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对袁世凯及辛亥革命的态度

李佳白是活跃在清末民初中国社会舞台上的著名传教士。他与袁世凯相识于维新时期,视袁为维新人士,格外推崇袁世凯在新政中的政绩。袁世凯积极拉拢传教士,向外界昭示清政府的对外政策,以获取列强的支持。李佳白则极力支持袁世凯担任临时大总统,并为其专制行为和复辟帝制辩护。李佳白与袁世凯的关系折射出庚子事变后中外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传教士对袁世凯和辛亥革命的态度。     

简评《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一书

马礼逊是新教历史上第一位来华传教士,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舞台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起到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创性作用。文章将从所载内容、优缺点、现实价值等几方面对汉译名著《马礼逊——在华传教士的先驱》一书进行解读,并对马礼逊进行客观的评价。     

论新教传教士和戊戌维新派的关系

新教传教士为传教而参与维新,戊戌维新派为挽救危亡而推动变法,两者之间交往密切,形同师生,共同掀起了变法维新运动的浪潮.同时,新教传教士的弱点也影响到了戊戌维新派.     

试析蒋介石早年对共产党态度的演变

蒋介石一生曾与中国共产党两次合作，并且取得了较好成效。第一次合作，将北伐战争推进到长江流域，推翻了一个半军阀，即一个吴佩孚和半个孙传芳。第二次合作，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取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但是，两次国共合作最终都破裂了，其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蒋介石具有强烈的反共意识。即使在双方合作期间，蒋介石也从未放弃过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限制，以致于引发许多严重矛盾和冲突。     

1815～1842年来华传教士的办报活动及其影响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为了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于1842年之前在岭南及南洋等地创办了一些中外文期刊。这些报纸不仅传播了基督教,介绍西方的一些科技知识,为殖民者侵略中国作舆论准备;而且开我国近代报业之先河,对中国近代报业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期望改正敌视--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态度的演变轨迹

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前,西方传教士怀着极高的宗教热情,期望太平天国领导人允许其传播圣教和宣传福音;定都南京后,西方传教士通过对拜上帝教的感性认识与理性思考,认为拜上帝教是有缺点的基督教,必须改正其"错误";1862年1月,以罗孝全悄悄离开南京为标志,西方传教士对以洪秀全为首的农民领袖们的劝化开导的图谋宣告失败,转而公开敌视太平天国.西方传教士充当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探听太平天国情况,镇压太平军的急先锋;此外,传教士纷纷赶赴和悄悄离开南京这一现象,反映了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普同性与特异性.     

论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西方传教士对太平天国的态度经历了从期望“传播圣教和宣传福音”，到“改正太平天国的许多错误”。进而污蔑敌视太平天国三个阶段．充当了各资本主义国家探听太平天国虚实、镇压太平军的先驱，此外，传教士纷纷赶赴和悄悄离开天京这一现象。反映了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普同性与特异性。     

新教传教士与西方经济知识在华传播(1800-1860)

在19世纪西方经济知识逐渐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新教传教士扮演了重要的传播者角色.他们通过各类文字出版活动,率先将西方经济知识中之经济现象及常识大量输入中国,以此增加清人对外认识并改善中西通商关系.在当时国人对西方国家经济情况普遍缺乏了解的情况下,这些经济现象和知识的在华传播与普及经历了较复杂的过程,但却为后来清人理解与接受更系统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奠定了认知基础.     

鸦片战争前新教传教士传播西方文化的特点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西方传教士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这一阶段新教传教士所取得的成就,无论是从传教本身,还是从更广的传播西学的角度来看,都无法与此后的新教传教士相比,但是,＂评价新教早期成就的真正标准,不在于它收到了多少信徒,而在于它为后来的工作奠定的基础。最重要的基础是准备了初步的、但却是大批的中文基督教书籍＂。     

义和团时期中国社会对传教士的态度

清流派反对外国侵略,本来是正确的、正义的,但真理再跨前一步就变成了谬误.面对外国入侵,奋起反抗是正义的,而不论青红皂白,见洋人就杀,传教士也不例外,这种行为就成了盲目排外.当然对待传教士扰民害民,也不能听之任之.     

徘徊于“护教”与“排教”之间——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对教会的矛盾多变态度探析

在中法战争期间,张之洞对教会的态度矛盾多变,徘徊于＂护教＂与＂排教＂之间。根本原因在于这一时期的张之洞处于从清流健将向洋务殿军转变的过渡期,思想上摇摆不定;张之洞本人因时而变、善趋风势的性格和最高当局的施压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     

传教士的西学引介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张光琪在《吉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传教士与晚清国人世界观嬗变》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洋务事业及后来的维新运动都是早期新教传教士开创的介绍西方文明活动的后续影响。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对西方科技文明的引介适逢其会地迎合了经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土人提出的“用夷变夏”的思想,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开展。     

论清末来华传教士的学制改革思想

清末是中国学校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过渡时期,当时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以<万国公报>等为主要舆论阵地,提出建立以西方教育制度为蓝本的新式学校教育体系的改革方案,从而诱发了清末教育改革运动.因此,我们今天探寻清末中国新学制改革的思想来源时,不应忽视或回避在华新教传教士这一因素.     

中国的海陆权安全环境演变及对策

中国周边地缘环境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环形结构可分为大陆环境和海洋环境两大类.[1](P.69-70)由于特殊的原因,中国的陆权和海权曾多次受到侵犯,本文从中国的地理特征出发对其进行了简单的回顾,分析了中国当代的陆权和海权安全形势,并提出了自己的对策建议.     

论戊戌前后西方来华传教士的中国教育变革设计

戊戌维新变法前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看到晚清政府准备推行教育改革,设计了系统的教育变革方案,并积极上书晚清政府.其设计主要包括教育管理体制、学校系统和教学内容等方面,其内容在迎合中国士大夫传统思想的同时,体现出近代教育的要求,其目的则在于获取中国新式教育的领导权.     

传教士在近代西北的“赈灾辅教”研究

晚清"禁教"命令解除后,传教士大举进入灾荒频发的西北传播"福音"。以"赈灾"之"实利"来"服华人之心",是传教士传播"福音"的重要策略。然令其殊料不及者:一方面,民众接受的多是"赈灾"之"实利"而非"福音";另一方面,传教士与官、绅、民间的关系演进显示"实利"纷争更使其"福音"传播的实效有限。     

新教传教士对文学中国的发现及其“和合”思想平议——以《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为中心

新教来华传教士对于"中国"的发现及其"中国观"的形成,是随着他们接触、进入中国之不断深入而逐步展开并确立起来的,其中对"历史中国"、"文献中国",尤其是"文学中国"的发现,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传教士对于中国的认知,亦让他们能够深入到中国人的情感世界、精神世界及审美世界之中,并在一个初步超越民族文化差异及现实功利诉求的求知、求真与审美的基础之上,初步展开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心灵对话与学术交流。而作为这种对话与交流的思想基础,或者说在这种对话与交流过程中逐渐明晰起来的,正是一种新的富于文化与文明之融会整合意识与精神——"和合"思想,只不过19世纪西方传教士所借用的"和合"思想,是以基督教信仰来统摄东西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差异的。     

女学乃今日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对女子教育的呼吁

晚清来华西方新教传教士呼吁对中国女子进行教育。林乐知、花之安等西教士主要从天赋人权、相夫教子、国家强盛等三个方面论述女子教育的重要性,并且把知识型的贤妻良母与各类专门人才作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重要目标;以妇女解放为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把女子教育看成是妇女发展与解放的必由之路;并以西方近代妇女观对中国传统落后的妇女观进行了深刻批判,指出兴办女学是振兴中国刻不容缓之急务。1907年,清廷终于向女子接受学校教育开了一扇小门。不过,西教士呼吁中国兴女学的最终目的既不是兴学育才本身,也不是中国的富强,而是为了广兴基督教于中国。     

慈禧太后对维新变法态度的演变

发生在十九世纪末的维新变法运动,是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主义而进行的一场爱国运动,但这场运动最终被无情地扼杀了。慈禧太后虽然发动了政变,但她对这场变法最初却是持支持态度的。     

“西法东渐”与传教士翻译浅究

法律与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法学知识的输入首先就意味着要突破中西之间语言文字上的界限和隔阂。政治法律知识正是传教士所输入的一种重要文化内容,因而传教士是晚清西法东渐的主要载体。从传教士从事的法律翻译活动及其成果入手,分析其翻译原则、方法及特点,以期扩展法律翻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