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库Ru官氏的族属：－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融合的一个实例

库Ru官氏是魏晋时期北中国的一个小部。关于其族属，就有乌桓与徒何两种迥然不同的记载。笔者初做考订，其为乌桓殆可定论。但徒何库氏或之后出现的拓跋库氏，并不是史书记载的错误。只是进一步说明，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族名、族属和部众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也是魏晋民族融合的具体表现。     

从乌桓血族复仇说起

《乌桓传》对乌桓的记载有混乱之嫌,若不搞清,有碍于正确认识乌桓历史。如:“怒则杀父兄而终不害其母。以母有族类,父兄以己为种,无复报者故也。……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将女去,或半岁百日,然后遣媒人送马牛羊以为聘娶之礼。婿随妻归……为妻家仆役2年,妻家乃厚遣送女,居处财物,一出妻家。故其俗从妇人计,至战斗时乃自决之……父兄死,妻后母执嫂,若无执嫂者,则己子以亲之次妻伯叔焉,死则归其故夫”。看后让人觉得条理不清。以博深著称的马长寿和内田吟风二先生,也把这两个时期的情况混在一起。马先生说:“唯一的解释就是母方有氏族,而父方则只有家族没有氏族,所以父方没有‘族类’,自然就没有族属给他报仇了”(《乌桓与鲜卑》127页);内田先生说:“在乌桓母系社会时期,因为从其他氏族来的父亲和与父亲同来的异母兄弟是所谓外氏族者,故属于母亲氏族的儿子杀害了父兄也不会受到母系氏族的制栽”(《北亚史研究》)38页)。这里我们暂不去讨论家族和氏族有什么不同,但在母系社会,人们一般不会知道谁是自己的父亲,谁是自己的异母兄弟。按照血族复仇的通则,“外氏族者”被“母系氏族”杀后,虽然不会受     

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

中国古代发生变性的原因主要有：遭遇突发事情而变性,大病后而变性和因孝亲行善的阴德果报而变性几种。对变性人的记载,魏晋和明清时期较多,而唐宋元时期相对较少;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变性人现象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而明清时期记载的相对较为具体而详细;对变性人的态度,明清时期较魏晋时期的舆论更为开放,也更为人性化。相对于魏晋时把变性人现象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明清时期更加关注人性本身。     

羌族史简论

羌族起源于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量羌氏并非同源，一是二者分布地区与考古文化不同，二是生活，服饰和语言不同。羌族的发展史上，先后经历了虞夏时期，春秋初期，周襄王时期，秦汉时期，三国魏晋时期五 次大的迁徒。羌族不断反抗压迫他们的统治者，并于十六国时期建立了 羌族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后秦，羌族一汉藏等民族不断融合，为中国古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浅谈两汉时期乌桓史中的几个问题

乌桓的前身是东胡。公元前206年,东胡被匈奴冒顿单于攻破,据《乌桓传》记载,其一部分余众退保乌桓山,另一部分则“远窜辽东塞外”,此后遂分别以乌桓族和鲜卑族之名出现于史册,而东胡这一族称就被乌桓和鲜卑代替了。一、乌桓社会及其经济由于史料所限,关于东胡被匈奴攻破前的情况,我们知道得很少,只能根据零星记载窥测其个别细节。但建国以来,在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和宁城县南山根等地的考古发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名士的时代特征——以戴逵为例

《世说新语》是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众多文士共同编撰,记载着汉末到魏晋时期名士言行的志人小说,较为真实地反映了魏晋时期名士的形象和当时的时代特征。本文选取东晋名士戴逵作为研究对象,以《世说新语》中的记载为主,分析他身上折射出的魏晋士人的时代特征,得出魏晋士人以"名士"的形象出现,思想上有着儒道兼容、玄佛兼容以及崇尚闲游隐逸等特点的结论。     

早期乌桓社会经济述略

针对马长寿先生提出的，乌桓人分布于老哈河流域时期，其社会经济“以农业为主”的观点，本文根据３０多年来的考古研究成果以及历史记载等，论证了当时的乌桓，其社会经济应以畜牧狩猎业为主。南迁十郡塞内以前，乌桓游牧狩猎民的主要财产及生业不但以畜牧、狩猎业产品生业为主，当时他们甚至还不能适应定居农耕地区的“水土”以及生活习惯。同时认为，在马长寿先生的潜意识中，也认为当时的乌桓社会经济以畜牧、狩猎业为主，而史文断句也是造成马长寿先生的笔误，从而形成了这个值得再探讨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试论魏晋南朝时期诸王师、友、文学

魏晋时期的官制一直是史学界研究的热门,但是对于魏晋时期的王国属官由于史料记载较少,所以研究的并不是很多。魏晋南朝时期各地的王国星罗分布。王国官吏由于和诸王的特殊的关系,经常直接或者间接地参与政治,左右着政局的发展,在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     

论《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

由于《世说新语》所记人和事，是在真实的基础上用简洁隽永的文字突出其特征，因而它不仅在文学艺术上有其重要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文中主要记载了魏晋清谈风尚，揭露了统治阶级豪奢淫佚和颓废堕落的精神面貌，赞颂了人们的优良品德和好人好事，并有对上层妇女精神风貌的描写，是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魏晋妇女，以及整个魏晋时期思想政治面貌的重要史料。     

试论秦简中的“徒隶”

秦简中有不少徒隶、徒、隶的记载。战国秦时期是社会转型时期,此时的徒隶带有转型时期的特征,具有多重含义:既表示刑徒,也表示奴婢,还可以指代自由民。与春秋时期相比,战国秦时期的徒隶主要指在官府劳作的某些刑徒和官奴婢,而不是自由民。这一方面反映了战国秦时期繁重的劳役负担以及政府对刑徒、奴婢劳役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家对自由民的徭役政策的变化。     

魏晋名士傅玄及其“尊儒尚学”思想

甘肃宁县,隋唐以前属于北地郡泥阳县。至今生活在该县良平乡的陇东傅氏家族,在历史上非常显赫,仅西汉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史书记载的著名人物就有二十多位,如西汉义阳侯傅介子、东汉护军司马傅燮、魏丞相仓曹傅干、晋御史中丞傅宣等。在魏晋     

从《世说新语》探析魏晋士人的尚情思想

《世说新语》中的许多篇章,特别是《伤逝》篇记载了许多魏晋士人尚情的感人故事。汉末魏晋六朝是玄学产生和兴盛的时期,玄学的兴起是否对魏晋士人情感的觉醒有直接的联系和影响呢,笔者在本文中对此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究。     

魏晋河西地区庄园的农副业和手工业经济模式——以嘉峪关墓壁画为中心的考察

魏晋时期河西地区以农牧业为重,其他经济族式虽然存在但记载较少。嘉峪关出土的魏晋墓86幅农副业和手工业壁画,透视出魏晋时期河西地区庄园内部的社会生活、等级制度以及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作用,反映了封建庄园内部事无巨细、分工明确、“闭门为市”、自给自足的特点,是研究河西地区经济宝贵的实物资料。     

龙门宾阳南洞文昭皇后高氏与高句丽

文章就北魏孝文帝文昭皇后高氏的族属、宣武帝和外戚高氏家族的崇佛活动、以及宣武帝时期北魏与高句丽之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认为:文昭皇后是高句丽人;宣武帝及外戚高氏家族都笃信佛教,营建了许多佛教寺院;而宣武帝时期的北魏与高句丽关系密切,政治、宗教等方面都交往频繁.     

魏晋时期“巫”、“医”特点与社会地位探析简

魏晋时期是朝代更迭频繁的一个时间段,巫医之职到了魏晋时期进一步出现了职能的分工。“巫”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战事占1、以及治病救人,而“医”则趋向科学化的治疗疾病,并且他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根据文献记载情况可以看出魏晋战乱时期的“巫”“医”分流的特点。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的精神风貌

<世说新语>所记人和事不仅有着重要的文学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书中主要记载了魏晋清谈风尚,揭露了统治者豪奢淫佚和颓废堕落的面貌,赞颂了士人的嘉言懿行,并有对上层妇女精神风貌的描写,是了解魏晋士流、魏晋风度、魏晋玄学、魏晋妇女以及整个魏晋时期思想政治面貌的重要文献.     

曷苏馆女真考略

曷苏馆女真是指辽金时期活动在今辽东半岛上的一部分女真人。有关该部女真人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活动范围、行政归属、治所的变迁和地点,史料上记载的比较零散、混乱,学术界迄今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本文拟就以上诸方面做初步探索。1、关于曷苏馆女真的族属源流、迁徙时间,无名氏《北风扬沙录》载“金国本三韩辰韩之后,姓拏氏。其地有七十二部落,阿保机恐其为患,徙豪右数千家于辽阳之南而著籍焉,使不得与本国通,谓之合苏欵,即所谓熟女真也”。“合苏欵”,即曷苏馆,或写作“曷术馆”、“合苏馆”。《三朝北盟会编》、《文献通考》皆沿袭此说。     

乌桓鲜卑势力消长

公元前3世纪末东胡破灭后。乌桓即活动于历史舞台,直到东汉末年记载连续不断.鲜卑至东汉初年才出现于史书,之后塞外乌桓和陆续出塞的及东汉北边郡县南迁后留在原地的乌桓都没再以乌桓这一族名露面。鲜卑与东汉“始通驿使”的同时,乌桓在有可能强盛于塞外的情况下,仅因东汉皇帝“以币帛赂乌桓”就降入东汉十郡塞内。基于以上史实本文认为,西汉时鲜卑没被载入史籍是因当时他们非常弱小不能引起中原的注意。后因中原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大力支持,加之东胡及其他语族人口的大量并入,鲜卑才得以强盛。     

“五禽戏”的发展源流及操练技巧

"五禽戏"是通过模仿动物动作来强身健体的体育活动,它由先秦时期的"导引术"发展而来,是一种系统化的"导引术"。"五禽戏"选取"禽"作为模仿对象,体现古人对图腾的崇拜,定其数目为"五"则是受汉末魏晋时期"五行"说的影响。关于其操练方法,文献记载并不多,南北朝与明清时期分别详细记载了操练的动作技巧,明清时期较之南北朝时期操练动作的幅度和强度降低了,更注重调养气息。     

乌桓邑落社会性质探讨

关于两汉时期乌桓邑落的社会性质问题,马长寿先生曾在《乌桓与鲜卑》一书中有过论述。他认为,乌桓在入居中国内地前(东汉光武帝以前),其社会性质应是和农村公社相近的邑落公社。井说“邑落公社是农村公社的一种,不能理解为原始公社。”虽然马老未具体阐述这种农村公社的内含,但认为邑落公社是男系男权的时期。范老在所著《中国通史》中,既以乌桓人的习俗作为中国古代存在过原始公社制度的重要旁证,又认为“乌桓社会处在脱离母系氏族似乎不是太久的氏族社会阶段上。”1986年,有人发表文章,不同意马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