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史”举隅

中国古代“诗”与“史”的关系有一个嬗变的过程。先秦时代诗与史是不分的，诗即是史，史即是诗。清钱谦益《胡致梁诗序》：“孟子曰：《诗》亡，然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     

"兴观群怨"辩证

“兴”的本义是有所托、寄，“赋比兴”之“兴”和“兴观群怨”之“兴”用的都是引申义。前者的意思是“托事于物”，后者的意思是“托事于《诗》”。“兴观群怨”的具体意思是依托《诗经》发表意见，借此观察彼此的心志，互相交流思想情感，并对他人进行怨刺。春秋“称诗”分赋《诗》、引《诗》两种形式，“兴观群怨”对二者都是适用的。前人或认为“兴观群怨”乃指作诗或读《诗》而言，这种看法是颇需斟酌的。     

略说“诗无达诂”

汉朝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卷三《精华篇》里云:“《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这可算是“诗无达诂”的起源。所谓“达诂”,换一种说法,即“通达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诗无达诂”的现象呢?因为凡诗历来就有“贵曲忌直”之评说。“贵曲”指写诗隐晦,是一种含而不露的艺术手法,通常称之为“含蓄”。诗之“含蓄”,我们以为可分“单义性含蓄”和     

“诗言志”原解

诗体学未自觉的两汉之前，诗歌和音乐、舞蹈等化活动是浑整不分的，总名曰“乐”。“乐”是“乐人”创制演习的“神人以和”的祀神之具。“乐”之“志”在于沟通神人，“乐”之“诗”所言之“志”即“乐之志”－“神人以和”之志。《诗》、《骚》、《汉乐府》本是“乐”之“诗”，是用于“神人以和”的祀神“乐诗”。     

闻一多诗作新论

闻一多的《红烛》、《死水》、《真我集》等三部诗作意蕴丰富，其整体可以勾勒为一座“红与黑”的诗歌殿堂，这是诗人与其诗歌的精神轮廓。诗人的心灵历史及心理特征在诗中显现了美育为上的救世情怀，其诗作具有“纯形”的诗美特征和沉郁的美学风格。     

“一日三秋”释义辨正

为了表达对人思念的殷切,人们常用成语“一日三秋”来形容。但这个成语如何解释,却见仁见智,说法不一。请看下列释义: 1、[一日三秋]形容对人思念之切。三 秋,三个秋天。《诗·王风·采葛》: “一日不见,如三秋兮。” 2、[三秋]义项②三季,九个月。《诗 经·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秋 兮。” 以上见《辞源》(商务印书馆出版, 1979年7月修订第1版)。 3、[一日三秋]形容思念的殷切。语出 《诗·王风·采葛》:“一日不见,如三 秋兮。”     

是“悲”，还是“悲喜交集”——《采薇》教后

今天上到《诗经·采薇》一诗,众人熟知《诗经》内容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雅”分大雅、小雅,多为贵族所作的乐章,《采薇》这首诗是一首“小雅”诗。根据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必修2教学参考书》的归纳：“《采薇》写的是一位长期戍边的士兵在回家途中的所思所感。”     

试论《左传》“君子曰”之引《诗》

从《诗经》为标志的中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第一次高潮，到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形成的第二次诗歌创作高潮，其间诗歌创作大约沉寂了三百余年。孟子分析其原因乃“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１］其间便是先秦散文的勃兴。其实，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创作意义上的《诗》是不景气的，但由于大量用《诗》者的存在，使已有之《诗》的固有意义得以扩张，《诗》在数量上没有增加，却因其多侧面多功能的运用，而呈现出热闹的景象。”［２］仅以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为例，其大量引诗、用诗就足以令人叹为观止。据清…     

“色”“翠”辨

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在岳阳留下了赞颂洞庭君山美景的千古绝唱《望洞庭》：“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色，白银盘里一青螺。”由于此诗影响巨大，千百年来，古今诗集多所辑录。全诗28字，唯一字有异，即第三句“遥望洞庭山水色”的“色”字，在诸多版本中作“翠”字。此诗在古本《全唐诗》和今刊《唐诗鉴赏辞典》等典籍中，皆作“色”字，在《岳阳楼诗词选》、《岳阳楼历代名家诗词注评》等书中，则多作“翠”。笔者认同“色”字，其珲由如下：     

“诗三百”辨

现行的许多中学课本中对《诗经》的注解都说《诗经》也称(或古称)“诗三百”。具有权威性的工具书中也说“先秦称为《诗》，或举其整数称‘诗三百”’。这都是把“诗三百”作为《诗》的代称。我觉得这么说值得商榷。     

“汉有游女”中的“游女”——兼与程俊英先生商榷

从“游”的本义及其引申义入手，结合《汉广》一诗的原文，考证了“游女”一词的确切词义，并对程俊英《诗经译注》中“游女”一词的解作了辩证。     

新课改：遵循创设课堂教学情境的特征

南北朝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心物交融”，“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唐朝的王之涣在《诗格》中写道：诗有“三境”，即物境、情境、意境。清末大学者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境界”作了通俗而深刻的阐述，他写道：“词以境界为最上”，“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人心中之一境。”把文学情境论迁移到教学实践和教学过程，就是课堂情境化和情境课堂化。     

论《鲁诗》形成渊源及其特色

依据三家《诗》研究的成果，可以分三个部分全面探讨《鲁诗》在先秦时期的形成渊源及其特色：一、通过《毛诗》、《鲁诗》与《左传》中的“引诗”相对照，说明《鲁诗》最接近先秦诗义古貌；二、从《鲁诗》诗说本身的特色，揭示班固“鲁最为近之”之说；三、从仅有的保留材料中，分析《鲁诗》诗篇、诗句存在的原始状态。     

风景创作“三境”谈

风景创作﹃三境﹄谈■曾扬华“诗有三境”，古人王昌龄在《诗格》一书中提出：“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是郭熙在《林泉高致》中的佳句。因此我认为画亦有三境。诗中的物境与风景创作有密切的联系，常言道：“万物静观皆自得”“以...     

关于束皙《补亡诗》的思考

束皙《补亡诗》补《诗经》六首“有目无辞”之缺，列于《文选》各体诗之首，本文从“补亡诗”产生的原因入手，考察萧统将束皙《补亡诗》列于《文选》诗之首的原因，分析萧统对束氏作品的推崇，同时引入对束作的不同评价的解释，探讨《辛卜亡诗》的作者，思考与诗乐礼的关系。     

也说“诗三百”

陶麟老师在题为《“诗三百”辨》的文章（载《中学语文教学》2000.6）中对“诗三百” 进行了考证,提出了“诗三百就是《诗》三百,而不是‘诗三百’,更不是《诗三百》”的结论,对长久以来认为“诗三百”就是《诗》的代称的说法提出了质疑,令人耳目一新。但我觉得陶老师的论证对其结论的支配力值得商榷。     

《论语》中的"兴"

“兴”的术语解说经历了错综复杂过程，它直接导致了对于《论语》中“诗，可以兴”的错误判断。“诗，可以兴”无涉于艺术或美学问题，而仅仅指特定场合下对于诗句的引用。今天的美学家诠释兴、观、群、怨、不过是以“六经注我”的方法来表达某种善良的愿望，并不出于对《论语》及其“兴”这一语词的准确理解。     

晚唐五代“诗格“部分引诗作者补辨

流传至今的晚五代“诗格”作,在体例上,常前立某一格法,手即征引诗句作为例证,共所引诗句又常不标明作或出处。本据《全唐诗》及其他古籍,考出《风骚旨格》、《流类手鉴、》《雅道机要》、《诗中旨格》、《诗要格律》、《诗格》、《诗评》等“诗格”中六十余则引诗的作,皆为前人所未注出,补了《全唐五代诗格校考》等书之遗。     

“70后”诗写的温情转向——评康城的《给闹闹》

新世纪未来10年的诗歌美学孕育于“70后”新诗创作之中,“70后”诗群正在成为诗坛关注的焦点之一。其中最具冲击力的群落有“下半身”写作,“第三说”诗群。《汉诗年会10＋1》诗群,以及活跃于各大网站的70后网络诗人群。其中,作为“第三说”主持人的康城,其诗歌创作更具流派特征：     

战国反《诗》学思潮与《诗》学危急

战国是《诗》学的危急时代，危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时代对“诗礼”的排挤，二是来自诸子中的反《诗》学思潮。“竞利”“趋新”的战国时代使得传统的《诗》学被彻底的边缘化，而在战国影响最大的儒、墨、法、道四大学派中，除儒家外，其余三家或认为《诗》《书》蛊惑人心，主张焚毁；或认为《诗》是无用的糟粕，主张废弃：或认为《诗》只是一种知识，无补于治道。对《诗》均采取了一种否定态度。这使得《诗》学在战国的发展遭到空前绝后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