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百家说

诸子百家是先秦至汉初各个学派的总称。诸子指各派的代表人物，百家指各学派。据《汉书·艺文志》上说，数得上名家的共有１８９家，４３２４篇著作。但是，绝大多数都无法说出他们的代表人物、主要著作和观点，可据《诸子略》记载，诸子百家可罗列而论的是１０家，即儒家...     

谈中国古典哲学的艺术魅力

“遥遥先秦，铿锵语意，其音绕粱，吾心永益。”当自己纵身跳进先秦哲学的深海中时，禁不住这般呓语。儒家的孔盂，道家的老庄，先秦诸子的唇枪舌战……若真能置身其问且自得清明，那可真称得上一位智者，怎奈学生愚笨，只能怀抱着心爱的艺术，揣着那份对美的求索，浅谈中国古典哲学的艺术魅力，追求那份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合一”。     

儒学、儒家、儒者

儒学、儒家、儒者翼南儒学，指内圣外王之学。由于它以内圣外王为根本，又以内圣为外王的根本，内圣则重在明心见性，讲明义理，故又称心性之学、义理之学，这是在宋、明二代。先秦时，孔子开其端，孟子赞其绪，以仁义礼智释内圣，故称仁义礼智之学，是诸子学中的显学。这...     

中国文化中两种信仰体系的冲突——论宋代理学的排佛及其理论局限

宋代，士大夫崇佛之风日甚，几至人人谈佛。理学诸子为捍卫儒学地位，视佛学为异端，着力排佛。二程、朱熹强调儒佛界线，以儒家价值观立论，从“理”的“实”与“空”、“公私”、“义利”等方面力辨儒佛之异，指斥佛学无“理”，即便有“理”，其“理”也“空”；佛学立教，为“私”为“利”。但是，儒学与佛学本为两种不同的信仰体系，理学诸子以儒学价值观度量判定佛学之非，其理论有着先天的局限，故其排佛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董仲舒论孝

董仲舒以春秋文本为基础,以公羊学为背景,发挥孝的思想,继承以往先秦诸子思想,对汉及以后的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的孝观念不仅体现了儒家对父子伦理的关注,也可以看出董仲舒的世界观和人性论观点。     

孟子与告子人性争论的实质

<正>先秦人性论是中华人文理性精神发展的结晶,从周公提出“以德配天”到孔子的“仁”,人们逐渐从殷周时期的“帝”、“天”等至上神信仰的藩篱中解脱出来,开始关注人本身,开始对人的本质是什么,人性是善还是恶等问题进行思考和回答。儒家对人性论十分关注,孔子就已经有了对人性的探讨,认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相近”并没有直接说明人性是善还是恶,主要是从人类的共性去论     

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渊源于尧舜禹至殷周时期的养民、顺民思想。以孔孟荀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十分丰富,主要表现在轻徭薄赋,尚仁亲民,养民以惠;节用爱人,体恤民力和民情;均贫富,制恒产,保民生。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是为统治阶级达到天下大治和实现王道服务的。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是我国当今民生政策的思想基础之一,当今的民生思想是对先秦儒家民生伦理思想的继承、发展与超越。     

略论庄子《齐物论》的“以明”与“两行”思想

先秦时代是由于“周”解体而面临世界观的危机。即依靠“周”所维系的人和天、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都由于“周礼”的崩解,而普遍地受到怀疑,甚或发生动摇。因此,先秦诸子面临当时的化危机,重新思考宇宙人生的各种关系。企图     

汉族“神”的观念

汉族“神”的观念潘学方一、汉族的“神”是民间杂神中国文化世俗性或非宗教性的特征一般是指：其一，在汉族历史上，没有盛行过自上而下的、为整个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其二，周代以后，儒家主张以德政治天下、敬天而不尽信天。“敬神鬼而远之”的“神道设教”思想在中国一...     

先秦儒家论朋友之道

“友”观念早在西周时期就已出现，经过先秦儒家的改造与发扬，它逐渐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枝繁叶茂。在如何选择朋友、与朋友相处等问题上，先秦儒家提出的仁义、忠恕、诚信等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学的精神品格。     

论杨朱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

论杨朱思想及其与先秦诸子的关系黄海德杨朱是先秦时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的主要思想及其学派，在战国前期和中期曾经产生过很大影响。据《孟子》记载，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为了维护儒家的正统思想，孟子曾大声疾呼＂距杨、墨＂。《庄子·徐无鬼》亦言，...     

先秦诸子的语言观

先秦诸子有关语言的论述，人们看法不尽相同。在讨论先秦诸子有关语言的用语问题时，首先要注意用语有古今之殊，各家又有自己的用法特点和特殊理解。其次要明确古书不是手，先秦诸子的作应是他和他的弟子们共同写成的。还应该注意讨论问题时应就事论事，不宜过多发挥。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框架去硬装古代学的论述，往往不可能得到正确结论。     

评介《中国传统学术史》

《中国传统学术史》,卢钟锋著,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中国学术史之作,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子学研究。现存《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和《韩非子·显学》,就是旨在概括和总结先秦诸子学说及其流派的学术史开篇之作。汉初,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     

从孟秋时祭、中元节、盂兰盆节看儒释道三教交流

孟秋时祭在先秦时期便已施行,中元节源于汉末道教"三官信仰",盂兰盆节脱胎于儒家宗法伦理和道教荐拔观念。三教交流以魏晋为起点,隋唐时达到鼎盛,出现了儒家尝秋、佛教盂兰、道教中元并行的奇异景象,学术思想三足鼎立。宋明时,三教理论实现深层次高度合流,理学出现,此后,佛道成为附庸渐趋世俗化。     

王阳明心学中的共富思想

<正>共同富裕已成为当今社会各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传统文化中的共富智慧得到日益重视,上古时代以及先秦诸子百家朴素的共富思想不断被发掘,如上古文明中的“天道均平、人道法天”思想、先秦诸子百家的“损益之道、抑强扶弱”思想、农民起义的“等贵贱、均贫富”诉求等。阳明心学作为中国儒学的最后一座高峰和近世启蒙思想的先导,继承和发扬了先秦儒家的富民思想、平等观等内容,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共富思想。     

“寓教于乐”--从《性自命出》和《乐记》看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

《性自命出》与《乐记》是反映我国先秦时期儒家思想的两篇重要文献,其中《性自命出》是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出土的竹简中的儒家文献,“郭店一号楚墓竹简儒书各篇,与今存传世文献相比,在思想、内容、文字上,与《礼记》最为接近”（陈来：《史料困境的突破与儒家系谱的重建---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研究》,收入氏著《简帛与简帛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而《乐记》也正是《礼记》中的一篇文章。所以二者在思想上的交集可以更加丰富地反映当时儒家思想的面貌。本文拟以两篇历史文献为基础,探讨先秦时期儒家的乐教思想。     

钱穆與新儒家

钱穆先生逝世以後,报章上的纪念文字颇有人把他划入“新儒家”的旗帜之下,但钱先生生前雅不顾接受此荣衔。这不仅因为他极力要避免建立任何“门户”,而且更因为“新儒家”的概念有特殊涵义。“新儒家”这一概念今天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最廣宽,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封儒学不存偏见,並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捨的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以及私淑熊氏之学而又为熊门所认可者。无论按上述哪一种用法,都不能称钱穆先生为“新儒家”。虽然对钱先生来说,儒家不仅是他的客观研究对象,是中国人的基本价值系统,同时也是他终身尊奉的人生信仰;而且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与第二代“新儒家”交住甚密,与他们之间有最低限度的一致立場——为中国文化说话,但彼此的学术取向以及对儒学传统的认识,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当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观等第二代新儒家的中坚人物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邀请钱穆先生聊署,遭到钱先生坚拒。本名从主人之义,我们今天自没有理由将“新儒家”之名强加在他的身上。“新儒家”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但他们与宋明以来的一般取径有所不同,而是以对“心性”的理解和体證来判断历史上的儒者是否见得“道体”,把證悟的经验作为重建道统的前提。这在西方人看来,颇近似於宗教体验,封“学不见道”的门外人势必构成理解上的困难,即在“门内”事实上也发生了严重分歧。“新儒家”的“開出”说,即上承“内聖外王”的旧统而提出的由道统開出政统和学统的说法,事实上是为了安顿“民主”与“科学”特别构想出来的,究竟怎样“開出”,从来未獲说明。如果说只有悟“道”和进入“道统”的人才能“開出”民主与科学,这一限断太严格了;如果指的是“新儒家”以“先觉觉後觉”的方式激发中国人的良知,然後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以“開出”民主与科学,更要遇到难解的困境。顯然这一理论建构必须预设“新儒家”在精神世界中居於最高指导地位,而一旦涉及实践便又要预设一种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结果居於金字塔最高一层的必然是“新儒家”。正因此,以“道”的继住開来自许的“新儒家”,所倡导的其实是“教”,而不是通常意义的“学”。“新儒家”对整个知识领域往往流露出一种睥睨古今中外的心态。我们不妨称这种心态为“良知的傲慢”。这种心理结构,一部分渊源於中国儒生、文士之流的“狂”的传统,另一方面起於对西方人所谓“知性的傲慢”的反应。也可以说是对科学主义的一种反模仿。但反模仿也是模仿的一种,其结果是发展了一套与科学主义貌異情同的意识形态——道德主义。總之“新儒家”的主要特色是用一種特製的語言來宣傳一種特殊的信仰,在這個信仰普遍衰微的時代,“新儒家”如果能發揮一點“起信”的功用,那怕僅僅限於三五徒众,仍然有益於社會秩序。但是从史學的角度看,由於“新儒家”採取了最極端的“六經注我”的方式,其中自不免留有許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简论《管子》礼学思想的几个特点

在中国文化中，“礼”占有很重要的地位，这是很有特色的，而“礼”又可分为礼制、礼仪、礼义三个方面。从文献上看，夏商周各有其礼制，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也都就“礼”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管子》一书对礼的论述在先秦时期是具有自己特色的，本文仅就《管子》中几个比较突出的特色做一简要论述。     

浅谈“儒隐”思想

隐士是我国古代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大多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和艺术修养。通常我们一提到“隐士”,就会想到佛道两家的“隐”,因为这两家的基本思想是主张出世的,所以信仰此两教者很自然地成为“隐士”,而儒家倡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个人的集体责任,     

儒家元典中的人文精神

本从儒家元典(即通常所谓“十三经”)中仔细耙梳原始材料，从中分析先秦儒学的人精神。本反对否认儒学中具有人精神的认识，认为，儒家元典中不仅具有丰富的人精神，而且正是人精神造就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中国人的人格个性。人精神不仅在先秦时期具有积极的作用，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也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继承的化资源。同时本还对林语堂先生有关人主义语焉不详的认识提出了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