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信·自由·自尊·自若——苏轼《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中的士人心态

苏轼的<御史台榆、槐、竹、柏四首>虽有"比德",但主要反映的是苏轼写诗时的心理状态:自信无罪,维护自尊,向往自由,泰然自若.作为士人群体的典型代表,苏轼在文字狱中的士人心态具有典型性.     

毛泽东毕生读苏轼

毛泽东毕生读苏轼、谈苏轼、评苏轼。他与文化界名流会见,时时谈论苏轼;他巡视大江南北,劝说基层干部读苏轼;他将苏轼诗词印成文件,在党的会议上散发,让大家研究讨论;他闲时吟诵、书写苏轼诗词,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脑筋"。     

论苏轼的“心安”境界及其深层思想结构

在苏轼的思维空间和文化实践中,"心安"不仅仅是一种品德和心态,而且是融合着儒佛道三家思想的一种有序的文化境界,标志着苏轼以独善方式行兼济之志的人生哲学为根基,运用以变应变的处世之道,达到"心安"的人生目的的具有整体性思想结构的形成,是苏轼之所以成为一个典型的文化个体的重要依据。     

论苏轼的豪放词“豪放”的定位及出现

通过与司空图对于"豪放"定义的比较,可以发现苏轼对于"豪放"的定位更多集中于创作时的一种自由、充沛、郁勃的精神状态,而不是作品的风格反映。另外,豪放词的出现除去创作观的影响和对前人的继承以外,还包括以下原因的共同导向:一是蜀学对苏轼豪放词的影响。蜀地三教融合的学术思想是苏轼的创作出豪放词的内因,表现在《东坡易传》中则是对于现实的达观态度。二是"乌台诗案"对苏轼豪放词的影响。在被贬黄州以后,苏轼开始对人生的意义重新进行反思,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是对生命本体的意义进行探索,形成一种超然豁达的独立人格。     

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论析

苏轼在诗词文赋中反复吟唱"归去",却终生未曾真正归隐。这种仕与隐的矛盾心理在谪居黄州时期表现尤为突出。苏轼黄州词中的归隐情结,集中反映了士大夫文人追求人生理想,完善自我人格的精神需求。而苏轼正是凭借这一时期的创作成就,成为宋代士大夫文化的典型代表。     

略论苏轼的审美观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全能文艺家,也是我国古代美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精湛的艺术珍品,并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苏轼的美学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有着特殊的典型意义,其影响甚为深远。对此,我们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总结。本文仅就他的审美观作一点浅说,以求有助于更好地了解苏轼其人及其作品的复杂性。     

老坡去后何人继——论李纲对苏轼的承继

南宋名臣李纲在建炎年间罢相后被贬谪,追随苏轼的足迹到了海南。李纲是苏轼的承继者,次韵、和苏是他承继苏轼的外在呈现,而高扬内在主体性,明了"吉凶妖祥之理",这是得苏学真谛的,思维也获得了哲学意义的提升。故最终他才能自豪地说:"老坡去后何人继,奇绝斯游只我同。"虽然李纲在贬谪海南的时间只有短短十天,或许他只能成为"老坡去后"粗浅的承继者,但他却通过提升主体性以抗外力的打击,得苏轼逆境人生之精髓,成为真正的践行者,这也正是他对苏轼承继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浅谈苏轼词作及《念奴娇·赤壁怀古》

苏轼作为北宋时期的文坛领袖,典型地体现着宋代的文化精神,在词、诗、散文、书、画等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本文以苏轼的词作为研究对象,探究苏轼词作的成就,并对其词作名片《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赏析。     

略论苏轼的徐州词

徐州词系指苏轼自熙宁末至元丰间任徐州知州时所写的词作,为诸家认同者共19首。它们沿着此前所开辟的诗化的道路继续迈进,突出地表现为对题材的拓展和创新,以农村词最为人瞩目;其次是主体性和个性色彩的继续强化,真正做到了"词中有我"。苏轼在"以诗为词",对词大力进行改革的同时,也相当认同和尊重词的体性特征,并使二者统一于"情性"。作为东坡词的一个创作阶段,徐州词在这方面亦有其典型意义。     

进取·逍遥·审美——论苏轼人格意识之调适

苏轼的人格意识,具有丰富的文化内蕴,在传统士大夫中具有典型意义。其人格意识经过了进取、逍遥、审美三个层面的调适,这种调适表现出苏轼对文化人格的孜孜追求,凤翔、黄州、岭海等不同时期的诗文清楚地昭示出其人格调适和嬗变的轨迹。     

论苏轼的人生经历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本文通过苏轼一生的主要经历来研究苏轼的文学创作过程,以代表性作品分析、探讨作者在人生观基础上所形成的艺术风格。苏轼的文学作品极富有艺术生命力,这与其内在情感和人格魅力有着紧密联系,作品反映出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佛老思想影响下的平和心态、豁达的人生态度等。苏轼作品真实地体现出作者对自然界的思考,表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以及超然物外的人文精神,对后人的文学创作影响广泛而深远。     

试论北宋党争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把握苏轼的文学创作历程及其文学地位,不能不推究北宋党争对其的影响。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北宋朋党之争,对苏轼的政治生命和文学创作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一方面具有党争双方喜同恶异、党同伐异的主体性格,另一方面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主体性格,即"危言危行、独立不倚、不为苟生、有益于世"的主体性格。正是北宋党争中苏轼的这一独特的主体性格造就了苏轼的文学业绩。     

论苏轼对韩愈的接受

苏轼对韩愈的接受是韩愈接受史中重要的一环,迄今为止,学界尚缺乏关于苏轼接受韩愈的深入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主要表现在对韩愈的人品与学问的褒赞与接受。研究苏轼对韩愈的接受具有多方面的重要的学术史意义。     

《坛经》与苏轼诗歌创作

佛典的义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苏轼诗歌风貌,《坛经》对苏轼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思想角度看,它帮助苏轼如何运用佛教智慧来处理人生存亡意义的问题;从创作角度看,《坛经》的＂灭尽着相＂思想,给苏轼提供不少写诗的源泉,或作为归纳而用,或作为演绎而用,或作为主导思想贯穿全篇而用。     

苏轼怀古词初论

苏轼的怀古词数量不多,但内涵丰富,包括讽咏君王、追怀隐士和感慨兴替等思想,从中可看到苏轼旷达超脱思想的形成过程。     

论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

文章欲从苏轼理趣诗与魏晋玄言诗的关系以及苏轼理趣诗的“理”与宋理学的区别进行探讨,来对苏轼理趣诗进行界定。对苏轼具体的理趣诗作分析,知晓苏轼理趣诗是情、景、理三者的有机融合体。苏轼理趣诗的情与理的创作方式成为宋诗理趣诗的典范,也是理趣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浅议苏轼文论中的“枯”

苏轼,是宋代影响最大的文学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个自觉进行理论探索的多面手。当宋朝文人争言"平淡"时,唯独苏轼提出了"枯淡",显得独特而引人注目。试揭示作为中国文论术语"枯"的出现过程,并以此去观照苏轼文论中"枯"的含义,揭示其对之前文论中"枯"的继承性和创新性。     

苏轼《浣溪沙·荷花》词编年新考

苏词的编年工作经过几代学人的不懈努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绝大数的作品已有编年,然已编作品中只有过半取得共识,尚有大量未编而可编、已编而误编者,故苏词编年还有工作可做。其中《浣溪沙.荷花》一词,朱祖谋、龙榆生、石淮声等人未编年,曹树铭编于熙宁十年,薛瑞生、邹同庆等人编于元祐六、七年间。而经详细考证认为,此词当为苏轼于熙宁五年在杭州所作。     

苏轼黄州时期词作的思想意蕴

苏轼一生宦海沉浮,贬谪黄州是其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乌台诗案”之前,苏轼“奋厉有当世志”,以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为指导,积极用世;贬居黄州之后,苏轼思想发生巨大转变,在词作方面进行创新,其中蕴含着复杂的思想意蕴与人生情怀。这些词作一方面反映出苏轼遭贬之后向往隐逸生活的出世情怀,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其执著于现实的入世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