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原因

修昔底德的著作《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伯史》)中约有占1/4篇幅的演说辞,颇具特色,极具研究价值。本文认为,修昔底德大量运用演说辞的原因主要有:历史上修辞演讲术的影响;适应以雅典为代表的城邦民主政治的建立与发展需要;古代希腊法庭雄辩术的影响;修昔底德著述《伯史》的需要。     

《左传》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天人思想

《左传》和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试图从人事本身寻求历史变化的原因,体现出鲜明的人文主义特征。《左传》承认神、自然与人事之间的内在联系,在神、自然与人之间的张力关系中主张以人为本;而修氏《伯战史》则否定了神、自然与人事之间存在必然联系,强调天人相分。两书都从人事本身寻求到了历史变化的最终原因。《左传》认为,历史的变化实际上就是民心向背转移的反映。民心,即善是推动历史变化的根本原因。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变化是一致的。而修氏《伯战史》则强调人性中的贪欲、权力欲等欲望在历史中的作用,把"恶"作为最终推动人类历史变化的原因。正义等伦理道德与历史的发展是相背离的。两书以上历史思想及特征,根源于中西古代的思想传统。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的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已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历史的本质就是人性。历史理性与自然理性无关,与道德理性背离。修氏的历史观反映了希罗多德之后古希腊史学观念的重大变化。对古希腊史学观念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修昔底德撰史特点新探

古希腊是为数不多的有着历史撰述传统的古代文明地区。希罗多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叫做ιστορια,而修昔底德的历史撰述方法则称为συγγραφω。两者本来是有所不同的,可是近代以来,学者却用history一个英文词来翻译这两个希腊词,结果,造成这两种撰史方法的差异日渐模糊。按希罗多德的ιστορια方法,在撰写史书时,是先叙事,后析因,即先把他的ιστορια成果,也就是波斯战争的事实展示出来,然后再把战争的原因分析清楚。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才是切合自然的考察方法,符合知识生成的法则。而修昔底德的συγγραφω方法则集选题、叙事、述因、致用于一体。特别是συγγραφω采用先述因后叙事的写作方法,与希罗多德的ιστορια有着明显的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只评论了希罗多德的《波斯战争》,而没有介绍修昔底德的作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如今,重新探析修昔底德συγγραφω的撰史特点,对于理解古代希腊史学的多元性,重新梳理希腊史学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     

公元前5世纪楚国和雅典的官制比较研究

公元前5世纪是楚国和雅典官制的成熟定型期。从对二者的行政、军事、经济等官制的比较中可见,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楚国和雅典在职官设置、官员产生和其权力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但官制赖以产生的经济基础基本相似,官员都讲究出身,都在各自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山海经》的神祗形象

神话是以神的形象和神的故事为支撑的.作为中国当之无愧的“神话资料宝库”,《山海经》中活动着各种各样的神祗.可能是因为故事性与神话体系化的同步性,而中国神话的体系化过早地被神话历史化扼杀,或者是因为地理志的笔法缘故,神的故事得不到充分发展,神的形象便成为《山海经》的重要内容,而神的故事则是对神祗形象的补充.在神祗的形象中,先民积累着对外物的认知,储存着对外物的种种体验和解释.神话源于信仰,而信仰又是经验的产物,因而神祗的形象反映了远古     

战争中的权力与道义——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春秋左传》

《春秋左传》和《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中西方以战争反映当时社会全貌的两部历史巨著。两部史书均承载了大量的历史内容,并通过战争透视出了中西方不同的战争伦理观、道义观,成为探究中西方权力与道德观念的源头之作。     

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

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人性一词有较为广泛的涵义，包括天生的、自然而来的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人类所共有的品性、能力、生理特征等等。修氏特别关注的是与重大历史事件有关的人类所共有的本性，即人追求权力、财富和荣誉的欲望、好斗性以及人的情绪等等。欲望、好斗性和情绪等人类非理性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然而它们又通过具体变化着人的行为表现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结合或冲突，从而形成为人类的活动。修氏以人性说为基础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他揭示了客观历史自身存在的理性：历史以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联系不断加强的方式表现其发展的理路。人性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因。     

从古希腊文学女性形象看希腊先民之妇女观

古希腊人的妇女观可以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等塑造的女性形象中得以反现。古希腊文学中女性形象由“女神”至“女人”再到”女奴”这一衍变历程,勾画出了其妇女现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最上面一层是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尚武精神、女性生殖崇拜和女性美崇拜;中间一层乃是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女性美崇拜与贞操现;最底层则为奴隶社会阶段的贞操观。     

从《历史》看希罗多德的民俗观

希罗多德是古希腊伟大的历文学家，他的传世名作《历史》记载了当时希腊人所知世界范围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的风俗习惯等内容。文学家称它为第一部世界通史。他认为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具有差异性、相似性、可变性和传承性的观点。值得我们借鉴。     

试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在公元前5世纪爆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实力雄厚的雅典却意外败北。导致雅典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同盟国的暴动使雅典同盟四分五裂，切断了雅典的经济命脉；党争削弱了雅典的力量，为斯巴达的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民主政体的弊端是导致雅典失败的又一重要因素。除上述内部原因外，导致雅典失败的还有外部因素，如波斯的干涉等。总之，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失败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是主要的。     

浅析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古希腊城邦间的一场大混战,是古希腊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占优势的雅典是有可能战胜处于劣势的斯巴达的,但雅典最终败于斯巴达。导致雅典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和财政来源的不稳定性造成战时财力不足;内部党争和民主政体的弊端;战略和战术的错误;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盟邦的暴动等。     

论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斯巴达海上势力的崛起

伯罗奔尼撒战争前期,斯巴达在同盟国的煽动下,被迫出海抑制雅典的海外扩张。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后期,斯巴达当政者在与雅典的多次海上博弈中,已从军事战略的角度认识到海洋对城邦发展的重要作用和地位,主动采取一系列有利于提升自身海上势力的举措。如力争与海上强国结盟、加强对海港的保护以及建立舰队等。最终斯巴达在羊河口海战中一举挫败了在海上称霸几十年的雅典,建立了短暂的海上帝国。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阿提卡防御刍议

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力求避免与斯巴达军队进行陆上重装步兵间的决战,采用了伯里克利的陆上有限防守、海上正面进攻的策略,从而达到了扬长避短之效。雅典防守阿提卡的目的是通过防守以减轻或避免敌人对阿提卡的破坏,运用推前防守和边境作战等策略,利用阿提卡境内外客观存在的三道防线进行有限防守,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雅典城的安全。但是因为雅典整体防御意识的缺失、外交策略失误、陆军数量不足、过分看重海上进攻而轻视陆上防守,客观存在的三道防线没能演化成有效的防守体系,到战争后期雅典更是丢掉了关键的产粮区和补给通道,成为雅典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瘟疫问题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决定雅典命运与发展方向的转折点,而瘟疫在雅典的爆发与流行使雅典同盟在战争前期处于下风,间接导致雅典的衰亡。探析这场瘟疫对伯罗奔尼撒战争进程及其对雅典军队、社会等所产生的重要影响,可以深化我们对瘟疫在雅典历史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认识。     

美国内战: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现代战争

19世纪 6 0年代的美国内战一改有限战争的模式 ,开创了现代总体战的先河。南北双方在战争中使用了那时所有的手段 ,应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 ,引起了军事学术的变革 ,因此这次战争堪称世界史上的第一次现代战争 ,并且它也对美国以后的战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孙子兵法》中的博物学

对《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全文字句进行分门别类的统计,《孙子兵法》实际涉及69门科目,其中有52门属于博物学,具有较为明显的古代博物学的特征。这表明,尽可能地掌握除军事科学以外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对成为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大有裨益。孙武在《孙子兵法》中体现出大量的博物学知识,具有明显的实用性和知识累积性特征,这对于了解和研究西周、春秋时的知识状况和进一步深化《孙子兵法》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