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自屈原始历代士人处世思想的变迁

屈原的人生和思想在中国古代士人群体中具有普遍性,因而屈原精神影响深远以至形成一种传统.从屈原入手考察历代士人在面对入世与出世矛盾时所采取的处理方式的复杂性;从屈原的自杀,到后人的离骚、庄子、佛,直至苏轼的三教汇通旷达圆融,从中可见士人处世哲学思想的逐渐成熟过程.     

从明清小说看明末士人思想的两重性

明清小说中体现出大量道德说教的内容,但士人在实际生活中对道德礼法所持的态度不一样,也就是说,士人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对待道德标准具有明显的矛盾,这是作者不自觉地反映出对道德礼法与现实之间自身思想的矛盾.在这些现象的背后,隐含的是劝善与趋利之间的复杂关系,二者有重合又有分离.     

“魏晋风度”与礼教衰微——以士人娱乐活动为考察中心

魏晋时期是中国古代史特殊的转型时期, “魏晋风度”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一种特殊的士人风貌,是在玄学思想影响下形成的文人习尚与风气.魏晋士人有着深刻的思想矛盾和礼教冲突,一方面,魏晋士人有深厚的儒家文化背景;另一方面,他们又对礼教伦理的虚假性和强制性本质进行猛烈抨击.这种抨击不是简单的反抗,而是士人在焦虑、恐惧、悲哀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中对人生道路的拷问.在礼教衰微和玄学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下,这种内心的剧烈冲突在魏晋士人的娱乐活动中得到了更明显、更具体的表现.     

从《虞初新志》看明清之际士人的文化心态

清初文人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一向被认为是部短篇小说集.其实,就它的内容而言,目之为士人的笔记应更为合适.这使得<虞初新志>具有了一般小说集所难得具有的真实性,它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明清之际士人思想、性格、心态的一份重要材料.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明清之际士人在人生观上的多元心态、对技艺技巧的矛盾心态、在钱物问题上的尴尬心态、追求精致生活的享乐心态和两性观念上的开放心态.     

东晋士人隐逸观

东晋时期士人中处优出劣和出处同归两种观念并行。受郭象玄学影响＂,守分任性＂隐逸观渐流行。东晋士人想象中的隐者风范表明：士人所认同和欣赏的理想人格是儒道兼综的。     

消解易代：从《同郡五君咏》看清初士人的身份认同

明清易代造成士人出处与认同上的混乱,这种焦虑不仅存在遗民,也存在清入仕之士.清初松江士人利用咏史诗<五君咏>这一体裁.吟咏本郡名士,将晚明地方乡贤与易代之际的名士一起吟咪,以"文人"身份认同来逃避易代所带来的政治上的偏见、道德上的臧否,以此消解自身对易代问题的焦虑.并且随着清政权对"忠"的提倡,士人的私怀与国家的赐谥逐渐纠葛在一起.清初士人的吟咏,一方面是对已故者的追思,以此解怀;另一方面则在评定同郡士人易代之际的表现时,重塑他们认可的地方乡贤,以确立一个重建秩序的规范,给自己的安身立命一个合理的诠释.由此整合与重朔易代之际的身份认同,为动荡的文化秩序提供一个稳定的观念性基础与支撑.而这种地方认同最终被国家所操纵,成为新王朝统治秩序的一部分.     

论白居易前期的"隐处"意识

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可以说一生都在出处矛盾中度过,他一生未离仕途,但又一直未间断对"隐处"生活的肯定和向往,从而呈现出十分复杂的思想矛盾现象.我们认真研读白居易前期的诗歌创作,就会发现,早在他入仕之初就已萌生了对隐处的思考和向往,并逐渐形成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的"中隐"思想.     

论刘仁本在元末的活动

王朝鼎革之际,士人的出处选择向来是研究的重点。元末,江南士人刘仁本虽托身方氏集团,却设法为元中央主持漕粮北运,缓解元朝财政困境;整顿浙东水利和田赋,舒缓民瘼;在元朝复兴无望的情况下,仍坚持抗击明朝,死难王事。表明虽经夷族百年统治,儒家经世致用的进取精神和君臣大义的固有观念仍对江南士人产生深刻的影响。     

从“失意”赋看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

西汉武帝时,士人们积极参与盛世建设,但也出现了一大批表达士人内心不平衡的“失意”赋,愤懑地控诉对时代的不满.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的“失意”赋中可以窥见西汉武帝时士人的复杂心态.而产生“失意”之感的原因在于士人对自我才华的自信,使他们对社会情形的复杂性与当政者的个性存在理想化认识.另一方面,士人所具有的儒家进取型人格在现实中遭受挫折,失意赋中表现出入世与归隐的矛盾.     

忧患与超越--中国古代士人内心矛盾分析

中国古代士人,是精神文化的创造者、传播者、接受者.从古至今,士人对文化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从其心理看,不出两面,既有政治依附意识,又具有反叛性格,故统治阶级对士人采用两手进行控制,即拉拢与镇压,从而形成其矛盾心理.掘其根源,由道统意识、超越意识、忧患意识、功名意识所致.     

元代科举的“策问”和“对策”

元代科举除了关乎经义和古赋问题以外,还包括一道“策”题。“策”即“经史、时务内出题,不矜浮藻,惟务直述,限一千字以上”。本论文着眼于“策”,以元代举业书《新刊类编历举三场文选》中收录的策问和解答为线索,考察应试者对现实社会政治课题的认识能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元代中期的社会状况。     

清末江苏民教冲突的起落

清朝末年,民教冲突是中西矛盾的一个突出焦点。江苏民教冲突的产生较其他省份稍早,但缓和的时间也比较早些。从发生的烈度来看,较北方临近省份稍轻,其中江北地区较江南地区稍重。其个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间的矛盾,又有中西文化差异间的矛盾;既有当时全国普遍的社会原因,又有江苏地区的独特性。     

明清福州地区婚姻论财风尚之成因探析

婚姻论财,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是一种颇为流行的习俗。从文献记载看,这一现象早在汉代已盛,后世相沿不改。迨及明清二代,婚姻论财之风愈演愈烈,尤以福建、江南、岭南等区域为著。明清福州地区婚姻论财兴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与中原文化传播密切相关,又与此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奢靡之风和攀比心理的影响分不开,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发人深省。     

略论明代中后期的宦官擅权

宦官擅权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社会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明代的宦官擅权 ,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黑暗的一页。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 ,是封建专制主义高度发展的产物 ,同时也是封建专制主义腐朽性的表现 ,它加剧了明王朝与广大人民的矛盾     

晚明所见利玛窦名称字号琐谈

利玛窦是晚明时代的公众人物,其二十几种中文称谓广泛分布在经、史、子、集各部文献中。这些称谓寓意不一,褒贬互见,体现了使用者的思想情绪和政治态度。频频出现的利玛窦名称字号已逐渐异化为表征西学的文化符号,私属意义闇而不彰。     

论唐代监察制度的承续与完善

中国古代封建监察制度始于秦汉，经魏晋南北朝进一步发展，到隋唐日趋完善。唐代的监察制度主要表现为：御史监察系统的统一和完善；专门的规谏机关、谏官种类增多；地方监察制度完备；选官制度更趋合理。皇权不断得到加强和推崇，也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整个监察体制更趋合理，且日臻成熟。     

从元杂剧看现代汉语的句尾语气词

现代汉语的许多语法要素都是从古代汉语或近代汉语中承继下来的，因此，对语言要素不能孤立静止地看待。在对元杂剧句尾语气词作静态分析的基础上，考察它与现代汉语句尾语气词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到，现代汉语的句尾语气词有不少来自近代汉语，它们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元杂剧时代，甚至更早。     

唐代怀古诗之文化解读

中晚唐时期，怀古诗创作蔚为大观，是中国古代学史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唐代社会的特殊现实相关，更取决于中国化的大背景。从初盛唐诗人的零星写作到中晚唐创作的形成风气，以及今昔对比模式的构成，都充分说明了这样的事实。     

汉代博戏与赌博习俗

赌博与博戏活动在汉代十分盛行，上自宫廷百官，下至民间里巷，许多人都迷恋于此。汉代博戏方法相当丰富，除传统的投箸和投毙外，还产生了一些棋类等变种，是中国古代博戏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代博戏兼有赌与戏的双重性质，与今天的赌博活动并不一样。     

晋室南迁后建康的经济与文化发展状况

中国古代,六朝的东晋是个偏安政权。其间经历了与北朝政权的分庭抗礼;也经历了与北人南迁的和谐共存。在建康中原正统的政权得以延续;华夏文化的灿烂得以传承。在黑暗动荡的政局下,东晋以宽容积极的心态接纳北方文化,迎来外来文明,这种兼容并包的优秀品质,开启了中国文化的新思潮。在六朝经济总体不发达的情况下,以建康为中心的江南将本土资源和中原文化优势结合,取得了经济上的迅猛发展,使之变为南方的经济中心。建康在六朝的三百多年,创造了极大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是历史上最辉煌灿烂的时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