻译改写理论,他强调翻译的过程就是对原文进行改写的过程。将翻译向文化转向,他提出制约文化介译的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社会主流的诗学和赞助人。本文旨在以翻译改写理论为视角,分析刘峰的《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中文译本中改写理论所起到的作用。     

翻译批评文化转向之初探

翻译批评是伴随着翻译活动出现的,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研究学派开始从文化角度研究翻译,作为翻译研究的评价体系——翻译批评也应从注重文本转向注重文本生产的相关因素,把视角转向译入文化,这一趋势符合＂翻译批评必须具有多元化的开放视野、民族性的传统意识、建构性的学术追求＂的要求。     

概念隐喻框架下浅析如何翻译与动物相关的人物绰号———以《水浒传》为例简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翻译仅仅被当作是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受到传统语言学研究的限制,有关学者对隐喻的翻译研究也只是在修辞学层面上.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翻译研究逐步朝着跨学科方向发展,而不断发展的认知语言学的研究给翻译研究带来活力.本文以赛珍珠和沙博理的《水浒传》英译本为案例分析材料,在概念隐喻理论框架下,对比两位译者的跟动物相关的人物绰号的翻译,分析他们在翻译此类绰号时的认知过程,借此探讨绰号翻译的一般特征和规律.     

意识形态对翻译的操控——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文学为例

根据勒菲维尔的改写理论,本文试图探究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并通过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翻译文学的案例分析来阐述意识形态方面的几个制约因素对文学翻译的操控,尝试证明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要受到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且意识形态在几个方面对译者造成影响。     

性别差异与翻译实践——以《夜莺与玫瑰》两译本为例

20世纪6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蓬勃兴起,主张女性在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和发言权,在翻译界一石激起千层浪,学者开始意识到性别差异是影响翻译实践的一个重要因素。本文以奥斯卡·王尔德《夜莺与玫瑰》的林译本和谈译本为例,从女性的语言特征、情感特征及女性译者更强烈的主体性表达三方面进行了对比,分析性别差异对翻译实践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