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代道教小说看唐代的佛道之争

佛道斗争是唐代两教关系的主旋律。唐代统治者的宗教政策以及宗教本身的排它性。使得佛道两教在获取上层支持和下层教徒两方面展开激烈的斗争。作为唐代重要道教文学之一的道教小说，其对佛教的打击是不遗余力的。读者从中可以看到唐代佛道之争的一斑。     

九华山道教兴衰考

九华山虽以佛教著称于世,但道教先于佛教兴于九华山,而且它还有一个与佛教既融合又斗争的自身发展历程,后在佛道斗争中九华山道教逐渐衰微。     

从“三武灭佛”看道教排佛

在历史上,佛、道两教长期争斗。道教排斥佛教,一般从纲常伦理、夷夏之辨、王道政治三方面发难,并企图借帝王之手打压佛教。道教排佛是"三武灭佛"的诱因,而非根本原因。"三武灭佛"并不是宗教信仰纷争的结果,主要是佛教势力与专制皇权之间矛盾激化的结果:势力强大的佛教与封建国家争夺土地、财富、人口等宝贵社会资源,危及到了封建统治。佛、道最终走向相互吸收、相互融合。     

略论唐代巴蜀地区的佛道之争

巴蜀地区的佛道相争自南北朝时期即见端倪,至唐代前期愈演愈烈,双方施展各种手段,激烈地争夺信徒,以扩大本教影响,当时佛教似乎占有明显的优势。玄宗朝大力推崇道教却并不抑制佛教发展,但道教得到了朝廷的更多支持。佛道二教在玄宗时就呈现出相互融合、彼此渗透的趋势,到了中晚唐时期,最终形成三教“殊途而归、体本无异”的和谐共存局面。巴蜀地区具有深厚悠久的道教文化传统,唐代该地区的佛道之争颇具代表性,是我国中古时代佛道关系发展历史的缩影。     

茶与佛道及东传日本

在佛道精神的浇灌下,茶从一种自在灌木变成了文化植物,饮茶也自然成了佛道文化。道教重于炼形,佛教主于修神,这就导致了茶与道教形似,茶与佛教神合。随着佛教东传日本,茶文化也随之东传。     

陇南石窟与儒道佛三教合一研究

陇南石窟和中国古代历史三教合一包含三教形成、三教一致、三教鼎立、三教合一等阶段。陇南石窟包括五种情况:佛教;道教;佛教为主,佛道兼容;道教为主,道佛兼容;儒、道、佛兼容。陇南石窟三教合一有五重涵义:从三教各自角度观察之三教合一;从三教融合整体角度观察之三教合一;三教各自独立、和而不同;三教亦此亦彼;三教之中儒家一统。三教合一反映陇南宗教文化演变历程。陇南石窟为我们研究儒、道、佛三教和三教合一提供了实物资料。     

玄奘与佛道名位

唐初，儒释道三教并存。儒教不是宗教，而是政治伦理学说．用以经邦济世，协调社会关系，不管名义上排位几何，实际上被统治阶级奉为镇国至宝。为神化李唐政权，皇室奉道教祖老子李耳为自己的始祖，道教为血亲宗教。于是，三教顺序排定为道先、儒次、佛后，成为基本国策。玄奘从印度回国后，为争取佛教同道教的平等地位，从三个方面开展活动。其一，尊重朝廷，美化皇室，争取国家对佛教的理解、亲近和支持。其二，诱皇室入中，迫使其发表弘扬佛教的言论，部署发展佛教的活动，制造轰动效应。其三，直接提出调整佛道名位的要求。当时实际情况是，无论是民间百姓，还是中央和地方官吏，都十分崇信佛教．皇室要超度亡灵、追崇福业和树立功德，都不可能利用只讲个人长生不老和羽化登仙的道教来做这些事，只能利用具有业报轮回和普度放生说法的佛教。玄奘虽然及身未能最终使皇室调整佛道名位，但由于所作努力与现实状况契合，故而为问题的解决铺平了道路。在地死后，几代帝王分步骤矫正道先佛后的国策，使佛教取得了同道教平等的地位。     

荷花意象和佛道关系的融合

荷花既是佛门圣物，象征“出淤泥而不染”，同时又是道教标识，充满珍祥色彩。在佛教与道教的融合、互动过程中，荷花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佛、道并存之日既远，两者之间的攻讦辩难、渗透融合就一直是研治中国思想史的学者所致力的课题。在佛、道思想的动态关系背景之下，荷花的两重“身份”不再是泾渭分明，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注荷花“身份”的微妙变化或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认识佛、道之间的关系.     

佛、道的对立与统一——简析《红楼梦》的宗教文化

佛教和道教一直以来都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红楼梦》就体现出了佛教的“空无”观念和道教的“崇阴”思想,佛与道建构了《红楼梦》的整个宗教文化。我们通过对《红楼梦》具体情节中所蕴涵的宗教文化的简要分析,揭示出佛、道的对立与统一使小说所表现的宗教思想文化远远超越了其各自所能表达的范畴,也体现了作者最终的宗教导向意义所在。     

《东京梦华录》中的儒、释、道三教合流研究

儒学、佛教、道教发展到北宋,形成了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局面。儒学吸收佛道思想,佛教、道教也积极向儒学靠拢,由此形成"以儒学为主体,以佛、道为辅翼"的文化特征。历经发展的儒、释、道三种文化呈现出新的面貌,糅合并倾向于世俗化,对北宋社会民俗风尚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佛道思想在盛唐隐逸诗中的交融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     

浅谈武则天嵩山封禅与道佛两教的兴盛

政治与宗教在我国历史上有如一对孪生兄弟 ,统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扶持宗教 ,宗教为政治服务 ,政治又为宗教尤其是道佛两教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社会环境。唐武则天时期 ,继泰山封禅后 ,嵩山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武则天的推崇 ,成功实现了嵩山封禅 ,道教、佛教极为兴盛。此后 ,嵩山的地位大大提升。     

隋唐茅山宗高道王远知的境界

王远知以一百二十六岁的高龄受到唐代统治者和百姓的瞩目,创造着神话般的奇迹;他出身显贵,从小热衷道教,融合佛道的理论开拓创新;他学识渊博,利用自己所学,为历代帝王出谋划策,提高了道教的地位,使茅山派在唐代成为了道教的主流,茅山派的思想意识形态几乎占据整个唐王朝的统治。他重视道教的开放性,广泛游历,惠眼识人,注重发扬广大茅山道,使茅山道派后继有人;王远知为大唐帝国的创建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本人又能激流勇退,淡泊名利,其精神境界受到世人的尊崇。     

“道教”释义

在中国古代,"道教"一词属于公共词汇,基本含义乃是"教化之道""道德教化""关于‘道’的教导、教义""‘道’之教说"等,"教派"含义并不明确,宗教性比较淡薄,词性为名词或动词,其具体的对象指谓存在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战国时期墨家用来指称儒家,元明时期又可以指称理学,东汉后期的汉译佛经中用以指称佛教自身、佛教教条、佛教所称外道。东汉后期的道书中开始出现"道教"用例,但是难以信据。南北朝时期在世俗文献及佛道论争的文献中开始出现"道教"与"佛教"对举的用例,但是"道教"一词并非宗教道教的专称。隋唐以后的道书及世俗文献、儒释文献中开始倾向于将"道教"一词作为宗教道教之称,但是亦非宗教道教专称,其他义项及用例并未废止。     

佛道思想在盛唐隐逸诗中的交融

文学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宗教所形成的方外世界,是诗人作为逃避现实世界的理想王国。唐代佛教、道教的发展跌宕起伏,但唐代文人对佛教、道教并不计较其高下,而是一视同仁地当作一种方外世界。由于李唐王朝与道教的特殊因缘和皇帝对佛学禅理的推崇,佛道二教弥漫社会各阶层。文人们是最先与其接触,受其影响最深的阶层。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峰,     

汉末至唐代文人士大夫反佛与护法的理论斗争

佛教自东汉进入中原以来，中国的文人土大夫有信佛崇佛佞佛的，也有贬佛抑佛灭佛的。所谓贬佛就是站在儒家或道教的立场上认为佛教不如儒或道；所谓抑怫就是主张限制僧尼数量和寺院经济的力量，不让其任意扩张；所谓灭佛就是主张完全干净彻底地消灭佛教于中国，即杀僧尼或勒令僧尼还俗、焚毁佛经寺庙及佛教偶像、没收寺院田产钱财、禁止供养佛舍利等。文人士大夫的灭佛、贬佛、抑佛言论自汉末以来，史不绝书，他们提出了种种灭佛、贬佛、抑佛的理论根据。面对这种挑战，信奉佛教的文人士大夫们又针锋相对据理力争，提出了种种护法的理论依据…     

论佛教、道教音乐与中国传统音乐的关系

出于宣扬教义、体现宗教伟岸精神的现实需要，佛教、道教音乐大量吸收了中国传统音乐中的优秀成分，而中国传统音乐也不断地汲取宗教音乐中的因素以充实自己。佛、道等宗教与中国传统音乐之间的关系，显示出了多种艺术形式的融合和借鉴，体现出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文化意蕴。     

白沙陈献章静坐说考

论文对道教和佛教静坐法的由来和意义、性理学家朱熹和陈献章静坐说的内容和特征进行研究。朱子的“主敬”和“格物穷理”重视读书,陈献章通过静坐思考,主张“尊德性”和“天理体忍”。陈献章的学问是以静坐为中心,融合了儒佛道的方法,而与性理学的“道文学”和“尊德性”相融合。陈献章的学问可以说是护卫阳明学的先驱。     

评述朗达玛灭佛

朗迭玛灭佛运动对佛教在吐蕃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朗达玛灭佛是出于统治、维护王权的需要,作为赞普他必须要保证“权力制衡”.朗迭玛是统治者而非信徒,因此应从较为宏观的角度来看朗达玛灭佛运动.灭佛运动固然产生了很多弊病但却成功的促进了佛教与苯教的融合,为日后藏传佛教的形成发展埋下伏笔.     

后土庙彩塑天蓬形象考

后土庙是明代兴建的规模宏大的道观,并有精美的彩塑与壁画。后土庙三清殿彩塑群布局是一个严谨的整体。东西配殿的彩塑近千尊。彩塑虽然是道教题材,但中国的明代之后的佛、道、儒三教融合,所以后土庙表现出来的彩塑人物并不是单纯道教人物,而是佛、道、儒三教融合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