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与徐州市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对比分析

不同的区域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文采用1978～2006年江苏省苏州市与徐州市的统计数据,分析不同区域中耕地资源变化的特点,并定量分析了耕地资源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对不同区域GDP增加的耕地占用量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表明:①苏州的耕地面积经历了3次明显的流失高峰,年递减率高达1.34%,而徐州市的耕地面积变化则相对缓和,年递减率只有0.33%,人均耕地面积也有类似的变化趋势;②不同区域的耕地资源面积随着GDP的增加均呈指数递减趋势,用模拟的指数方程对耕地面积的估算值和实际值比较误差较小,证明用指数递减方程预测耕地占用面积随着GDP的变化是可行的;③在不同的区域每单位的GDP增长所消耗的耕地面积随着经济的增加均呈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不同;④徐州市每增加1×10⁸元所消耗的耕地面积在1978年～1999年,要高于苏州市的水平;在2000年～2006年,则低于苏州市的水平。     

岩溶区城镇化与耕地资源动态变动的面板数据分析

以往对城镇化与耕地资源的关系研究主要针对非岩溶区采用时间序列数据或截面数据,得出的研究结论不尽一致。为更好地揭示岩溶区城镇化发展与耕地变化的关系,本文以广西岩溶分布面积最广的河池地区为例,选取1997年-2006年面板数据为样本,深入分析了岩溶地区城镇化与耕地的数据变化特点,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单位根检验和协整分析的方法对岩溶区城镇化与耕地总量的相关性与长期均衡的变动关系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河池地区的城镇化长期处于低水平缓慢上升状态;耕地承载力脆弱,耕地数量不断下降;城镇化与耕地总量之间不仅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且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在岩溶区城镇化进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城镇化发展与耕地资源变动之间的关系。     

新形势下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分析

保护耕地已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自1996年以来,我国实行了耕地动量动态平衡的土地管理政策,但耕地资源数量减少和质量下降的趋势并未得到有效的控制,耕地总量也未能实现动态平衡.基于上述现状,本文界定了新形势下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内涵,提出了评价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指标--动态平衡指数,运用这一综合指标分省市评价了中国目前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现状,结果表明:从1996年到2002年的7年之间,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省市从13个减少为7个,由此看出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严峻形势.在此基础上对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时空差异进行了分析.最后针对中国不可改变的耕地持续减少和人口稳步增长的国情,提出新形势下寻求新的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点的对策措施.     

中国耕地资源区域变化态势分析

本文采用1996年~2004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和同期各地类的流向数据,对我国耕地资源8年来变化流向情况及耕地资源增加和减少的来源构成进行了分析,并着重分析了我国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996年~2004年间全国共有9.3%的耕地转移为非耕地,全国耕地转移的速率是平均每年转移1.03%,同期全国共新增耕地2.93%,耕地年平均新增速率是0.33%。综合耕地转移和新增结果,1996年~2004年间全国共12.24%的耕地发生了变化,其年平均变化速率是1.36%。进一步分析表明,我国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而耕地增加主要是由于土地开发和农业结构调整,且耕地流向变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此外,我国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的势头加速增长,且以独立工矿用地和城镇扩展占用耕地较严重。江苏、山东、浙江、河南、河北和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和粮食主产区非农建设占用耕地尤为突出,国家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不同城市化水平下中国粮食主产区耕地集约利用差异及其政策启示——以江西省和江苏省为例

本文提出从利用投入和产出效应2个方面测度耕地集约利用,并构建耕地集约利用评价的3种基本类型:粗放化型、集约化型和过度化型.以处于不同城市化水平下的江西省和江苏省两个粮食主产区为例,剖析两省2001年-2010年耕地(水稻种植)集约利用的差异及其政策启示.结果表明:①近10a来,城市化水平低的江西省单位耕地面积水稻种植总投入、省工性投入和增产性投入与城市化水平高的江苏省的差距明显缩小,其中省工性投入的差距最小,而江西省的水稻单产,尤其是水稻净利润在2010年进一步低于江苏省;②尽管江西省和江苏省耕地利用属于集约化型的年份均最多,但属于过度化型的年份比例偏高,分别为33.33％和22.22％,这说明两省尤其是江西省耕地产出效应没有同步跟进或者需要进一步跟进耕地利用投入;③江苏省应凭借自身优势推行农业现代化,江西省需增加以增产性投入为核心的农业投入和推行以加大种粮补贴、提高粮食收购价格为重点的惠农政策.     

现代城镇化发育的土地资源基础

城市化是一个人类社会活动及生产要素从农村地区向城市地区转移的过程,其结果,城市成为了现代人类社会的生活、生产、消费和污染集聚之地。土地是城镇化发育的唯一空间载体。根据生态系统法则的演绎,城镇发育的土地资源消费或占用是通过直接、间接和诱发三种方式来实现的。更为重要的是,现代城镇发育的土地资源消费或占用是按照直接〈间接〈诱发的格局排列,从而构成了与自然生态系统和农村生态系统完全相佐的倒“金字塔”型结构特征。本文进一步从国家和城镇城市化两个层面证实了在这种倒“金字塔”型消费和占用结构的作用下,现代城镇发育的土地资源基础不仅在于城镇所在区域,而且也在于整个国家、乃至全球。     

耕地资源非农转化定量预测模型

社会经济发展对土地需求的增长性与土地稀缺性之间的不协调性历来是土地利用规划需要解决的问题,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确定区域耕地资源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的数量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实际意义.本文首先给出了耕地资源非农转化的定义,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耕地被非农建设挤占的动态演变过程即为耕地非农转化,并进行了耕地资源非农转化的驱动分析.综合考虑引起耕地数量变化的3个方面:土地整理复垦、经济建设非农占用、生态退耕及自然灾毁,得出耕地的非农转化量即为综合考虑未来人口发展规模在食物安全状态下对耕地的需求量、生态安全建设中生态退耕面积、自然灾毁耕地面积与现有耕地总量、土地开发整理复垦补充耕地平衡之后剩余的耕地数量.构建了耕地非农转化定量预测模型,并以济南市为例,预测到2020年耕地资源的非农转化量为29 876.31hm2.对区域耕地资源非农转化的定性与定量分析,为协调土地利用规划与经济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     

中国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与对策建议

中国的城市化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和世界城市化进程,而中国的资源环境保障程度又直接影响着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与质量。研究表明,过去30年我国城市化进程相对于世界平均状况而言,速度快但水平低。未来20年我国将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快速城市化进程将带来日益严峻的资源环境保障问题和资源环境剥夺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建议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从国家安全角度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城市;推行适速适度的城市化发展模式,不断提高城镇化发展质量;在国家“十二五”规划及中长期规划中应淡化城市化增长指标,突出资源环境约束指标;逐步消减快速城市化进程中诱发的资源环境剥夺行为,推进和谐城市化;建立中国城市化的资源环境保障转移机制,推进安全城市化;采用多维指标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以科学的评价机制促进科学的城市化。     

1998年～2006年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

根据1998年～2006年全国土地利用变更和全国耕地变化情况数据,对中国耕地资源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①1998年～2006年间,耕地资源结构变化的区域分异明显。黄淮海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以及东部和东南沿海这些水热条件好、优质耕地集中的区域,灌溉耕地面积减少,耕地生产力降低;②除新疆和黑龙江耕地面积净增加外,全国其它地区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耕地变化最为剧烈的地区分布在京津塘、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快速发展区和内蒙长城沿线农牧交错带;③耕地资源增减分布的区域差异明显。耕地减少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区、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带区和东部水热条件较好的平原及丘陵区;耕地增加区域呈明显的西移趋势,由此而导致耕地的整体生态条件恶化;④耕地增减变化的原因亦存在区域差异。在黄土高原区和内蒙古及长城沿线的农牧交错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生态退耕;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区,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农业结构调整和建设用地扩张。对于新增耕地而言,在西部地区,主要来自土地开发;在中东部地区,主要来自土地开发和整理;⑤建设用地占用耕地主要是由于独立工矿和村庄的扩张,其区位分布恰和我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区域相重叠。     

耕地保护与城乡消费的宏观动态计量分析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城乡居民消费能力逐渐增强,给土地利用带来了严峻挑战.运用现代宏观动态计量分析方法,以1978年～2007年数据为基础.分析城乡消费对耕地保护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①城乡消费是影响耕地数量的重要因素,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并且短期波动也较小,短期波动向长期均衡趋近的调整幅度为7.30%;②城镇居民消费是耕地数量变化的重要原因,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却要弱一些;两者对耕地数量的影响方向相反并且持续时间也不一样,同时来自城镇居民消费的冲击对耕地数量变化的解释水平约为23%,农村居民消费的解释水平约为4%,而来自耕地数量自身波动影响的解释水平超过70%.本研究对城乡消费与耕地保护相互作用的辩证分析与澄清,有助于相关部门有针对性地采取科学合理的政策措施保护耕地,从而减少行动的盲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