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教坊与演剧

辽教坊组织设四部,其职司主要是在宫廷有重大节日庆典时进行包括杂剧在内的散乐演出。辽教坊散乐的表演与中原地区传统伎艺相类,同时又带有本民族的特征。教坊杂剧演出内容风格与宋教坊演出有很多相近之处,彼此园地域相近而相互影响是极有可能的。     

中晚唐教坊之商业化考论

商业化是中晚唐教坊变迁的一大显著特征。其形成原因在于：第一,唐教坊的皇家私属性;第二,地方音声的繁荣与教坊乐伎的流散;第三,唐教坊的外雇之业与商业谋生;第四,唐教坊曲商业化之潜在特质。     

元教坊与元杂剧

元代教坊内分部色,地方设有行教坊司,主要掌管承应乐人,参与宫廷仪式性演出,从事宫廷演剧与创作。元代教坊艺人为元杂剧的繁盛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名属教坊”的释义及琵琶女的身份

"名属教坊"的释义,是判断白居易《琵琶行》中琵琶女真实身份绕不开的坎。中晚唐时期,教坊乐伎的情况复杂,教坊规模变动导致的人员聚散,演出的商业化,以及从青楼、家庭、军营与地方州县等地选拔乐人或兼职乐人等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坊的管理。因此,"名属教坊"并不能作为判断琵琶女身份的唯一标准。结合"籍属教坊"、虾蟆陵、市井乐伎等背景,从《〈琵琶行〉并序》全文内容着眼综合分析,琵琶女青楼乐伎的身份有充足的理由,其挂名教坊应更接近于事实。     

论宋代教坊杂剧演出的雅化特征

宋代教坊杂剧的演出体现了雅化特征,主要表现在杂剧表演风格的雅化和教坊杂剧演出题材的文雅化。而后者又主要表现在杂剧取材较多的是以文人入戏,以先圣孔子入戏,以当时的文学现象为戏,以及举经语为戏等。另外,教坊杂剧伎艺人博学多识也成就了教坊杂剧的雅化特征。     

唐代教坊对音乐文化的影响作用

教坊是唐代最大的俗乐机构,教坊乐人的地位高于太常。由宫廷派中宫(宦官)为教坊使管理全教坊的事务。唐一代的教坊出现过内教坊、左教坊、右教坊、宜春院这样几种形态。宫廷教坊之内集中了全国最优秀的音乐人才,他们的任务主要是制调、谱曲、协律、配舞、歌舞、演奏,为宫廷礼仪和享乐服务。教坊在唐代音乐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唐玄宗时内外教坊的置建,是盛唐乐舞百戏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既顺应了艺术发展的时代潮流,又是隋唐艺术史上的重大创设。     

兰陵笑笑生解

《金瓶梅》作者之谜的破解，为“金学”热门话题之一。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是为化名。“兰陵”者，非为地名，亦非酒名，而为教坊职业的代称；“笑笑生”者，人笑笑人之义，亦为说唱职业的概括。所以，作者非为文人类，而为教坊说唱艺人。书中有其身影，即为李铭。李铭作是书，是为报复、洗白潘金莲主仆等人无端加于自己头上的冤诬     

唐代的内教坊及相关问题考论

唐代宫廷中的内教坊产生较早。除去在战乱中受到一些冲击，它几乎是和唐王朝保持始终。内教坊在组织上可能分为雅乐部分和俗乐部分，最高的乐官由宦官担任。低级的乐官则有音声博士、第一曹博士、第二曹博士等。普通的乐工则称为“弟子”。除了俗乐以外。在内教坊中还有雅乐。俗乐用于宫廷日常娱乐。雅乐则在由皇后参与的礼仪中使用。翰林内教坊是内教坊之外的另一机构，与内教坊无涉。     

华风与夷俗：金代宫廷散乐考论

散乐源于周代，不同历史时期表演内容各有差异。金之宫廷散乐因袭辽、宋体制，以宋尤甚。演奏任务由教坊承担，内容不仅包括歌舞、杂戏、器乐合奏、杂剧等百戏形式，亦有杂技、角抵、戏马、筑球等竞技类活动，应用于元旦朝会、肆赦仪、民俗节日、曲宴使者等场合，且杂剧在散乐表演中成为主流。萨满舞、回旋舞等女真族元素的使用，阶官制度的施行，乐官地位的提高以及伶人构成的多样性等是其有别于辽、宋散乐的显著特征。一方面，金代宫廷散乐遣怀享乐、悦耳娱心，通过宏大的歌舞场面烘托祥和、喜庆的氛围，助“礼”的同时更助“兴”;另一方面，与酒礼盏制的配合，使散乐的仪式功能大于娱乐功能，所蕴含的政治意义更为突出，成为金代宫廷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唐教坊与宋教坊之关系研究

教坊作为唐代宫廷俗乐机构,初设于唐代。由于唐代安史之乱迸发,宫廷音乐机构规模被迫缩减,内教坊功能逐渐衰竭。随着宋朝建立,宋教坊遵循旧制建立起来,但宋教坊与唐教坊的内容却相差甚远。本文从研究对象教坊的产生入手,进而引出教坊从唐代到宋代如何发展变迁,并结合朝代背景和教坊的具体内容及本质进行研究。从中挖掘宋教坊在唐教坊的基础上有哪些新的发展,并论述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及其历史意义。     

音乐表演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的负功能

音乐表演是赋予音乐作品以生命的创造行为,在音乐实践活动中,成为连接音乐创作与欣赏的中介环节。本文从音乐美学的角度,首先对音乐表演的本质与作用作简要阐释,接着探讨表演作为中介环节在音乐欣赏过程中的负功能,包括表演者的演奏风格、工艺技术、演奏技法等。     

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考辨

宋代鼓吹乐即存在＂依月用律＂现象,故＂依月用律＂入燕乐及一度滥入宋词,确属客观事实。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实仅万俟咏一人可确证,词例较为有限。周邦彦、田为均无＂依月用律＂的词例,徐申、晁端礼、江汉等更无参与＂依月用律＂制词的可能。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撰词,乃在政和六年十月至宣和二年二月之前,总共维持了三年零四个月。词作内容多歌咏＂盛德大业及祥瑞事迹＂,不宜过高评价。但也不可因而对大晟府词人＂依月用律＂这一特殊词学现象采取简单否定态度。     

北朝侍讲制度考述

北朝效仿魏晋南朝创立了为皇帝、储君讲授知识的侍讲制度。主持侍讲活动的最高职位也称侍讲。不过,北朝侍讲并非国家正式官员,而是由其他朝官兼任的教育头衔。侍讲制度对于提高北朝君主的知识素养、增强治国能力具有重大意义。侍讲职责重大,故朝廷甚重人选。北朝侍讲地位颇高,于君主又有师傅之名,故能够充任侍讲是当时士人的殊荣。     

李白王维乐府歌诗音乐之异同

李白和王维的乐府歌诗音乐一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共性特征,如题材相似、音乐种类丰富、音乐基本形态大致相同等等。但在不同的人生经历、气质性格及宗教思想的影响下,李王二人的歌诗音乐呈现出了不同的音乐形态及审美特征,如李白的乐府歌诗音乐以北乐为主,音域宽广跌宕,节奏、旋法形态多变,具有飘逸洒脱、热情豪爽、意蕴醇厚的整体审美特征,而王维的大部分歌诗的音调结构与旋法复合了北方与南方的音乐特点,并有机融合成一种新的旋律风格,形成了气疏韵长、清雅简淡、意境深远的审美特征。     

音乐教育在大众音乐文化发展中的职责与任务

伴随着大众音乐文化的蓬勃兴起,音乐教育在大众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日益凸显。大众音乐文化的健康发展离不开音乐教育,音乐教育也不能脱离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轨迹而躲进自我欣赏的＂象牙塔＂,两者相互融汇,互相促进。音乐教育在大众音乐文化发展进程中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了传授知识、培训技能、正确引领、提升水平等职责与任务,这对我们正确认识大众音乐文化对学校音乐教育的影响,以及如何在音乐教学过程中整合各类音乐资源,调整教学结构,提高学生审美意识、培养大众积极健康的音乐欣赏心理等,都有一定的帮助和促进作用。     

魏汉津及其雅乐乐律理论

魏汉津为北宋后期雅乐乐律的制订者,根据其雅乐乐律所制作的雅乐当时称之为《大晟乐》,又被以其名字命名为“魏汉津乐”,具有极高的地位。其雅乐乐律理论主要有两点,一是“身为度”,二是“中正律”。其雅乐乐律理论不仅受到当时一些人的批判,也受到后人的批判。     

音乐教育的文化自觉——重建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乡土音乐课程

当代音乐教育呼唤文化自觉,乡土音乐教育在培养学生文化自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与意义。当代多元文化背景下乡土音乐教学不能局限于单纯西方音乐体系下的乡土音乐欣赏,而应充分挖掘其文化价值:通过乡土音乐表演、中西音乐比较以及乡土音乐民族志研究三个手段,培养学生多元音乐文化观念和民族身份认同意识,从而弥补单纯西方音乐体系教学所带来的民族与文化意识的缺失,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     

葛天氏与葛天氏之乐

葛天氏是"三皇"时期的古帝王,年代约在伏羲氏与神农氏之间,与有巢氏、朱襄氏、阴康氏同时,距今约五、六千年,是我国古代传说中的葛天氏部族首领、中华民族重要的人文始祖。作为最早发现、使用葛的帝王,葛天氏发明了"葛天"草庐。葛天氏、葛天氏部族、葛国的地望在今河南宁陵。为使部族成员身强体健、延年益寿,葛天氏创作了"葛天氏之乐",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早的舞乐,反映了远古时期农业社会的特征。葛天文化的意蕴非常丰富,表现了原始先民深重的忧患意识、宗教意识以及天、地、人和谐,尤其是人与人和谐的理念。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古青州文化与音乐

本文通过对古青州文化和音乐的纵向梳理,将其发展脉络较为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对古州在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做出恰当的定位。全文论证包括三大部分:一是古青州文化和音乐综述;二是古青州文化和音乐的独特性;三是今日青州文化和音乐风采。本文从历史事实出发,结合考古发现,来窥探古青州文化和音乐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