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遭遇“上帝”

我在美国近两年的时间里,耳闻目睹,深知美国教会里中国留学生去者甚多,几乎把教会作为刚到美国的一个解除寂寞、结交朋友、打发周末时光的一个主要场所。而自己也遭遇“上帝”的恩赐,差点跳进水池里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     

老舍与基督教

老舍年轻时，曾是一名基督徒，于民国11年正经八百地领洗入教，隶属北京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会。他当过缸瓦市中华基督教主日学校主任，还写过一篇《北京缸瓦市伦敦会改建中华教会经过纪略》，宣传“华人自办教会”，主张自培自立     

圣诞节

每年12月25日是全世界大多数基督徒纪念耶稣诞生的日子。教会开始并无圣诞节,直到公元440年,才由罗马教廷定12月25 日为圣诞节。由于《圣经》记载耶稣生于夜间,故传统称12月24 日夜为“圣诞夜”或“平安夜”。     

圣俗之间:近代潮汕地区的基督徒与教会

教会方面单一的普遍主义尺度与中国社会环境极其复杂的多样性，构成了近代基督徒和教会存在的奇特样式。在灵与肉的强大张力之中，近代早期潮汕基督徒由生存而信仰，在努力寻求生存出路的时候，逐渐走向十字架。他们的皈依不只是一种地域性的经验，而是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的事件。     

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会教育

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近代中国新型学人群体的杰出人物，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地接受着教会学校教育的熏陶，且一度“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探讨教会学校及教育产品究竟在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以及教会教育的“中华归主”的目标实现的程度如何，无疑他是一位极富代表性和颇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     

陶行知与近代中国教会教育(续)

陶行知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近代中国新型学人群体的杰出人物，青少年时代曾长期地接受着教会学校教育的熏陶，且一度“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探讨教会学校及教育产品究竟在近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产生什么样的社会效应，以及教会教育的“中华归主”的目标实现的程序如何，无疑他是一位极富代表性和颇有说服力的典型人物。     

基督徒的信念与体验：以甘肃省农村某教会为例

以甘肃省农村某教会为例,对基督徒的宗教信念和宗教体验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基督徒宗教信念的四个维度中,内部宗教信念最强烈,自我谦卑和对他人的宽恕与之高相关;基督徒的日常宗教体验较频繁,且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日常生活的意义体系;基督徒的宗教卷入及信念与日常宗教体验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日常宗教体验对宗教卷入与信念有一定的预测力。     

近代中国教会大学的招生特点

教会大学实行单独考试，就近招生；生源主要来自上层社会、教会中学和基督徒的子女；本科与研究生招生相衔接；招生形式多样，重视短期培训。这些招生特点既与同期国人自办的公、私立大学存在某些共性，也反映了半殖民地社会条件下教会办学的特殊要求与独立性。     

陶行知"基督徒教育家"定位的逻辑追问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究竟有没有宗教信仰?如果有,又是什么?这个问题至今尚有争议。香港的何荣汉博士在其著作《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以下简称何著)[1]中提出,陶行知信仰基督教,是一位基督徒教育家。何著在写作过程中潜心搜集了大量前人未发现的资料,对推动陶行知研究做出了积极贡献。但就何著将陶行知定位为“基督徒”和“基督徒教育家”,笔者尚存一些疑惑,在此提出,以就教于方家。从概念的角度看,回答陶行知是不是基督徒,首先就要回答什么叫基督徒?什么样的人可以算基督徒?在何著中,笔者似乎没有看到他为“基督徒”(CHRISTI…     

开拓陶行知研究的新领域

香港中文大学何荣汉博士向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所赠送了他的著作《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我们欣喜地看到,陶行知研究有了新的开拓。何荣汉先生运用实证的方式,论证了陶行知曾经加入过基督教会,是个名符其实的基督徒。何荣汉博士认为,陶行知著名的“爱满天下”、“只带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些流传青史的现代东方箴言充满了基督教的精神,是来自基督教的文化。在我们看来,陶行知接受过基督教思想的影响,丝毫不影响陶行知的伟大。自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大地上出现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热潮,西学东渐贯穿了整个中国现代史。陶…     

只需换一种方式

以前读到一则故事,一位基督徒问牧师：“在祷告的时候可不可以吸烟？”牧师干脆地说：“不可以!”基督徒又问：“那么在吸烟的时候可不可以祷告？”“当然可以!”牧师赞赏地说。显然,基督徒问的是同一个问题,可得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回答。之所以这样。仅仅是因为换了一个提问的方式而已。[第一段]     

由强化到弱化:近代中国教会大学宗教元素变化研究

在20世纪初,教会大学曾经在中国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教会大学在融入中国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办学宗旨、宗教课程、宗教活动、基督徒人数等宗教元素逐渐弱化。采用文献法对教会大学宗教元素的弱化过程进行分析,有助于了解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环境与发展状况。     

浅论教会中学的宗教教育

宗教教育是教会学校的基本特征，随着教会中学世俗化的不断发展，其宗教教育目标也经历了培养宣教师、培养基督徒人才、培养有基督化人格的人才三个阶段。立案以前，宗教课教学曾是教会中学宗教教育的主要形式；立案以后，则为以青年会为主体的宗教团体及宗教课外活动所替代。教会中学的宗教教育对基督教传教事业、教会中学生的成长及近代中国社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后的新教音乐

历史上具有全面意义的摆脱罗马教廷,实现教派独立的斗争是从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Luther,1483—1546）的宗教改革开始的．马丁·路德的改革叩开了基督徒思想自由的大门,促进了教会与会众的联系,推动了德国教会音乐的发展。改革也使欧洲北部许多国家脱离了罗马天主教教会,摧毁了天主教的精神独裁．进一步解放了会众的思想。     

在加拿大"遭遇"上帝

中国留学生变基督徒? 到了加拿大,情况还是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房东劝我信教可以理解,学校里竟然也有个教会办公室,而且主要工作就是发展国外学生信教.     

跨文化视角:香港陶行知研究的新取向——解读《陶行知——一个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

本文通过解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何荣汉的陶研新著,在回顾陶行知认信问题研究史的同时,试图说明什么是陶行知研究中的“跨文化视角”,以及它是如何助成人们摆脱长久以来在陶行知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等一系列信仰认知问题上的纠结的。     

西方传教士与华人基督徒--清末福建美以美会内部争论述评

本文以美国德鲁大学(Drew University)馆藏资料为主要基础，描述清末福建美以美会教会两次内部争论，力图从新角度探讨清末基督教史。文章认为：西方传教士并不是清末中国基督教的唯一代表。中国基督徒、西方传教士，同样是清末传教运动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清末福建美以美会，传教士的内部矛盾与华人基督徒的影响密切相关。双方的互动交流构成清末基督教发展的推动力。     

信徒的诞生——一个村庄里基督教群体的宗教教育

基于对甘肃省一个基督徒较为集中的村庄的田野研究,探讨了乡村青少年基督徒在社会化过程中,教会、家庭的宗教教育及其与普通学校教育之间的博弈对青少年宗教信仰形成的影响。结果表明,主日学校在青少年信仰教育方面显现出某些优势,世俗化、城市化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对家庭宗教教育产生的影响表现为截然相反的两个方面,相比之下,由于学校自身的一些局限,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其在学生信仰教育方面的主导地位。     

现代性视野中的“国粹派”和“学衡派”

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在诸多问题上的对立虽是不争的事实,但他们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向西方学习的“趋新”与回归中国传统的“守旧”的对立,在向西方学习这一点上,国粹派和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提倡者一样也是“趋新”者,无非两者所“趋”之“新”有着显著不同罢了。当我们回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时,国粹派、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化派一样,作为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中的思想资源,理应受到我们的尊重。     

圣诞快乐

圣诞节的来历 圣诞节（Christmas Day）这个名称是“基督的弥撒（Christ’s mass）”，即“基督的一次聚餐”的缩写。基督徒庆祝其信仰的耶稣（Jesus）基督诞生（birth）之日为圣诞节。圣诞节的庆祝（celebration）与基督教同时产生，被推测始于公元1世纪。世界大多数的基督徒均以12月25日为圣诞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