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唐代国家教育

唐代实行的科举取士,打破了魏晋以来门第及身份的限制,使广大中小地主乃至殷实农民家庭的子弟都有经此进入仕途的可能。科举考试中,儒家经典是必考的科目,那么,无论是否进入国家学校,凡欲参加科考者,均要学习儒经,这就使唐代学习儒家经典者比此前的任何王朝,不仅人数众多,而且社会层面广泛。     

跨文史两学科研究的一项新成果--简评俞钢的《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

按照现代学科分类,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归属于文学研究领域,唐代科举制度研究则划归于历史学研究范围,因此文史两学科的研究者往往习惯于在各自的领域内选题爬梳,较少跨出学科边界,专题性研究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深入检讨中国古代文学与社会制度文化之间的关系。令人可喜的是,俞钢《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一书的问世,以其难能可贵的驾驭跨文史两学科研究的深厚功力,对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的关系进行了专题性的探讨,不仅为我们分析唐代文言小说繁荣     

科举研究的推进与创获——《中国科举文化》评介

十余年来,科举研究不断取得进展,"科举学"已成为新崛起的一门专学,备受瞩目。厦门大学刘海峰教授长期从事科举研究,已出版多部著作、发表大量论文,其学术观点新见迭出、自成一派,被学界誉为"刘科举"。近日,有幸读到其新著《中国科举文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0年12月版),     

中国科举学研究的里程碑--刘海峰《科举制与"科举学"》评介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刘海峰教授,孜孜求索数十载而铸就的力作——《科举制与“科举学”》,已由贵州教育出版社于2004年9月出版发行。这是刘海峰教授继《唐代教育与选举制度综论》、《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中国考试发展史》、《学优则仕：教育与科举》．《中国科举史》之后的又一部研究科举考试的规模恢弘的学术作,也是第一部提出关于“科举学”概念并围绕其进行研究的专。     

科举史研究的一朵奇葩 评戴显群教授的《福建科举史》

福建师范大学戴显群教授的《福建科举史》于2012年12月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对促进科举史研究以及社会普及科举知识,都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近些年来,科举研究方兴未艾,各种科举论著如雨后春笋,接踵推出。仅以已出版的专著而论,有通论科举发展的,如张希清的《中国科举考试制度》,     

一部科举学研究的佳作——评刘希伟著《清代科举冒籍研究》

正古代科举,有如当今的高考。科举考试与高考之间,无论是在制度形态,抑或是精神理念上均有着惊人的类似之处。也正因如此,教育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在研究当今考试时,无不从古代科举中寻找参照点。隋唐至清末1300年的科举考试,总体呈现出与户籍紧密捆绑的特征。在考试录取率与士子科场竞争力存在明显区域差异、人口流动越发普遍的社会背景下,历代均存在冒充户籍应试的现象,即科举"冒籍"现象。作为高考移民"历史原型"的科举冒籍     

科举历史的真实再现——评刘海峰、李兵著《中国科举史》

作为中国科举史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刘海峰教授和李兵博士撰写的《中国科举史》是一部具有丰厚文化内涵、较高学术品位、简明易懂的概论性学术专题史读物。该书将中国1300年的科举历史真实地再现出来，有助于我们了解中国科举历史的真相，必将在中国“科举学”领域留下一笔可贵的学术财富。     

文史结合,史论兼具——从《唐代科举与文学》看傅璇琮先生的治学方法

《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将科举作为研究之中介，把它与文学沟通起来，运用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综合考察唐代文学与科举的关系。其文史结合的治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作者对每一问题的论述都以史料为基础，经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分析和鉴别之后他才得出结论。二、注重对一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做历史的分析，以展现特定历史背景下文学的面貌。三、反过来以诗、文等文学作品来明确科举史中存疑的地方。     

评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研究》

阎天灵博士的《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研究》一书以其新颖独创的选题,凭借丰富翔实的史料,运用多样的研究方法,揭示汉族移民与近代内蒙古社会变迁的关系,是一部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学术质量的精品著作.     

区域科举学的新开拓——评刘虹等著《清代直隶科举研究》

正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拓展和深入,区域科举研究日渐受到关注。区域科举研究是指运用地理学的相关理论分省分地区进行的科举研究。2011年刘虹教授孜孜以求六年之久的《清代直隶科举研究》一书忠于付梓,并于2012年11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     

砥柱中流 开拓关键——读冯建民专著《清代科举与经学关系研究》有感

作为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一种选士制度,科举制的运行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教育、社会、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为全面挖掘这项制度的底蕴,不仅有对考试科目、考试方式等制度和活动本身的研究,还诞生了诸如科举政治、科举教育、科举社会、科举文化等系列专题研究。在所有科举考试专题研究中,科举与儒家经学的关系无疑是最重要最核心的部分,这既属于科举与外部环境关联的研究视野,也属于科举制度本身考试内容所关注领域,附属于科举考试内部,是血肉联系的一体,其演化和发展具有复杂性和不可分割性。     

社会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研究》

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带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不断革新和改善,而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新时期、新高度,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变迁的整体进程。由此得知,社会变迁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稳步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呈现出友好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社会变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由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决定;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变迁的上层建筑,它的中心内涵的进一步归纳和完善,     

社会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关系——评《社会阶层结构变迁与思想政治教育互动研究》

正时代的发展与社会的变迁,带动了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不断革新和改善,而思想政治教育事业的新时期、新高度,又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社会变迁的整体进程。由此得知,社会变迁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稳步发展过程中的重点内容,呈现出友好的互动关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因此,社会变迁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经济基础,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内容由社会变迁的整体趋势决定;而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社会变迁的上层建筑,它的中心内涵的进一步归纳和完善,又会对社会变迁带来重要的转机和     

五代金陵史研究的最新力作——评薛政超博士的《五代金陵史研究》

薛政超博士的新作《五代金陵史研究》,已由全国百佳出版社——中央编译出版社于2011年3月正式出版。此书虽是作者2005年的旧作,但其研究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对五代金陵史的发掘与整理仍有较大的推进,甚至部分领域是由其首次涉及,因而具有较为重要的学术意义。     

唐代文学研究的创新之作——评柯卓英著《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

《唐代的文学传播研究》是柯卓英教授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专著,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著者论析唐代诸多文学传播现象及特点,并由此构建了一个文学与传播的宏富世界,其中所蕴含的传播理论推动了古代文学的跨学科研究与传播学的本土化研究,同时在文学传播学理论研究方面作了一定的探索。     

唐代文学研究的全新视野--评李德辉博士的《唐代交通与文学》

辉煌灿烂的唐代文学是一个开掘不尽的宝库。自唐以降，致力于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的研究者不乏其人，取得的成果也是卷帙浩繁。然而，当我们纵观唐代文学的研究成果时，尽管形式多样，但方法上基本都是对文本作美学的观照与阐释，是从如何理解与欣赏文学作品着眼，基本上是属接受批评的范畴。在此基础上也不同程度地傍及道德批评、本体批评和主体批评，但种种研究仍然是囿于学科内部，再行深入便显得捉襟见肘，难以取得总体的突破，因而便引发出对文学批评新方法的呼唤。进行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沟通研究，则是对文学研究的学术创新之一。在当代，傅璇琮、孙昌武、陈允吉、王昆吾等人，率先冲破在唐代文学上传统的研究畛域，打通了学科之间的隔离与封闭。他们的研究成果的问世，立即引起世人的瞩目，获得广大学者的普遍认同，其最大的历史功绩，就在于以荜路蓝缕的精神，开创了古典文学研究的新天地，具有学术研究方法论的重要意义。     

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新拓展——读《唐代西南经济研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经济史研究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唐代西南经济研究》一著在把握学术前沿的基础上,对唐代西南地区的地理环境、农业经济开发、特色手工业部门、服务业及有关唐代西南地区经济开发等内容进行了深入探讨。该著具有研究范式新颖、视野开阔、方法科学、资料翔实、创新突出等显著特色,对推进西南区域史及区域经济史研究的深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五代墓志汇纂与研究的新成果——《五代墓志汇考》学术价值评介

墓志是具有较高研究价值的出土文献,是珍贵的“同时材料”和“入流的新材料”.自宋代以来,不断有收录墓志拓片和录文的著作问世.但五代墓志集录至今阙如.周阿根著录的《五代墓志汇考》填补了这一空白.该书的出版为史学、文献学等相关学科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推动汉语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也具有宝贵的价值.     

一部地方史研究的力作——读《通商贸易与区域社会变迁》

以重庆开埠为切入点观察四川区域社会变迁，是一项具有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陆远权博士近《通商贸易与区域社会变迁——重庆开埠二十年发展研究》可称此一领域的力作。     

唐代文言小说"诗化"的文学史意义——兼评邱昌员《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

唐代“诗入小说”所导致的文言小说“诗化”最重要的文学史意义是将“诗歌”的种种“文学特质”带入了传统的“史书叙事”,从而促进了中国叙事艺术的发展,并最终完成了由“史传”向“文学”的蜕变,导致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成熟和小说创作高峰的出现。邱昌员的《诗与唐代文言小说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很大的拓展,也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