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论语》“学而”、“为政”章今读示例论语─—孔子对话录

附《论语》“学而”、“为政”章今读示例论语─—孔子对话录（共２０篇，５００章）［记］何谓《论语》，说法不一。据近人赵纪彬“论语新论导言”（见《中国哲学》第１０辑，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出版，北京）：“‘论’字有‘整理’、‘撰次’等义；‘语’字谓‘二人相等...     

解读我国最早的城隍庙

正我国最早的城隍庙是安徽芜湖的城隍庙。1999年版的《辞海》"城隍"条目叙述:"古代神话所传守护城池的神。道教尊为‘剪恶除凶,护国保邦’之神。中国古代称有水的城堑为‘池’,无水的城堑为‘隍’。据说由《周礼》腊祭八神之一的水(即隍)庸(即城)演化而来。最早见于记载的为芜湖城隍,建于三国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辞海》中所说的"芜湖城隍"即为"芜湖城隍庙"。按照《辞海》的解释,"城隍"是"古代     

地名迁置漫谈

在阅读和生活中，时常见到异地同名的现象。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谈到先秦时有三个丘舆、两个鄢陵、两个械林、两个重丘、两个姑蔑、五个盂、两个州国、两个楚丘、五个昌黎，并指出：“汉时，县有同名，大抵加东、西、南、北、上、下字以为别，盖本于《春秋》之法。燕国有二，则一称北燕；邾国有二，则一称小邾，是其例也。若郡县同名而不同地，则于县必加一‘小’字。沛郡不治沛，治相，故书沛县为‘小沛’；广阳国不治广阳，治蓟，故书广阳县为‘小广阳’；丹阳郡不治丹阳，治宛陵，故书丹阳县为‘小丹阳’。后人作史多混书之，而无别矣。”     

《毛传》标“兴”本义新探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问题提出,受到经学家的关注,聚讼千年而至今未有澄澈圆通之说。前说一般认为《毛传》的作者是毛公,认为《毛传》标兴是毛公的独创。毛公为何独标兴体?前人大都着眼于《诗经》的表达手法以探讨毛公对兴的认识,因此不同时代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说。鲁     

谈周作人问题——答何满子先生

9月18日《光明日报》发表何满子先生的《反‘好汉奸论’说周作人》，批判拙作《从周作人说到汪精卫——与吴江教授商酌》(见《东方化》2001年第2期，指责我两点：“一是主张‘政治标准第一’应该告退；或日‘从政治标准第一解放出来’．着重评价周作人的学和学术贡献；二是列举了周作人当汉奸时期的不少‘功绩’，他当汉奸乃是‘曲线救国’，不能与别的汉奸等同。”     

一个“孝”字撑起的传统道德大厦

中国的文字符号,没有哪个比“孝”字更牛。一个孝字就有一本专门的著作来论述,而且还是千古流传的经典,这就是十三经中的《孝经》。历代帝王为《孝经》作注的就有9位,为《孝经》释义的历代学者有数百家之多,《隋书·经籍志》所载《孝子传》就有6种,清人茆泮林稽古辑佚,编成《孝子传》9种。清朝咸丰年间,黄小坪编纂《百孝图说诗传》,收集行孝人物123人。中国历史上,行孝之人,年轻男子可以“举孝廉”,以孝获益者不计其数;已故女子可以挂牌匾、立牌坊,以孝赴死者不可胜数。孝字的重要性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人之为人也要用孝字来衡量,人的教育或教化的“‘教’字也是从‘孝’演变而来的。即‘孝’字加一表示使役的偏旁‘攵’,意思是‘使……孝’”（林语堂：《中国人》）。     

《论语·公冶长》“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的两种诠释

<正>《论语·公冶长》"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子曰:‘赐也,非尔所及也。’"这一章历来注家多有所看法。对于这个问题,张靖人在《〈论语〉"我不欲人之加诸我"章阐释史述评》中,有所辨析,但作者认为程朱是强分仁恕,并且将朱熹的观点认作是为专制服务的,忽略了程朱解释《论语》的积极意义(见《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另外,杨逢彬先生认为,"加"字中没有"陵"的含义。(杨逢彬:《论语新注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6页)程蒂认为,"‘加’解释为‘施加、强加’为宜"(《〈论语·公冶长〉篇疑难词语札记》,《湖北师     

记人代之古今 标卷帙之多少——评《湖南图书馆古籍线装书目录》

古典目录之学，防自汉季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年）刘向受命整理国家藏书，成《别录》若干篇，为提要目录之始；向卒，子刘歆继承其业，成《七略》一书，为图书分类目录之祖，较欧西《万象图书分类法》早千余年。《汉书·艺文志》曾简记其缘由称：     

圣人哪里寻？

邓晓芒教授在一篇章中，提出了一个概念：“要字句”。他说：“所谓‘要字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要……’的句式，有时不一定包含‘我们’，常常连‘要’字也省掉了，但意思每个中国人都懂。”“《论语》是中国传统官样章中泛滥成灾的‘要字句’的始作俑。”“在‘要字句’中，‘为什么要’是不能问的，一问你就成了异端，……因此是一种权力话语。”“一介儒生，权力从何而来?来自道德上的制高点，而道德制高点又是基于自己情感上的自信，即相信自己的情感合乎自然情理(天道)。”(邓晓芒：《孔子与苏格拉底言说方式的比较》，《开放时代》2000年3月号。)     

宁氏家族的发祥地——商周时期的宁

前不久出版的《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38页地名“宁”字条下说：“宁，商周地名。春秋为晋邑，即今河南获嘉县。《左传》：文公五年（前622年）‘晋阳处父聘于卫，反过宁’。杜注：‘宁，晋邑，汲郡修武县也。’《韩诗外传》卷三，周武王伐纣，‘勒兵于宁’，因名修武，秦置修武县于此。”     

简析红包内涵的演变

正一"红包"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释为:"包着钱的红纸包,用于馈赠或奖励。"《现代汉语新词语大词典》释为:"按照民间习俗,送礼钱常用红纸包上,因此借用‘红包’指代礼钱。后来奖金也有用纸包上的,所以也将奖金叫‘红包’,并发展到将各类奖金都称为‘红包’。又引申为贿赂的钱     

怀任齐随笔

汪容甫《哀鹽船文》:“嗟貍首之殘形,聚誰何而同穴。”古直注曰:“《禮記·檀弓》:‘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槨,原壤登木歌曰:貍首之斑然。’《正義》:‘貍首之斑然者,言斲槨木文采如貍之首。’”案:此注未是。《樂府詩集》卷五十八:“《琴操》曰:‘殘形操,曾子所作。曾子夢一貍,不見其首,而作此曲也。”’其字有作之字用者,皆處賓位,史籍多有。《魏     

君子小人无恒界

<正>君子小人是儒家学说的核心概念。余英时先生在《儒家的君子理想》中称:君子小人"为其枢纽的观念","儒学事实上便是‘君子之学’"。在儒家观念里,有德之人被称为君子,无德之人则为小人,修德的最高理想就是成为君子。君子小人作为一对道德概念,在人类历史上独树一帜、绝无仅有。     

中国古代的蟋蟀文化

中国古代的蟋蟀文化孟昭连蟋蟀是一种常见昆虫。《辞海》上是这样介绍的：“亦称‘促织’、‘趋织’、‘蛐蛐儿’。昆虫纲，直翅目，蟋蟀科。触角较体躯为长。雌性的产卵管裸出。雄性善鸣，好斗。种类很多，最普通的为中华蟋蟀，体长约２０毫米。年生一代。以翅摩擦发音。...     

说"碗"

碗何以得名？我们查阅了以下几种字词典中的释义：《汉语大词典》：“一种口大底小的食器。一般是圆形的。”《辞源》：“圆形敞口的食器。本作‘梳’、‘盘’。”《汉语大字典》：“盛饮食的器具。”读罢这些说解,我们会想,难道是由于碗的口径呈圆形所以我们名之曰“碗”？     

退思斋藏本《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献疑

《书法》2 0 0 1年第 12期刊登了李永炎、李昌和的文章《退思斋藏本〈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新识》(以下简称《新识》) ,文章为分辨《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拓本的朝代 ,以董其昌的话开篇立论 :“碑文以‘何以’、‘纷纠’、‘出’五字未损者为唐拓” ,继以明确为北宋拓本的翁跋本、墨皇本为参照 ,通过列表、图例对比的方式 ,把退思斋藏本中的“何以”、“纷纠”、“民智重以苦”等字的存在状态与北宋翁跋本、墨皇本中相应的字进行了一一对比 ,指出退思斋藏本之“何以”、“纷纠”四字完整 ,“民智重以苦”五字清晰无损 ,均胜过参照的两北宋拓…     

从竹简《穷达以时》说到孔子"知天命"

一《论语·为政》“吾十有五而志于学”章是孔子陈述自己心路历程的重要言论 ,而其中“知天命”、“耳顺”等向来是研究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对于“知天命” ,存在着几种不同的理解 ,一种是宗教的 ,认为天命即天之意志和命令 ,如有学者说 :“我们可以说‘知天命’也就是知天的意志与定则而尊行之 ,这自然是主观与客观相互融合的知识 ,亦为行为的起点。故‘知天命’即应‘畏天命’ ,‘畏天命’就是随时谨慎小心 ,在行为上多作检讨。”①但如果这里的天是指有意志、有目的的主宰天 ,那么 ,它显然不符合孔子的原义 ,因为此一内容的天命是《诗》、…     

清初京宴贵鹿尾

正王士祯《香祖笔记》(卷二)中记:"今京师宴席,最重鹿尾,虽猩唇、驼峰,未足为比。然自唐已贵之。陈子昂《麈尾赋》云:‘卒网罗以见逼,受庖割而罹伤。岂不以斯尾之有用,而杀身于此堂。为君雕俎之羞(馐),厕君金盘之实。’云云。若六朝以来,则以麈尾为谈柄耳,未闻充盘俎也。耶律楚材西域诗,亦以‘鹿尾’‘驼蹄’作对。"王士祯是顺治进士,累官至刑部尚书,著述颇丰,是位大学者和文学家。他在此书"序言"中记:"壬午(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后,尽急还京师,     

《■山远公话》新校

敦煌变文的发现迄今已近一个世纪了。最早汇集变文材料成书的是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１９５４年），而影响最大的则是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１９５７年）。潘重规评论说：“王编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录之后，经过互校，编成七十八种。每一种，篇中有旁注，篇末有校记。就资料供应，披阅便利方面看来，已被国际学者公认是所有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王重民先生自己也称：‘这可以说是最后最大的一次整理。’因此，自西元一九五七年出版以来，海内外研究变文的学人，无不凭藉此书为立说的根据。无疑的，‘敦煌变文集’在国际…     

也说“上古时期的‘衣’与‘裳’”

《上古时期的“衣”与“裳”》(作者:柴静、白友涛,载《文史知识》1997年第 3期,下称《衣》文)一文认为:“上古时期‘衣’指下衣——裙,也用来泛指衣服;‘裳’指上衣.”我以为此说不确,不能不辩.《衣》文提出的第一个理由是:“从服装的起源来看,最早出现的衣服是下衣,人们对于‘衣’字的最早概念当指下衣.”“在上衣还没有出现的时候,说衣是上衣当然极不合情理.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的进步,人类开始使用上衣来遮蔽前后心及臂膀,就出现了‘裳’.”实际上最早出现的衣服未必是下衣,原始人使用服装的最初动机并非遮羞,因为这并不是第一需要.在至今还处在原始社会的部落中,曾经发现过不少不穿衣服的原始民族,却从来没有发现过没有装饰品的原始民族,因而许多人类学家认为装饰才是原始人使用服装的最初动机.至于遮羞的观念,恐怕要到私有制产生以后才有,原始人并不像文明人那样因赤裸身体而感到羞耻(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中国文化史三百题》).退一步说,就算最早出现的是遮羞的下衣,也不能证明上古时期“衣”指下衣,“裳”指上衣.因为语言符号中的形式和意义的结合完全由社会“约定俗成”,正如荀子所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