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写作学的勃兴（1980－2000年）

1980－2000年是现代写作学的蓬勃发展时期。其发展或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以建构理论体系为中心的自觉－兴盛时期，其标志是：进入了自为的新阶段；有了“自家”的学术刊物和写作学理论的自觉。二是以整合理论为表征的综合－梳理时期。在此时期，大陆写作界加强与台、港、澳的联系、交流；以青年成为学科建设的生力军；写作学界提出了跨世纪的口号，明确了写作学的奋斗目标。     

50年回眸:建国以来的中国写作学

建国以来的中国写作学可分为３ 个时期：借鉴—徘徊时期（５０ 年代至７０年代末）、自觉—兴盛时期（８０ 年代）和综合—梳理时期（９０年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写作学正在走向成熟     

2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概览

:2 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经历了四个时期 :世纪初 :传统写作理论的集大成时期 ;2 0年代至 40年代末 :白话“文章作法”时期 ;50年代至 70年代末 :“写作知识”时期 ;80年代至 2 0 0 0年 :现代写作学的勃兴时期。其理论高潮有两次 :一次出现在本世纪初 ;一次出现在 80年代后期。从逻辑角度看 ,2 0世纪中国写作理论有古代形态、近代形态和现代形态。它是沿着“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轨迹演变、推进的     

白话文章作法的繁荣（1920－1949年）

192 0— 194 9年的写作理论发展过程 ,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192 0— 192 7年 ,属于新的写作理论建设初创时期 ;192 8— 1937年 ,属于新的写作理论深入发展时期 ;1938— 194 9年 ,属于新的写作理论持续发展时期。从总体看 ,这一时期的写作理论都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西方文化影响下开展的 ;现代写作理论的基本思想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格外侧重写作方法的研究 ,改变了以往以读促写或以读带写的传统模式     

林可夫对现代写作学理论建设的贡献

林可夫是现代写作学学科建设的放手。他以发展的观点解释写作活动，为现代写作学作了基本定位；他构建的以智能—技能为中心的写作能力训练体系成为现代写作学建设的标志性理论；他对写作规律的揭示既是对以往写作界探求的总结，更为今后进一步深入揭示写作规律开拓了道路。林可夫对现代写作学的理论建设所做的独树一帜的贡献为学术界所公认，研究林可夫的贡献，实际上就是研究现代写作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和成就。     

写作学应是一门大学科——也谈写作学的“学”、“术”之争

写作学究竟是学科还是术科,这一话题自80年代中期开始至今,一直为写作学界所津津乐道、争论不己.这既体现了写作学研究的深入,也反映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困惑.不管是学科,还是术科,写作学总归是一门研究写作的系统理论,这一点已为大多数写作研究者所认同.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术科”论者认为写作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技术学科,因而它的理论构成应为操作理论、技术理论,对其研究应以操作理论研究为主;“学科”论者则格外强调写作基本理论、元理论、“大技巧” 的研究,认为不如此则无法建立起写作学,也不会有正确的操作理论.由     

《基础写作学》二人谈

《基础写作学》是刘锡庆先生的代表作之一,第一个以“写作学”作为书名,对写作学的基本理论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构造起一个新的写作理论框架,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是一部守正出新的理论层次较高的现代写作学杰作。《基础写作学》突出地论述了写作实践活动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写作学的内涵和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具体阐发了写作过程各个阶段的实际内容、操作要领和方式方法;既有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又有条分缕析的微观研究,具有鲜明的汉语写作的民族特色和时代风采,使全书有了堪称为“学”的品位和规模,被誉为“当代写作学的开山之作”。     

当代写作学人本主义转向的缺失

我国当代写作学研究经历了文本论写作学、过程论写作学、主体论写作学和文化论写作学四个重要的发展阶段。从"文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体现了写作学研究价值取向的根本性转变,但由于对写作主体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人本主义转向的不彻底,在研究格局的分布、研究思路的确立和研究视角的拓展上存在缺失。弥补这一缺失,有赖于研究者自觉地将儿童写作主体纳入写作学的理论图景,建立贯穿写作主体发展全过程的人本主义写作学体系。     

关于写作学一些问题的思考

应该说,写作学研究和教学是取得一定的成就:学科的理论框架初步建立;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解释了一些写作现象;写作学的研究对象不断深化,由原先的静态文章研究转向动态过程的研究,进而发展为动静结合、相辅构成、统一一体化的研究;特别是愈来愈重视对写作学的操作性问题的探讨;教学上,培养出大批的写作师资队伍,也为写作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写作学科的建设及写作教学,同样一直面临着诸多的问题和压力。诸如写作学学科体系不完备,对写作理论理解上存在着模糊性和差异,以及缺少一种可包容实用写作和文学写作的写作理论,写作学的可操作性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开发。教学上,写作课易教难工,缺乏对真正有用的教学实验的推介。如何正确理解和处理类似的问题,则是写作学研究和具体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下面就几个问题提出一些看法,以及谈谈对写作操作一环的认识。     

中国写作学派“三大体系”构建

中国写作学作为现代学科体系中的一门独立学科,经过百余年建设,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与教学特征,但是在世界写作学谱系中的主体身份与特色并不十分鲜明,自觉构建中国写作学派是当前写作学界需要面对的时代课题。中国写作学派是基于中国立场,以世界为背景研究中国写作现象,以讲好中国故事、传承与弘扬中国精神为目的的学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是其基本特征。写作的社会性、综合性决定了当代中国特色的写作学派应确立起“大写作”观念,构建中国“大写作”学科体系;以“中国写作”为研究对象,融通古今中外资源,建设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写作学术体系;基于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大实践,探索建设中国现代性写作学话语体系。“三大体系”建设相互依存,彼此促进,决定了自主的写作知识体系建设的质量,在此基础上最终将建成真正的中国写作学派。     

论《蒙古秘史》的教育内涵

《蒙古秘史》，国内外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迄今为止，从教育的角度研究《蒙古秘史》者，并不多见，笔者认为，《蒙古秘史》的教育内涵十分丰富，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因此，笔者从生产、生活、技术、习俗、音乐、医学、道德、军事、管理等方面研究《蒙古秘史》，初步揭示了其应有的教育价值。     

《礼拜六》作家群的文人心态

《礼拜六》是民国初期最成功的通俗文学期刊之一,它成功的一个内在的重要因素是拥有一个强大的作家群。作家们在文学现代化过程中由传统文人向现代职业作家艰难转型,以文人与报人双重身份参与文学事业,并在思想与文体等方面做出了大胆尝试,为文学杂志提供了丰富的文本,为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澳门土生葡人文学概论

澳门土生葡人文学是澳门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文学现象,有着诸多重要的作家、作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在现阶段的澳门,这种历史上遗留下来文学现象仍然有其存在的意义,但在客观上有走向式微的倾向。     

文学体制与当代作家的思想改造

20世纪40、50年代是中国文学的转折时代,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形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文学体制的改变与建立是中国文学能成为“当代”的重要标志。它有效地实现了当代社会与文学的互动,促使文学作家、作品和读者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本文就当代文学体制之下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展开讨论,说明文学体制与作家身份之间所发生的同一性与差异性矛盾,促使作家形成新型的主体认知与行为方式,从而制约着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方式。     

贞观时期文学研究综述

贞观时期在文学史上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近年来学界的研究集中在初唐诗风、初唐作家以及初唐文学环境等方面,并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现有研究并未突破传统的＂四唐＂分期法,多采用对初唐文学的整体观照或拣选某一命题剖析的方法,均未注重凸显贞观时期文学的特质。     

论南朝"四史"史传人物的文学赏会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中记载了南朝文人很多重要的文学集会活动,概名之“文义赏会”、“文章赏会”或是“文学赏会”。南朝时期的文学赏会是帝王宗室、士族文人最主要的社会活动。随着时间的发展,其性质、内容、规模都有很大改变,即从最初游园之会的赏乐形式发展到以文学创作为主的交流活动,这种发展趋势极大地促进了文学集团的成熟。     

明初翰林院江西籍作家传承研究

明代初年,江西刘崧为代表的西江派影响了明代的翰林院作家。江西籍作家成为有明一代翰林文学创作的重要力量。西江派成为庙堂文学的机缘,在于杨士奇成为内阁重臣,长期主持文坛,影响一时的创作风尚,培养大批作家,在文学上形成多条衣钵传承关系。     

论纪实文学审美意象的建构

“窥意象而运斤”是文学创作的首要法则之一。纪实文学既然是“文学” ,就不能缺少“文学性” ,不能忽视审美意象的建构。新时期初期的纪实文学多采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营造意象 ,90年代之后的纪实文学构筑审美意象更具创造性和新鲜感。不过 ,作为叙事文学 ,纪实文学也不能一味地堆砌意象 ,要讲究适度和自然     

意识流与中国新时期文学之关系（下）

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由于政治环境宽松，中国新时期文学大量接受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及其思潮理论的影响，作家们开始注重文学的主体性特征，本文主要考察西方文学意义上的意识流小说作为进入中国的第一股现代主义潮流如何被引入中国、如何被中国当代作家吸收借鉴，在对它的运用过程中所发生的归化和嬗变及这种变化对中国当代文学融人世界文学潮流的意义。     

中国现代作家的神话创作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倡导以现代生存体验和人生思考为主要的表达对象,然而鲁迅、郭沫若、茅盾、郑振铎等作家却都曾创作过以古老神话为题材资源的重要作品。与现代作家对于中西方神话故事的广泛择取相呼应的这一阶段,又恰恰是中国神话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得以建构的奠基性阶段。从理论研究的视角,现代作家普遍认为远古神话作为民族文化的源头蕴含了强烈的民族性、现实性和民间信仰力量,同时这也是激发现代作家在创作中积极借鉴古老神话的重要动因。现代作家在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的双重维度上,表现出对远古神话的深切关注,既是现代作家对于民族文化之根的深情回望,同时也体现了现代作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