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气盛言宜”理论新探

"文以气为主"的观点早在韩愈之前就被理论界所提出并接受,但"文气说"在古文创作实践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随着韩、柳等古文家理论的不断深化才逐渐被大众所熟知并接受的。其中,韩愈"气盛言宜"理论是古文理论不可或缺的一环。"气盛言宜"理论作为韩愈古文创作理论的核心,通过对气与言关系的论证,将传统重复性的抒情节奏变为动态的、不整齐的抒情方式,打破骈文固有的句式和声律格式,为古文在形式建构方面做出理论指导。     

青年的热望与无奈——韩愈《马说》重读

<正>文坛历来以"长江大河,浑浩流转"(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等语形容韩愈散文,可见其文章博大气盛,故世人读韩文多关注其长篇。其实,韩文短制同样不失气盛言宜的风貌,那种海天之气在短短的文字间鼓荡,读者会生出一种感觉,只要字里行间透出些微罅隙,一股雄迈之气便将一冲而出。这股雄健之气,在韩愈早年文章中多源于青年的热望,《马说》便是典型的一例。"马说"这题目是后人加的,原题"杂说",一共四篇短文:其     

由刘桢诗漫话文气

魏晋南北朝文论、诗论多言“气”。曹丕首揭“文气”说,此后刘勰、钟嵘沿用之,并有所发明。唐代古文运动的主将韩愈强调“气盛言宜”,宋代苏辙主张为文养气,清代桐城派古文家刘大槐提出“神气”     

“文以气为主”与“气盛言宜”之比较

曹丕的＂文以气为主＂与韩愈的＂气盛言宜＂是古代文气论的两个重要理论。由于提出角度不同,所以在理论内涵、功能作用及意义价值方面有很大差异,应准确把握。     

欧阳修对“气盛言宜”说之发挥与创新

韩愈“气盛言宜”说之所以历久弥新,割离不开后辈对其的发挥与创新,而这其中最为夺目的一朵奇葩当属北宋的欧阳修。他通过批判的继承传统而自我树立之路,使得韩愈之“气盛言宜”在宋代成为破茧而出的新生命。     

韩愈“以文为诗”的气势美及影响

“以为诗”至韩愈形成一种有影响的创作倾向绝非偶然，这一创作倾向与其“气盛言宜”的学主张相结合，又使其诗体现出一种宏伟磅礴的气势，使韩愈的高心劲气淋游而出。他在李白、李甫之后力图开辟新境界，树立自己的新诗风，开启了一代宋诗，其诗启后之功不可抹煞，影响深远。     

韩文风格之成因

韩愈文章奇崛瑰怪,闳中肆外。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首先是由于生活的磨难,养成了韩愈雄伟不羁的性格,他因而才在所作诗文里追求“猖狂恣肆”的阳刚风格。再者,韩愈在思想品格上绍承儒学道统,在文辞上修养儒道,有丰厚的学养,故其文“气盛言宜。”另外,韩文风格的形成还有时代风气和环境的影响。韩愈说意全钻仰,欲自振一代的大无畏创造精神,正是受唐人勇于奉献,勇于创造精神的影响。这种精神在他的散文创作中有的体现。     

韩愈散文风格论略

韩愈散文具有雄奇恣肆的特色,"雄"是其"气盛言宜"主张在创作上的反映,"奇"是其"务去陈言"主张及创新精神在创作上的体现。这种风格出自于作者炽热奔放的感情、丰富无比的想象、变化无端的构思以及嘎嘎独创的语言。     

文心似水——语文的水性结构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古人论文，喜用比喻。而在众多谈文的比喻中，以水为喻尤为常见，最著名的当推韩愈《答李翊书》中的论断：“水，气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气”在古代文论中虽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概念，但就其本质而言应该指学、识、才诸因素有机结合的“文心”，或曰知、情、意、思一体化的语文心智结构。韩愈以水喻气，当然是在以水喻文。     

韩愈赠序类散文艺术特征探微

韩愈的赠序类散文艺术特征丰富多样,既气盛言宜、浩乎沛然,也怪怪奇奇、炜晔谲诳,形成了“雄直”、“怪丽”、“委婉”的艺术风格。了解韩愈赠序类散文的这一艺术特征,对研究韩愈赠序类散文的创作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先秦汉语中的“其”与其他虚词的固定组合

文章以先秦典籍为语料,从复音虚词、固定短语、固定句式等三个层级描写了先秦汉语中的"其"与其他虚词的固定组合.语言结构精密化的要求、汉民族讲求对称的审美心理,共同推动"其"向双音化的虚词连用、复音化方向发展,促使其语法关系标志化、显性化,减少交际歧义.     

论韩琦与其同僚集团的关系

宋朝名相韩琦历北宋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其同僚之多,关系之复杂是可想而知的,其同僚可分成三大集团,即吕夷简集团、范仲淹集团和王安石集团。韩琦与这三大同僚集团的复杂关系对维系其仕途起了重要作用,也对当时的朝政起了重要影响。     

《齐民要术》新词新义简论

据粗略统计,《齐民要术》中有两千条以上的新词,其中四分之一的新词已被《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收录,还有上千条词语可以弥补《汉语大词典》所引书证过晚和词条漏收的不足,为汉语词汇史研究提供一定的材料.     

李颀音乐诗论析

李颀的音乐诗是空前启后的优秀之作。他运用比喻、映衬、用典、对偶、转韵等多种表现手法，着力描绘音乐的声音和意境，把听觉形象转化为视觉形象，在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创作出有很高艺术成就的音乐诗，并且启发和影响了韩愈、白居易、李贺等人的音乐诗创作。     

齐桓公与晋文公的不同命运

齐桓公和晋文公皆非嫡长子,而晋文公的经历更坎坷;齐桓公假王命号令诸侯,晋文公则既要行霸王之实,还要行霸王之名;两位霸主征服诸侯都靠武力,但齐桓公则比晋文公更摆出礼仪的姿态;两位霸主皆任人为贤、心胸豁达,但齐桓公晚年却不听管仲之言,致使有惨死之祸。     

“记事者必提其要”的三种解读

韩愈《进学解》一文提出的＂记事者必提其要＂为学方法,千古以为美谈。然而细细考究,这个概念含义并不明确。前人对＂记事者必提其要＂做了各种阐释和解读,经过梳理,认为它大体有三种不同的理解,即对史籍一类的著作要抓住其纲要;采摘经史,据事以类义;整理史实要含咀英华、删除冗赘。     

侠风炽盛时代的李欣

唐人的任侠既有边塞战事与世人功业意识等时代需要的驱动,还有自秦汉以来侠文化的浸润和魏晋六朝咏侠文学传统的哺育,诸种因素的综合使任侠成为盛唐社会一种炽热的风气。在这种社会风气濡染下,李颀借对边塞游侠和任侠精神的歌咏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功业追求。难能可贵的是,在他任情使气的豪侠性格之外,还有冷静、客观、深刻地看待事物的睿智思想。     

汉士族与东魏北齐政权

北朝后期是一个胡汉文化趋同的重要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生活在山东地区的汉士族大多加入到东魏北齐政权中。由于汉族的文明程度高于进入中原的周边胡族,这些士族又是世代传承儒学,在社会各阶层中学识水准较高,因此他们对于进入山东地区的胡族及胡化汉人的汉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对于东魏北齐政权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化方面,还表现在参与国家重大决策以及典章制度的制定等方面。     

"《棋王》是文化寻根作品"之质疑--从《棋王》叙述艺术说起

阿城和<棋王>长期以来被作为"寻根派"文学的当然重要代表,这本身是当代文学史的误会.<棋王>的文学史定位,是典型的创作"体认"超前,作者"默认"居中,后人理论"追认"滞后的文学社会学化行为.<棋王>的叙述学意义探究,如其叙述时间处理和叙述方位(包括叙述人称、叙述视角等)设置、故事内容和叙述话语矛盾等,不仅提供大量反证,且可对<棋王>文本欣赏有所借鉴.     

徐渭诠解《参同契》方法蠡测

徐渭注《参同契》深受阳明学的影响,重逻辑意脉而非字句形式。徐渭是宋代以来较为鲜见的称《五相类》而非《三相类》的注家,对《参同契》的内在逻辑顺序提出了新的见解。他注重意脉的诠注方法,对其文艺思想与创作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