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统治者与“华夷之辨”观

中国传统的“华夷之辨”观是贵中华、贱夷狄的民族观、国家观,往往会给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带来沉重的思想压力。在封建社会的早期,少数民族统治者会千方百计地对这一观念加以淡化,起初最通常的办法是强调本民族与汉族同源,这也促使少数民族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后抓住华夷区分的标准重文化轻血缘的特点,以自己文化上的进步来争取“华”的位置,将“夷狄”的帽子扣在其它政权的头上。到封建社会的中后期,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华夷观发生变化。元朝在修辽、宋、金三史时,对三朝平等看待,各与正统,显示了元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已不看重华夷之辨。清王朝在完成中国的统一后,竟将夷狄的称呼加到西方国家身上,以至于与西方国家难以确立近代平等的中外关系,严重地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董仲舒华夷之辨思想探析

董仲舒的华夷之辨思想以文化--特别是礼、义、信等德目作为划分华夷的标准,主张华夷可以互变,为民族大融合扫除了种族上的障碍.他坚持华夷的等级性,强调华尊夷卑,但华夷都是中华民族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都是王的臣民,因此他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主张,注重以修文德的方式使四夷来归,反对武力征伐.其思想随着儒学的独尊,成为汉朝主流的民族思想,影响着汉朝民族政策的制定和民族关系的处理,促进了民族大融合的发展.     

"华夷之辨"综述

源于西周末年,在春秋时代得到确立,此后便一直存在于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华夷之辨”思想的形成、发展以及衰落都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先秦时期的“华夷之辨”是后世华夷思想的来源,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呈现出不同的内涵,所以本文对“华夷之辨”形成时期以及它的演变时期的研究做了具体论述,之后又论述了在“华夷之辨”思想影响下的具体事件。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

论“华夷一家”之民族观应该发扬光大王植彬，魏沧波一“夷夏之辨”和华夷一家”“华”和“夷”这两个概念，在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远古时期，中华大地生活着民、胡、夷、蛮四大部落集团，他们就是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各个民族的先祖。那时，华夏族还没有...     

从“华夷之辨”看国家民族观之嬗变——从《大义觉迷录》说起

《大义觉迷录》为雍正因曾静投书案所作,内中存有大量雍正关于本朝统治中国合法性的辩护词,而其背后支撑这种辩护最深层的理论动机就是对"华夷之辨"话语权的支配。考察作为文化观念的"华夷之辨"的渊源与近因,可以分别从儒家经典与现实的教育实践中窥见端倪。"华夷之辨"在中国各民族的交流史上一以贯之,占有重要地位,理性对待"华夷之辨"是正确处理国家民族关系的关键。     

论中国边疆思想之“华夷之辨”观

在中国历史上,“华夷之辨”不仅仅是一种民族观,而且也是一种边疆观。它影响着整个古代社会帝王对国家边陲的治理。可以说,“华夷之辨”是中国古代边疆思想中的核心思想。     

柳宗元华夷观探论

唐前期对待异族及其文化的开放心态一直为后世所赞扬。然而以安史叛乱的爆发为界,华夷之辨被重提并逐渐加强。中唐复古之风兴起,要求恢复儒家纲常和传统文化即是强调华夷之辨的例证。作为古文运动旗手之一的柳宗元一方面长期受儒家传统文化的熏陶,不可避免的拥有"华夷之分"的观念,另一方面由于他贬黜西南的经历,使得他在看待异族及其文化的时候心态又相对平和,主张华夷两安。     

西方近代民族观念和“华夷之辨”的交汇——再论刘师培对拉克伯里“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的接受与阐发

清末,以刘师培为代表的革命派知识分子热衷于传播法国汉学家拉克伯里的"中国人种、文明西来说"。所以如此,在于刘师培关注政治行动的学理依据,西方"一民族一国家"的近代民族观念为其"排满建国"理想提供了理论基础,而拉克伯里学说则提供了史实上的支持。不过刘氏对拉克伯里学说的接受,虽以具有西方近代特质的民族观念为支撑,但中国固有的"华夷之辨"的民族意识也深深浸染着他,从而使他的民族观念呈现中西交汇的特色。此一交汇具有内在的矛盾性,在当时并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华夷之辨”的答案在于文化

中华文化正是非宗教性的文化,因而才是融合性的文化.中华民族融为一体也在于文化.中华文化的表征是儒家思想,儒家学说具有极大的包容性.无论其包容性还是融合性,均得善于强有力的教化功能、崇高理性和积极用世精神.     

晚清吴廷栋与方潜之辨学

晚清理学名臣吴廷栋在咸丰后期不厌其烦与心学之士方潜进行辨学,时处内外皆忧之际,虽于补救时世作用不大,然因广涉理学主要命题,极判心性、儒释之辨,既展现其理学思想概貌,反映其心路历程,又成为理学界一段插曲,折射其时的学术态势。     

试论十七至十八世纪关于正统观的辩论

明清之际的士大夫经历过天崩地坼式的社会变革,但看待正统问题上则有不同的考量。明朝遗臣往往从南明的角度切入,多主“正”说,认为人心和血统是决定“正”的重要因素。面对清朝士人的质疑,他们用道统的角度解释南京不北援的原因,并着重点明南明继承了北京的正统,继而提出南明亡则统绝的观点。仕清士人从清朝入主中原的“势”入手,主张重“统”说,直至雍正时期才重新将主“正”说作为解释清朝正统的重要理论依据。不同正统观的解释实际是不同的政治话语,是士大夫及所属政治群体对于明清之际变革之下自身政权选择的身份认同,并在清朝华夷一统的大环境之下渐趋统一。     

王船山政治哲学中的“公私之辨”

"公私之辨"是中国传统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政治论题,崇公抑私、以公灭私曾被推行为主要的执政原则,明清之际的王船山对公私之辨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指出公寓于私、公通过私而实现,统治者应保障民众的土地私有权,这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人特色.     

当代中国“义利之辨”论析

当代义利之辨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确立正确的社会价值导向是当代义利之辨的理论实质,当代中国义利之辨在理论上的超越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走向义利统一、义利并重,走向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融合,并以此作为社会价值导向     

宋明道学义利理欲之辨的实质

义利之辨在宋明道学被视为儒学的首要问题.义利之辩、理欲之辨的实质是公私之辨.在这个问题的把握上,宋明道学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侧重于从义利、理欲、公私相对立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另一种则侧重于义利、理欲、公私相统一的一面来把握问题.在道德意义上,义利之辨着眼于道德动机上立论.     

唐代诗人对五岭的地理感知与“华夷”之界

在唐人心目中,五岭作为一个重要的地理文化分界线,具有独特的自然与文化景观。唐代诗人在越岭之时在诗文中强烈表达着自己对岭南的地理体验,其中最主要的感受就是远、炎热和瘴气。他们过岭之后,心系北方,诗歌中时不时地表达着北归情结。同时,岭又作为“华夷”之界,在唐人的诗歌中反映着他们对蛮夷文化的认知与对华夏文化的认同。     

天下观的没落

天下观这一以文化而不以民族作为区分原则的文化观念、心理观念,与华夷之辨一样几乎统筹了中国上下两千余年的文化心理。但随着民族主义浪潮的袭来以及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这场战争也就成为了天下观没落以及现代民族意识崛起的重要转折,中国不可避免地融入到了近代社会变革大潮中的民族主义思潮中来。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文化战略思维

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流的政治家、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非常重视文化的战略地位与作用,崇尚贯注王道精神的大一统政治理念,主张以文德教化为主要战略手段构筑华夏文明主导的和谐的天下秩序.这种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础是"华夷之辨"与"华夷共祖"的文化族群观念;"尊王攘夷"与"用夏变夷"是具体的战略手段;"亡天下"与"王天下"表现了文明的自我警示和最高理想.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文化战略思想,扩大了先进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对中华文明的延续传播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团结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对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孟子“义利之辨”的多重意涵

“义利之辨”是孟子思想的重要话题,它具有多重意涵。修身维度的“义利之辨”蕴含着人性本善的根本理念,道德情感和个体认同的内在需求是人们不断塑造“理想自我”的原由;行事维度的“义利之辨”强调“经权之别”,意在引导人们正视“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治国维度的“义利之辨”亦为“王霸之辨”,其论说从多方面彰显了“王道”的优越性。从修身至行事,再到治国的层层展开,体现了孟子对“义利之辨”的独特思考,亦为当下道德修养与社会文明建设提供宝贵的文化资源。     

论方潜的“心性之辨”及其诗歌表达

桐城理学家方潜游走于儒释道之间,先后撰《心述》《性述》以阐明“心性之辨”。方氏对心性问题的再讨论,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展开的,受到纷繁复杂的时代文化环境影响。尽管他对心性关系问题的思考存在明显的逻辑漏洞,但也深刻反映了晚清儒学内部诸多矛盾与缺陷,折射出其时的学术发展态势。方潜的哲学思路还渗透于其诗歌创作中,诗作除酬唱互答、寄托感怀外,亦常涉逃禅语,与其心性、儒释之辨多相关照,值得重视。     

略述郭嵩焘的西方文化观

郭嵩焘是中国近代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他对中西文化有着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因而在对待西方文化上,他大胆否定了传统的“华夷之辨”,指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强调学习西方应从科学技术上升到政治制度、人心风俗的层面上来全面学习,从而使其思想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取舍模式,开启了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