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剧坛的雅俗之辨——以尤侗、李渔戏曲的不同毁誉为例

尤侗、李渔都是清初剧坛的重要人物，他们交游频繁，且以“同调嘉宾”相称，但清代文人多对二者的戏曲褒贬不一。这些不同的评价不仅缘于李渔、尤侗戏曲的个体差异和评论者的独特趣味，更多的应归因于清代剧坛崇雅黜俗的审美观念。这一雅俗之辨有其独特内涵，既是清代高压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同时也是明清戏曲文人化进程中的必然，给清代戏曲发展带来了重要的影响。     

从《名媛诗话》看清代女性文人的贞节观

《名媛诗话》收录了许多反映＂妇德＂内容的清代女性文人的诗文、事迹,本文通过对此记载进行分类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诗歌、事迹以及她们对于＂贞节＂的评判进行论述,来管窥整个清代女性整体对于＂贞节＂观念的认识、理解与实践态度。     

文学古道研究论略——以唐宋文人在关中古道的活动研究为例

文学古道研究,一是要对古道沿线文人活动状况展开考察,主要包括对古道人文、自然景观数量与门类等的评估,对古道沿线文人活动具体情况的梳理,以及对古道文人活动与中外文化交流及古道文化传播之间关系的阐述;二是考察文人活动与文学古道景观生成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对古道沿线人文景观与作家关系的研究,以及对古道景观影响文人创作情况的分析;三是研究古道在文学中呈现的状况,主要包括对古道地理空间中文人创作趋同与差异的把握,以及对古道文学面貌的整体研究。     

清初江南遗民结社研究——以苏、松、常、镇四府为考察中心

清初江南遗民社团数量众多,形式多样,社团的活跃程度也因时而变。受到特定时空、地域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受到参社人员身份、心志以及行为的影响,遗民结社各有特色。遗民结社活动有讲论儒家经典、诗文唱和、编纂文献等。清初江南遗民结社活动反映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民族气节以及社会责任,具有特定的历史意义与人文精神,应当成为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关注的对象。     

刘三姐传说与清代文人的“白日梦”

清代文人笔下的刘三姐传说展示的是传统社会文人们的“白日梦”。清代文人通过对民间流传的刘三姐传说的改编,在幻想中满足了成为民间歌王的“野心”,以及对传说中天才歌手刘三姐产生的“性的愿望”。清代文人对刘三姐传说的记述具有重要意义,但研究者又不能不注意到清代文献中刘三姐传说的记述者从个人趣味出发生发出的种种想象导致的民间创作面貌的改变。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能保证刘三姐传说研究的科学性。     

清代前期的嵩山文人群体初探

清代前期,嵩山一带出现了一个极有成就的文人群体。其成员前后相继,贯穿顺治至乾隆四世,历时一百余年,可考者达数十人。他们的创作在弘扬地域文化传统与文学精神的同时,又能跳出地域与传统的窠臼,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与创新性,呈现出中原文化博大恢弘的气象。     

明代江南文人的文物鉴藏及其审美趣味

明代中后期,江南文人收藏和鉴赏古书、字画、玉器、铜器、瓷器等各类文物的风气极为兴盛。他们注重古代器物的艺术特色和文化内涵,崇尚古朴典雅、自然含蓄的审美趣味,与同道好友共赏秘藏,吟诗作跋,成为其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日趋险恶的生态环境,江南文人蜷缩书斋,痴迷文物,意在躲避尘世喧嚣和政治漩涡,以精神生活的快感缓解现实感受的创痛。然而,他们并未远离世事,通过清与浊、雅与俗的刻意区分,极力排斥权贵、富商,而士人群体的自觉意识也因此不断被唤起。他们藉以保留了几分自尊、自信,持守了知识阶层的道德节操,没有完全屈从于权力和金钱的淫威。     

陈忱《水浒后传》的文人英雄观——以《水浒传》为参照

《水浒后传》是文人独创型小说,它不再像世代累积型小说《水浒传》那样,为迎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一味地以夸张手法来塑造具有浓厚传奇色彩的类型化草莽英雄,而是显示出文人特有的英雄观。具体说来,不再以夸饰笔法渲染英雄们的力与勇,而是侧重写其对生活的诗意追求。他们不再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那样不食人间烟火,排斥儿女之情,而是变得更有人情味,对女性和婚姻采取了欣然接纳的态度。同时,其中的女英雄的性别意识也开始复苏。这些在海外建国的英雄们不再夸示武功,而是笃信儒家礼制,推崇文治。     

艺术美与人格美的统一——论清代文人的人生价值观

清代一批“博通经史,兼具多种才艺,擅长琴棋书画,喜好诗词歌赋”的文人认为,艺术美与人格美的统一是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路径是要养成卑己贵人、做人谦虚的高尚品格.     

元代文人别集校勘释例——以杨亮《袁桷集校注》为例

袁桷及其《清容居士集》五十卷在元初文坛占有重要地位,杨亮先生校注是集全帙前后凡十年,取得了极大成就。仅就其中之校勘情况而言。成果详核、方法多样、材料丰赡。实有必要对其具体校勘情况予以归纳总结,在为读是书、用是书者提供方便之同时,也期望对别集类文献之校勘有所裨益。     

艺术美与人格美的统一——论清代文人的人生价值观

清代一批＂博通经史,兼具多种才艺,擅长琴棋书画,喜好诗词歌赋＂的文人认为,艺术美与人格美的统一是人生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达到这一境界的路径是要养成卑己贵人、做人谦虚的高尚品格。     

独特的江南文人韵味——黄蓓佳小说成长叙事的艺术风格

在黄蓓佳的成长叙事作品中,我们闻到了江南旧文人的感伤气息。早期描写青年知识分子成长的作品中,她采用抒情性的诗化语调来表达如怨如诉、悱恻缠绵的悒郁主观情绪,格调偏重阴柔;在其后的＂女性成长心灵史＂创作中,她也凭借着＂江南文人＂的直觉与敏感,细致把握女性主人公的成长心理,于静默中完成对成长悲欢离合的体味,这就是黄蓓佳成长叙事作品中所散发的独特韵味。     

江南诗性:文人群体的蜕变与城市文化

江南文人群体是诗性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其成熟过程,曾经历了两个重要的转型阶段:其一是魏晋六朝时期,代表人物是士人群体,他们的出现使得城市文化精神有了一个重要的载体,而政治伦理束缚也有了被挣脱的可能,江南文化整体得以摆脱单一原始的状态;其二是晚唐至五代的词人群体,他们使江南城市文化的诗性气质变成了一种持久稳定的精神脉络。这两个阶段不仅奠定了今后江南城市文化发展的主体,也形成了江南诗性文人精神的源流。     

中国古代性情文人的人仕情结——以陶渊明、李白、苏轼为例

陶渊明、李白、苏轼等都是具有政治情结的性情诗人。天生的"性情"本质决定了其政治仕途的必然失意。知其不可为仍为之,性情文人的政治关怀具有悲剧色彩。性情文人悲剧式的政治关怀反作用于其文学创作,无意中增添了其作品的厚重感,增强了其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对于一个真正的性情文人而言,生命的要旨应是保持其醇真质朴的性情本色,深刻地思考政治,穿越政治,有意或无意地实现自己的艺术人生。     

书信中的文人与文学——以汉魏之际的创作观念为中心

建安时代是“文人”从“士人”群体中分离出来而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期,以建安七子为代表的一批创作者是当时“文人”集团的杰出代表。他们通过书信往来表达了对文学观念和文学创作的全新理解,包括以辞赋的审美性彰显非功利的文学个性、在五言诗创作中借鉴辞赋的字斟句酌以加强描写的审美意义以及抒情小赋的诗化趋势等时代经验。而书信中流露出的时代剧变中“文人”何以自处的复杂心态更是对汉魏之际历史变迁的生动折射。重温建安“文人”的书信创作不仅是深刻理解当时文学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直接途径,对于重估“文学”自觉于魏晋这一经典文学史命题更是具有重要意义。     

古代文人酬唱诗歌论略——以联句诗为中心

人间的唱酬赠答，在通常情况下是具有闲适心态和游戏性质的。应酬诗以和韵、次韵最普遍；而最具游戏性质和人特征的写作则是联句诗。本对联句诗的源流和创作情况进行了探讨和分析，认为快乐原则是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并不是要读从中感受集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诗人个体的才华。联句诗每句都署名，显然不是责自负，而是才比高。酬唱诗歌形成浓厚的吟诵氛围，其难度和挑战性对诗人也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因而对于中国诗歌整体发展，具有不忽视的价值。     

北宋神宗时期徐州文人活动研究——以苏轼、秦观、陈师道为中心

宋代文人具有强烈的结盟意识,几乎每个时期都出现过引领风气的文坛盟主。笔者以苏轼、陈师道、秦观等主要作家为切入点,对北宋熙宁、元丰间的徐州文人交游唱和活动展开研究。该活动历时两年,始终以苏轼为中心,参与者既是朋友又是师生,基于共同的人生志趣和文学追求,在徐州寻胜访幽、诗酒酬唱,翰墨往来不断,创作了大量的诗文。这不仅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新的因素,而且对北宋后期及后世的文学观念与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书吾家事,所愿四海宁——论清代纳西族桑氏文人文学发展创造力

清代丽江纳西族文学生产出现集群化特征,内部集群化的文学生产离不开特定的内部文学环境。作为家庭成员成长的具体文学环境,世延文苑、赋诗雅酬、慷慨悲歌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为家族成员营造出良好的文学创作氛围,激发创作动力,终成文学创造力。有清一代,秀水丽郡,桑氏文人具有典型性,书香硕望,人才渊薮,独特的内部文学环境对文学创造力的生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唐文人士大夫对洪州宗的接受——以白居易、权德舆为例

中唐时期,僧俗两界思想上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禅宗尤其是以马祖道一创立的洪州宗禅思想,如“非心非佛”、“平常心是道”、“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不费心力作佛去”的理论,使得洪州宗在此期迅猛发展,为众多的文人士大夫接受。这些理论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处世心态即既要坚守儒家治世的原则,又能保持自我独立人格。其中以白居易和权德舆最为典型,本为试对此进行剖析。     

清代中前期：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

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并不与男旦业的全盛期——清代中后期——同步,而在清代中前期。这一时期文人与男旦交往的特点是：交往规模大,文人级别高,交往声势盛。确定文人与男旦交往的关键期对研究男旦文化之于中国古典文学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