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演进的规律对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建构

先秦儒家＂断章取义＂的用＂诗＂之风,是春秋时代普遍的作风,其影响深远。＂断章取义＂用＂诗＂之风的形成,有其文艺发展的外部规律：先秦儒家主体思想意识的形成,赋诗言志文艺之风的影响;也有其文艺发展的自身规律：＂诗言志＂文化传统的继承,《周易》用诗方式的延续。     

从《左传》杜注看杜预的《诗》学观

晋人杜预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于《左传》用《诗》多有解说,自成一家之言。对＂诗言志＂这一《诗》学中最核心的命题,杜注以＂作诗以言志＂标明自作诗以言己志,以＂诗以言志＂标明称《诗》以言己志,并以＂赋诗者取其一章＂标明赋诗断章,以＂义取××＂＂言××＂＂多取首章之义＂等标明断章取义之所在。研究《左传》用《诗》之杜注,可从中窥见杜预的《诗》学观点。     

先秦"说"诗与儒家诗"说"

过去，谈论先秦儒家诗学比较注重其伦理性内容，其实从孔子到孟子以致汉代的董仲舒，他们对《诗》的读解有比较浓厚的解释学思想。而这一思想是建立在春秋说《诗》“断章取义”的社会风气上的，当时赋诗者借《诗》言志，听诵者借诗以“观”志，这里的“志”是赋诗者所言之“志”，而非作诗者之“志”。赋诗行为的听者与诵者双方，所凭借的是“以类取，以类予”的思维方式，“类”即是孔子所说的“诗可以兴”(引譬连类与感发志意)。在战国时期赋诗的语境不再存在，孟子针对“断章取义”之不足提出“以意逆志”的说《诗》方式，但“断章取义”在说《诗》过程是不可避免的，故有论者提出“诗无达诂”的阐释方式。     

子大叔赋《褰裳》诗寓意评析

子大叔赋《褰裳》诗的寓意,历来学者由于对诗本义、春秋时期赋诗方式及赋诗背景的不同理解而存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寓意正是《毛诗序》之义,为思大国之正己;有的认为子大叔赋诗暗示威胁;还有学者认为子大叔赋诗是表达怨言。如果从赋诗当时晋、郑两国实力、赋诗人物之间的关系及赋诗的效果诸方面分析,《褰裳》诗的本义即"思大国正己"最为恰当。     

六朝宴饮之风与赠答诗之盛关系探寻

宴饮之风,始于先秦,至春秋时代,于宴饮之际赋诗的风气下产生席赋诗,对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六朝时期,宴饮之风大盛,产生了大量的赠答诗作.通过对六朝文人为诗而宴的宴饮之风和文人席间赠答唱和的分析,找寻六朝宴饮之风与六朝时期赠答诗兴盛的内在联系.     

简论春秋赋诗言志

春秋战国时期是周人运用《诗经》的时代,周人不仅将《诗经》用在典礼、讽谏、赋诗、言语上;至孔子教诗时,还强调用诗修养道德,增长学识,提高举一反三的应变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至孟子、荀子说诗时,则注重用诗为论据,论证儒家义理。其中运用得最为普遍的,恐怕就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了。当时无论是朝会宴享,还是说事论理,人们都赋诗言志。赋诗言志成     

用诗时代的形成及其意义探讨

闻一多说:“从西周到春秋中叶,从建安至盛唐,这是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最光荣的时期,都是诗的时期。两个时期各各拖着一个姿态稍异但同样灿烂的尾巴。前者是楚辞汉赋,后者是五代宋词。”在第一个诗的时期里,闻一多以《诗经》为肇始,而以楚辞汉赋为其余脉。但事实上,在春秋中叶—楚辞兴起的这一段时间里,还有个用诗时代作衔接。《诗》在结集之后,伴随着《诗》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在思辩领域里的普遍应用就形成了一个《诗》的垄断时期。《诗》的垄断是指《诗》的应用代替诗的创作,垄断的结果是《诗》的畸形繁荣。造成了春秋中叶—战国末期诗歌创作的沉默与萧条。春秋中叶后诗的创作已不多见,随之而来的《诗》三百广泛应用。此时盛行赋诗与引诗,引诗是引用已有之诗,自不待言,赋诗依郑玄解或“述古”或“造篇”,但《左传》那么多赋诗赠答之中,属于造篇的赋诗仅有四例,诗歌创作的振兴是以楚辞的兴起为标     

西周春秋间《诗》之文化角色的变迁

在西周及东迁之初，诗乐合一，诗从属于乐。诗没有独立性与灵活性可言，只是作为一种凝定在音乐旋律上的语言符号，随着乐舞服务于典礼仪式。春秋之后，在“礼”、“仪”剥离的文化思潮中，赋诗引诗之风兴起、诗开始脱离乐的羁绊、从典礼仪式中走出，直接以其内容走向“礼”，服务于政治外交。这种文化角色的变迁，反映了诗学观念上的一次巨大革命。没有这场革命，《诗经》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意义将会消失。     

春秋时期的赋诗和引诗

赋诗和引诗,是春秋时期对于诗三百社会应用的两种方式。春秋末年吴楚柏举之战,申包胥哭于秦庭,乞兵救楚,秦哀公赋《无衣》,这叫赋诗;左传宣公二年载晋灵公不君,士季进谏,称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又称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大雅·丞民》),这些叫做引诗。赋诗要合乐歌唱,或由赋诗人自唱,或点请乐工代唱。而引诗不唱,夹杂在语言中称述,有如我们今天谈话中的引经据典。     

《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论《诗》在春秋时期一种独特的社会功能

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公、卿、大夫会、盟、享、燕或其它一些场合,每赋诗以见意——或昵燕好,或颂功德,或陈忧患,或告企求,或以讽喻,或以应对……。所见之意不同,所赋之诗亦异。要在依见意所需选诗以赋。所选赋之诗,除个别篇章外,俱载今传《诗经》之中。这种赋诗事例,于古籍中,以《左传》所记载者为最多。 《左传》所记赋诗例,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春秋左传引据诗书易三经表》列二十八     

诗之所指与能指——谈谈《诗经》的今古文之争

《诗经》中的诗篇 ,十之八九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 ,事件和作者。两千多年以来的《诗经》研究 ,大体上是在确定诗之能指。用隶书传授《诗经》的三家诗 ,在这一方面很有典型性 ,而后来居上的古文(小篆 )毛诗又何以言外呢 !赋诗制度与《诗集传》是诗之能指的成功范例 ,但是它们带着时代的局限性。今天的人们学习《诗经》 ,既要珍惜传统 ,又要找出适合今天的时代要求的方式。     

论析《左传》赋诗思维倾向

本从《左传》赋诗礼节入手，通过分析赋诗行为的具体意图及具体用诗方法探讨其特定的化功能。作为春秋时期特有的政治礼节，赋诗本身也是化的一种承载形式。它不仅直接促进了诗的传播，加深了诗的影响，而且其表意功能的不断衍申扩充及其运用过程中的化操作方式是中国古礼化传承的一个缩影。它既体现了春秋时人崇古法祖及以类比附的思维倾向，其过程自身又是此种思维倾向的加深定型。     

“赋诗断章”辨——《左传》所记赋诗例发微之二

《左传》所记赋诗三十二例中,或云某某赋某诗,或云某某赋某诗之某章。前者即赋全诗。后者则仅赋某诗中之某一章或某几章,此即春秋时期所称的“赋诗断章”。《左传》于此,记载十分清楚,本不存什么问题。晋杜预注《左传》,倡“断章取义”之说,硬把左氏所记的赋全诗与“赋诗断章”二者混淆起来,并强调“其全称诗篇者,多取前章之义”。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对杜氏之说多般回护。谬误流传于今,不可不辨。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人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论汉赋及时代风尚

赋,最早是作为一种文学表现手法出现的。春秋时卜商的《毛诗·大序》中说:“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春宫·大师》郑玄注:“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唐代孔颖达在《毛诗正义》卷一中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称六     

两汉君臣用《诗》考

《诗》自先秦传入两汉,在两汉历朝君臣的下诏和上奏中都大量引用到《诗》,它们分别以西汉的长安和东汉的洛阳为中心,俨然形成两个用《诗》集团。由于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和不同历史时段社会政治、经济与学术思想发展的差异,这两个用《诗》集团在引用《诗》之"风"、"雅"、"颂"的数量和在诏奏中征引时所呈现出的应用特征,又有不同;而在此中则反映出了《诗》学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流变和时代特征,显示了《诗》之经典性与历史性融通的进行和完成,是春秋时期政治用《诗》和战国时期文本用《诗》的完美融合和发展。     

春秋《诗》学研究的新突破——《〈左传〉赋诗研究》评介

《〈左传〉赋诗研究》一书是近年来春秋《诗》学研究方面的一部力作。该书把握了学术发展趋势,对《左传》赋诗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的专题研究,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对各国的赋诗活动、《诗》学风尚、文化意蕴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具有宽广的学术视野与宏通的文化史观。     

试论《左传》中的引诗、赋诗及其它

《左传》中引诗、赋诗及与诗有关的记载很多,并且这些引诗、赋诗等有着奇异的特点,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既真实地反映了那段盛行诗的历史,又使得《左传》这部史书富有诗韵,成为一部诗化的史书。     

《史记》的训诂价值与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史记》并非训治学专著，但具有很高的训估价值，对我国传统的训治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通古今之异言是训治学的主要内容。陈遇《东塾读书记》：“伤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在先秦时代，《诗》、《书》等六经是土大夫的普通读物，不必多加训解。孟何引用《诗》、《书），只是偶然对个别的古字古语加了解释，如“沿水者，洪水也”；“畜君者，好君好／苟况弓【《诗、《书》，只是附上“此之谓也”一句，用以证明自己的理论。《左传》、《国语》引用《诗经》，是出于“赋诗言志”的外交需要，从不在字…     

《诗经》可能不止“风雅颂”

<正>说起“《诗经》六义”，我们就会想到“风雅颂赋比兴”。这个观念较早出现在《周礼·春官·大师》中：“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汉代《毛诗序》的作者，提出了“诗之六义”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又总结归纳，在《毛诗正义》中说：“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