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龙三瓦《皇朝小史》的编纂学成就与不足

明治八年（1875）,龙三瓦将标注史料来源与考异这两种方法首次同时用于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皇朝小史》的编纂。编纂方法的改进,使《皇朝小史》在＂史实求真＂方面超越了明治维新以前所有的日本汉文编年体史书。     

《十七史商榷》"求实观"摭谈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对“求实观”的孜孜以求深刻体现在其序文、考证和史评三方面。序文声明了其“求实”宗旨;考证目的在于究“史文”之实;史评则应以史书能否“著其实”为裁量标尺。     

李则纲《史学通论》历史编纂学述论

李则纲《史学通论》是在新史学思潮影响下对我国史学进行反思和认识的史学理论著作。该作在继承我国优良史学传统的基础上,吸收西方近代的史学理论,较系统地阐述了历史编纂过程中史料搜集与整理的方法,提出了史书编纂的八个步骤及其基本原则,充分认识到史学修养对于历史编纂的作用和影响。     

“《春秋》褒贬”与中国古代史学

在中国传统史学领域,虽然《春秋》褒贬特指孔子修订《春秋》的书法,但经由历代学者逐步阐发、深化后,《春秋》褒贬就不仅仅只是一种史书编纂过程中的写作方法,更是一种影响深远的历史观念。作为一种普遍而又深层的历史观念,《春秋》褒贬左右着史家著史动机、良史标准、史书内容和形式,制约着史学的社会功能,从而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史学发展的趋向和态势。     

章学诚思想研究典范之作——评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

陈其泰教授解读《文史通义》一书系统阐发了章学诚重构经史关系和发展史书编纂体例的贡献,阐释了章学诚对“道”的探索、重经世贯通的学风和独特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史学理论领域自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重要意义,为章学诚思想研究的典范之作。     

《春秋集解》的解经特色

苏辙著《春秋集解》一书,立说平易,不做深求,往往以史实、礼制为据。苏辙认为《春秋》据史书而修,与史密不可分,要探寻其大义必须对史实有清晰的认识;孔子作《春秋》也像常人写文章一样,符合行文的基本规律,又饱含人情。苏辙以例说经,但为避免不能贯通全经的尴尬,又降低了例的权威性。他还专门从《春秋》中拈出＂名分＂,加入自家义理,在解释这一称谓时发挥大义。     

历史编纂学论纲

理论来自实践 ,只要我们对史书的编纂过程作一系统透视 ,便可发现专门研究史书编撰理论与方法的历史编纂学应该包括编纂层次、编纂体裁、编纂义例、编纂程序、语言表述等五个方面的内容 ,而不是一般所理解的仅仅局限于史书体例     

新时期大型中国史书的编纂与史体创新

史书是新时期史学变革诸内容的载体,尤其是大型史书的编撰,史体必须创新。以白寿彝等为代表的史学家在深厚学养基础上,自觉整合多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创造了“新综合体”、“新编年体”与“新纪事本末体”,走出了中国史书编纂的一条新路,显示出中国史学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的生机。     

从《通志·总序》看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

郑樵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一生勤于著述,涉猎诸多领域,《通志》是其代表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郑樵的学术思想。其中,《通志·总序》是一篇比较有名的学术思想文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通志》的＂总序＂着眼,可探讨郑樵的史书编纂思想,论其得失优劣,成一己之见。     

从《史通》看刘知几的史学思想

《史通》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从中可以窥见刘知几高远深邃的史学思想。他广泛汲取古今学者的思想精华,创造性地对中国史学功用理论进行了首次系统阐述,开创了史学批评的新纪元;系统考察中唐以前修史制度,开启了史学史的先河;系统总结中唐以前史书体例,使纪传史编纂更趋规范;提出史家修养标准,成为历代公认的一种人才观;提出修史具体方法和要求,推进史书编纂不断完善。     

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

孙复以道统承续辨王霸,适度肯定霸主的功业,但对后继之宋儒没有产生深刻的影响;王安石承接孟子开启了以＂心性＂论王霸之肇端;宋代《春秋》学中的王霸之辨沿袭了这一诠释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衍发为义利和名位之辨。透视这些论述可以发现,宋代《春秋》学于王、霸抉择上,大致本于孟子,偏向以内圣工夫为主要考量,这大致本于孟子,所以王道对其而言,正是一种＂境界＂论述。     

百花齐放与多途发展：由新出简帛文献看战国史学的多样化编纂特征

战国史学,历来被划到先秦史学的框架中而被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童年阶段。然而近四十年来大量简帛文献的整理和公布,显示出战国史学编纂已经呈现出百花齐放和多途发展的态势。其中“事语类”史书数量最为丰富,反映出“记言”“记事”已成为春秋以来史书编纂的主流趋势。清华简《系年》开创了以“事件”为中心的具有纪事本末特色的历史编纂方式。天文、地理、礼仪、谱系类的编纂,则是战国史学分化的具体反映。战国史学编纂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成熟的气质和多样的面貌,得益于战国“史家”这一家派的贡献。新出简帛文献显示,战国史学已经走出了单一的以《诗》《书》载史的模式,分化成不同类型并具备一定体例的专史,产生了丰富多样的史学成果。多样化,正是战国史学整体面貌的突出特点。     

关于中国历史研究的粗浅体会

一、中国具有最古和最丰富的史籍历史是记载人类活动和社会发展的科学。原始社会只有考古资料的遗留而没有成文的历史,殷商的甲骨文也只是一种史料,并非史书。中国成文的史籍以《尚书》为最古。据说孔子观书于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的典故,加以删订,始于虞唐。终于秦穆公时代,因为它是纪载上古的事,就称为《尚(上)书》。其次,《春秋》也是最古的史书。周代列国都有国史,如楚之梼兀,晋之乘,其余各国都称为《春秋》。墨子《明鬼篇》说: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墨子》佚文又说:吾见百国《春秋》。所以名为《春秋》,不过逐年纪事。以春包     

先秦“春秋”的类别、性质及文体形态

先秦＂春秋＂分为四类体式：一是＂史记＂之一,其中有的以记事为主,有的是记录德行、善恶之类价值与是非观念,以及伦理准则、先王教化、历史教训之类材料的汇编;二是个人撰述或个人分头写作而由人负责编纂的材料汇编;三是人物事迹材料的汇编;四是指《左传》。     

专诸刺王僚

《吴越春秋》是东汉人赵晔编纂的一部记叙春秋时期吴越争霸史事的重要古代典籍。有关吴越之事，史料之翔实、全面，描述之丰满细致，在史书中无出其右，内中有许多令人耳熟能详的故事，如卧薪尝胆、勾越灭吴．伍子胥掘墓鞭尸等，其中“专诸刺王僚”或叫“鱼肠剑”也是很名的一个。     

《新五代史》对"不没其实"原则的具体应用

欧阳修把《春秋》“不没其实”的著史原则应用于编修《新五代史》的过程当中,不仅使得是非分明,也丰富了史书的编纂形式,扩大了史学的研究领域。     

“以文运事”与“因文生事”试析

金圣叹的"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理论对史书与小说的区分作了深入探讨。"以文运事"之"事"以历史事实为主,"事为文之料",创作主体不能随意发挥,但金圣叹并不排斥创作主体之主观作用,而是强调主体的"运",赞赏司马迁在《史记》之"文"中的主导地位。"因文生事"之"事"则以虚构为主,"事"为"文"所生发,创作者应顺着"笔性""削高补低"。金圣叹之"因文生事"以解析《水浒传》的内在文脉之发展为旨归,不拘泥于事情之真假,而注意事在文中的功能和作用。要之,从实有之事到文生之事,小说与史书的分野越来越明显。     

清统治者的历史文化认同与历史文献整理和历史编纂

近来,一股强调清朝满族性特点的所谓＂新清史＂的研究范式或观点,在中国清史研究界产生了相当的影响。然而,因对这种所谓政权的满族性的强调而忽略了清朝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化的自觉认同时期,这突出地表现在其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献的整理和史书编纂方面。清代是中华主体历史文献大整理、大总结的时代,清代满族统治者对于中华主体历史文化认同的一个特点,就是自觉意识到文献整理是＂彰千古同文之盛＂,编撰史书是＂远述百家＂以明＂时代相承＂,这些都是与祖国多民族的统一大业密切相关的事业。     

内藤湖南对中国古代史注的误断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在其《中国史学史》一书中对中国古代史注提出了许多见解,但是许多认识如史注在目录著作中的地位、刘知几的史注观、史注与史评的关系、史书自注的肇始及史书他注的终结等问题与史注发展的实际不一致,很有必要予以澄清。     

论《王阳明年谱》的文学手法

王阳明以＂真三不朽＂的伟业彪炳史册,深刻地影响了明中叶以后中国历史的走向。王阳明作为古代圣贤的典范,其影响之大,除了其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和人格魅力外,与《王阳明年谱》的编纂和广泛传播有着密切的关联。《王阳明年谱》在历史真实的基础上,凭借文学的虚幻艺术、叙事艺术和杂糅艺术,更加凸显了王阳明致＂圣贤＂的形象,其中关于＂天道＂与＂人事＂、＂良知＂与＂邪恶＂、＂现实＂与＂诗意＂的叙事框架显然是受到《史记》等历史文献的影响,并成为后世塑造和解读王阳明艺术形象的文献依据。《王阳明年谱》博大精深,其所包含的文学价值已成为王学研究的新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