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前期重农思想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

一般认为重农抑商是中国历史的传统,但重农思想却是在西汉方逐渐成熟。关于汉代农业政策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影响汉代农业政策的思想背景,则尚乏系统的讨论。西汉前期的重农思想由若干层面所构成,这些思想观念主要来自战国时期的齐地之学,而决定取舍的主要现实原因是秦汉之际的政治格局、新政权对发展农业的需要以及新政权主要统治人物的学术意趣。     

浅谈西汉前期的重商政策

长期以来,史学界多数人认为西汉前期统治者为了恢复农业经济,为了巩固中央集权,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这一时期,统治者确实采取一些措施抑制私营商业的发展.但很少有人关注另外一个方面,即西汉前期也有许多措施是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笔者就西汉前期重商政策的原因、具体措施和结果作一探讨.     

王安石的“重农”与“抑商”

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在变法前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因暴露"敛财"的本质,导致变法失去民心而最终失败。"抑商"主要是抑制富商大贾任意剥削、兼并农民,将商业资本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是国家适当干预经济的表现。王安石的重农抑商带有明显的北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时代烙印。     

重农不抑商 ——-汉初经济政策浅析

重农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和政策。人们往往认为，在这一政策的实行中，重农必定抑商，抑商必然重农，秦汉两代更是中国历史上重农抑商的典型。本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汉初六七十年间，推行的是以重农而不仰商为主的政策，它与人们常说的重农抑商有着极大差别。文章对汉初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表现及其影响，进行了具体的探讨和分析。     

简析近代科学技术没能在中国产生的原因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古代的中国在科学技术方面曾领先于世界各国。然而,由于封建专制统治,近代科学技术却没能在中国产生。古时中国以农业为主,农业成了国家经济的支柱产业。因此,重农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一项重要措施。战国商鞅变法内容之一即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旨在发展小农私有制。西汉继续实行重农抑商政策。“重农抑商”后来又逐渐演化成“农桑为本,工商为末”,手工业被置于末业的位置。重农桑、轻贱工商不仅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行的政策,而且逐渐地成了人们一种根深蒂固的思想。     

汉初农业政策初探

汉初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与西汉初期几个统治者对农民采取的招募流亡、轻徭薄赋、重农抑商等让步政策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西汉初“重农抑商”政策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是很值得研究的。本文仅就这一课题做一探讨,力求对它作出比较科学的结论。汉初实行“重农抑商”的原因为什么汉代地主阶级重视并大肆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呢?说到底,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封建生产关系的性质决定的。有汉一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初期。连年的战乱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了前所没有的破     

秦王朝对私营工商业态度考量

"重农抑商"是秦王朝的根本方针,为了重农必须抑商,实抑商,社会经济与生活会受到影响。通过对相关史料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秦王朝对私营工商业的态度比较宽容,将其纳入了国家有序发展之列。     

论战国秦汉时期的“重农抑商”政策

我国自古以农立国,“重农抑商”是战国秦汉时期封建王朝的一项传统政策。历代封建学者对这一政策一向是赞颂的。解放以后,史学界在热烈讨论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的过程中,也认真讨论过“重农抑商”政策的性质,例如,郭沫若先生认为汉武帝实行的种种“重农抑商”措施的实质是打击工商业奴隶主,保护封建小农经济,因此西汉政权是封建性质的;而日知先生则认为“重农抑商”是奴隶制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为在奴隶社会中农民的身分地位比商人要高,“重农抑商”“它只是奴隶主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相互斗争的表现。”但是,当时对“重农抑商”政策的讨论主要是环绕着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探讨而进行的,并未对这一政策进行全面的历史评价。近年来,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政策,史学界不少同志又重新注意起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来,纷纷撰文进行评论。有的认为农业、手工业,商业不论在社会主义时代还是在封建时代都是社会经济的     

中唐至明中叶诗歌中农商观念的转变及其意义

先秦以来,对于农耕与商贾的关系有两种看法:一是“重农抑商”,一是“农商皆利”。中国古代诗歌在这两种思想影响下有三次较大的变化:中唐时期开始扭转“重农抑商”的思想,在诗歌创作领域有“农商皆利”的苗头,但主要倾向则是“贾雄则农伤”;北宋时期的范仲淹、欧阳修、苏轼等人实现了由“重农抑商”到“农商兼利”的转变,但往往着眼于朝廷与地方的政策层面;明中叶唐寅、徐渭、王世贞等人挣脱了“重农抑商”思想禁锢和“贾雄则农伤”的思维方式,在张扬情欲、自适快乐的新起点上与商贾契合,诗歌创作呈现出新的风貌。     

陆贾“怀道者”辨

陆贾是西汉初地主阶级政论家、思想家。他将儒家“仁”“礼”上升为“天道”的内涵,最高道德本体,提出恃“天道”而处世事的“怀道者”范畴。将“怀道者”分为君、贤二类,强调威权与仁义结合的“圣”“君”合一思想,为西汉君主专制作合法性论证。同时,陆贾又通过对“怀道者”与“避世者”的区别,批判了当时的神仙方术之士不理世事、不济国艰的道家之徒,突出表现了他的新儒家治世思想。     

董仲舒对孔子“仁学”的发展

在汉代,儒学进一步强化对礼仪和天人之道的重视并推进,从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西汉儒学与先秦儒学的发展模式.从“天人相分”到“天人相与”,董仲舒吸收了《春秋》中的“天道”思想并从“天人关系”进一步对汉代儒学进行梳理,尤其是在与汉武帝的《天人三策》中也体现了董仲舒向孔子“仁学”进一步靠拢     

睡虎地秦简中的“公”与“王”——以“宗祠”类财产所有权的相关讨论为核心

经历了东周剧变,周天子“王”的所有权标识逐渐被新的名目取代.不过,在睡虎地秦简中仍有一组财产被同时冠以“公”与“王”的专有性质即“公祠”“王室祠”等特殊财产,而与之相关的祭祀类律法的存在则表明了秦律对于先秦祭祀传统、法家“立公灭私”思想的继承,又体现出在秦朝改元称王的重要时期,统治者借助早期祭祀律法来宣明其统治权威的政治目的.在其后的汉初律简中又较难寻见此类记载,这无疑是秦汉律简中较明显的区分.     

汉魏"浮华交会"释义

“浮华”之初义,源自中国古代“重本抑末”的经济思维,后来扩大到社会认识的各个领域,演绎成为一种社会政治语言。“交会”一词,本源于先秦士人的“游宦”、“游仕”;西汉时儒学兴起,士人求师问学、周游四方,此后演绎为结党权门,交援求名之义。两者皆因有悖于经学传统与名教政治,而为绝对皇权所深恶,最后成为汉魏时期士风变化与思想演进之标识。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但对其表达方式和排列顺序的演变过程,学术界的了解并不全面。经过系统梳理史料,我们认为,“天地君亲师”的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东汉时期,在《太平经》中最早出现了形式整齐的“天地君父师”的说法。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以来,崇奉“天地君亲师”在民间广为流行,把它作为祭祀对象也已经比较普遍。清雍正初年,第一次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的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了诠释,特别突出了“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就成为风行全国的祭祀对象。民国时期,“天地君亲师”又衍变出“天地国亲师”和“天地圣亲师”两种形式。     

“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及其缘由

“以夷制夷”策略在西汉前期就已提出。因受国力限制,未将其付诸大的实践;汉武帝时至西汉后期将其付诸实践;到了东汉,属大规模运用阶段。究其缘由：一是在征兵制下,内郡人民到边境“屯戍一岁”,不能适应战争需要;二是,就地“以夷制夷”。无远征之劳;三是东汉政权“罢边郡亭候吏卒”后,制“夷”多依赖“夷兵”;此外,周边诸“夷”中以及“夷”之内部恰恰有永远可以利用的力量和长处、矛盾和弱点。因此,“以夷制夷”策略在两汉时期的发展便是符合规律之事。     

试论两汉“通人”的精神价值对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理念的启示

"通人"是两汉时期重要的文化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承载着可贵的文化精神。立足文化自信来重新审视两汉"通人",对于当下大学精神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通人"对博通的崇尚可济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知识结构褊狭之弊;"通人"融汇新识,勇于创新的胆识可鼓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的创新之气;"通人"求真务实的思想可养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的科学精神;"通人"潜心问学的治学品格可滋当代大学人才培养终身学习的笃学风气。     

《汉书·地理志》所载侯国城市时问断限考

《汉书·地理志》载西汉末年侯国城市241个,然志中名目又不及此数。前辈学者对此多有研究,然终不能补足。通过对《汉书》诸表所栽侯国城市的分封、存废等时间排比,最终确认《汉志》所载侯国城市的时间断限为成帝绥和二年三月（公元前7年3月）,并补足了241个侯国城市之数。     

"五陵"与"五陵少年"--以诗赋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年间,经过长期的陵邑建设,在渭河以北的咸阳原上形成了著名的“汉五陵”。五陵邑由于具有特殊的地位,在西汉中后期政治生活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骚客诗人的笔下,“英俊之域,黻冕所兴”的“五陵”,与以“任侠”、“纨绔”为特色的“五陵少年”,成为一个恒久为之歌咏感叹的对象。检讨“五陵”及“五陵少年”的形象,对于认识五陵邑的政治地位与社会风尚的变迁或有裨益。     

西汉水流域“语言活化石”抽样考证

西汉水流域经历了复杂的古今变迁,留存有厚重的文化积淀.西汉水文化中的方言古词、乡村土语变化较慢.古代成分保留较好.具有"语言活化石"的特性,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对其抽样考证,可以揭示这种"语言活化石"可能存在的文化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