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周"天命"观念

天命观念是上古史研究当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课题。它是上古社会时期统治者对王朝更替及其重大行动提供合法性解释的惯用术语。天命观念的正式提出及对其做出详尽的阐述始于西周。两周的天命观念的神秘性和人文性承袭、发展于夏商。天命观念对道德因素的融摄,使之具有了理性之光,不单限制了王权;同时开辟了以后儒家道德政治的先河。     

孟子天命思想的内涵和意义

天命观是孟子学说的重要内容。孟子的天命指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形成的物或事,以及其后的某种力量,具有超越性和不可把握性,人只能顺应之。具体来说,天命论包括道德形上学、命定论和民本思想等三方面。孟子通过天命论建构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道德宗教,使儒家学说具有了超越性,为社会朝良性发展指明了道路,他的民意为天命的思想也构成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来源。     

略论殷周“天命”观与王权合法性问题

殷周之际,"天"的观念逐渐从殷商的祖先神变成了周人的道德之"天";这种强调"天命靡常,惟德是依"的"命正论"的"天命"观虽然以"民意"为其主要内容,却没有真正在制度(礼)上得到体现,相反,倒是有可能与封建宗法制下的天子世袭制产生冲突.秦汉以后,儒家思想沿用了这一"天命"观,中国古代王权合法性始终不能有一个清晰的界定,致使王权不固、动乱频生几乎成为一种历史常态.     

孟子的自由观新探

孟子不乏凭借一己之力扭转世道的狂想,但由于人欲及天命的阻隔,这种随心所欲的自由无法实现。于是,孟子便将对自由的追求由向外转为向内。他通过践行仁义礼智,转化人的求富贵利达之欲,他将道德人格的完善作为奋斗的目标,从而使天命无法左右该目标的达成,孟子由是获得了意志的自由。这种意志自由是道德意志的自作主宰,人既以道德良知战胜横流的人欲．又以道德良知抗拒泛滥的流俗。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本文通过对孔子所处时代的天命鬼神观念与《论语》中孔子对待天命鬼神态度的考察,论述了孔子崇天、畏天命、敬鬼神的天命鬼神观,并认为这种观念恰恰是其提倡＂爱人＂的基础。     

尽人事以俟天命

孔子的天命观念,其实是在天人关系的思维框架下来讨论天命与人事。他在继承传统天命观念的基础上,对传统的天命观念进行了改造,把天命解读为他所承担的一种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尽人事以俟天命",把天人贯通起来,认为天命就体现在人们的现实生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清代开国政权意识形态探析——以清太祖、太宗正统观为中心的考察

清代开国之初,努尔哈赤在与明朝进行军事较量的主战场之外,在思想舆论上也公开质疑明朝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努尔哈赤宣扬天命正统观,以证明其反明行动合乎天意,所建政权具有合法性。这一观念对统一女真各部和与明争夺辽东战争的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后期由于其思想观念的僵化也对后金政治产生了消极影响。继努尔哈赤而登基的皇太极,继承发展了这一思想,在宣传国家无论大小一律平等、皆受天命保佑观念的同时,更加重视得道者天命佑之、失德者天命弃之的正统观,积极奉行德政。皇太极最终完成了后金政权意识形态与儒家思想文化的链接,为其最终获得以"道统"为标志的文化象征力奠定了基础。     

董仲舒对《春秋》"灾异"的诠释

天命灾异是董仲舒之天的哲学的重要内容.董仲舒诠释<春秋>、<公羊传>,大谈灾异与人事的天人感应.灾异是天之所命,是天意的表现.人君的行为失道,天以灾异谴告、警惧,人君见灾异,"内动于心志,外见于事情,修身审己,明善心以反道者也",灾异自会消失;如果人君不能反省改过,则伤败乃至.因此,天命灾异表现了天的道德理性,肯定了人君的主体性,加强了人君无可逃避的责任感.董仲舒著<灾异之记>,以阴阳之道解释<春秋>灾异.董仲舒的天命灾异思想,虽无知识的意义,但有道德的价值.     

陈北溪论“命”

陈北溪先生作为朱子的高弟,继承朱子将"命"分为"理之命"和"气之命"的划分。他的根原论即是天命论。他对命的态度是顺受其正,不因"气之命"之客观必然性,而改变天命于人之道德的实践原则和应作出的努力,从而使人得以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     

试论孔子仁学的超越性

孔子以“天命”为其仁学形而上之根据,把“仁者爱人”的思想融通于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从而化凡俗为神圣,实现了对“天命”的超越、对奴隶制血亲关系的超越、对政治权力的超越以及对“利”的超越。这种超越性集中体现了孔子的道德理性、人文关切、历史使命感和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精神,这也是孔子仁学的真精神和生命力之所在。     

孔子天命观及其源流

孔子的天命观主要有两层含义，一是原始宗教的天，来源于殷化带有迷信色彩的天命观，但孔子从主体性角度进行了改造，强调畏天命，更强调知天命。二是作为道德源泉和依据的天，与周初统治解释正权来源的民意论的天命观有关，但孔子对之作了由政治而伦理的转换，孔子而后，早期儒家的代表人物从不同方向对天命思想作了发展，孟子的天是充满道德道德理性的道德情感的天，他把仁义礼智道德观念看成是天的属性，同时又看成是人的自然属性，荀子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认为天命并不是某种种神秘的形式，而是内在于自然中的必然趋势，人一旦掌握了它，便可以用以实现自己的目的，董仲舒对孔子天命观从神学目的论的角度作了发展，在孔，孟，荀的基础上，系统的对儒家伦理政治学说进行了本体论的建构，从封建的道德关系中抽象出天，将自然的天神秘化和伦理化，主观地构架起由天到人的桥梁，赋予封建伦理纲常以神圣性和至上性，使儒家理想具备的制度安排的可能。     

殷周之际“天命”思想的重新建构与历史化演变

殷周之际,中国的政治文化与思想观念发生剧烈变动,殷人的"帝"信仰被周人的"天"信仰所替代,周人赋予"天"以伦理属性和道德特质,"天命"的内涵也被德性化,注入了"敬天"与"保民"的内容,开启了自然宗教向伦理宗教、巫觋文化向人文主义的转型路程。周人通过天命的伦理化论证以及"文王受命""文武受命"一系列概念的提出,强调了殷人的天命之终以及天命向自身的转移,论证了周兴殷亡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从而奠定了两周天命思想的主基调,对春秋各家产生广泛影响。     

说“帝”及其反映的周人天命观

"帝"在殷人的观念中表示祖先神,又表示"上帝"(或曰"天"),上帝与祖先神之关系是君臣关系,故上帝赐予祖先以治民之权。周人对天命是怀疑的,表现出历史理性的进步。但为了统治庶殷,被迫继承了殷人对天命的信仰并进行改造。创造出以"帝"为声符的"適"、"禘"二字。根据形声字的构字规则,"適"直译为"到达人间的上帝",周人据此创设適长子继承制,确立了周王与上帝的父子关系。"禘"直译为"上帝的祭祀",周人据此确立了以先王配食祭天之禘礼,用以强化臣民的信仰。周人的观念变化与制度革新,体现其统治策略中,天命信仰与历史理性之张力。随着王权衰落,周初天命观的信仰逐渐弱化,天子之制也渐被僭越,竟成乱制,遂至后世不明周初建制之本意。藉由帝、適、禘等字字源考证,略可窥见这一变化的线索。     

褒姒的神话传说及其文化思想价值

关于褒姒的神话传说是在天命观念支配下,通过想像而演义成的一则神话传说故事,反映命运的必然性就是沿着天命所决定的方向发展,直至达到既定结局,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和它相抗衡。命运不但受着天命的制约,与天命相一致,而且符合惩恶扬善的正义原则,具有伦理化的特征,从而极大地增强了它在人们精神世界中的权威性,削弱甚至扼杀了人们对于命运的反抗精神。这则神话传说不是在一般的意义上暴露天命、命运观念所宣扬的消极无为思想,而是从人的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层面上开掘,揭示天命、命运观念扼杀人的价值和尊严的残酷本质。     

由"神本"向"人本"的转移--谈殷周天命观

殷周天命观的产生与原始宗教有密切关系。原始先民对至上神人格与意志的幻想产生了“天命”观念。这一观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明显变化:殷商的“天命永恒”——西周的“天命可变”——周末——“天命可咒”。古文化由殷商“神本文化”向西周“人本文化”转移。而古文化的人文精神正肇端于此。     

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圣”的文字学解读

圣是倾听并诉说天命的人,但他又不是在天命的对立面上来进行倾听和诉说的,圣是观念史上“绝地天通”后产生的最重要的一个观念,“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是“圣”做为天命的诉说者的最好的注脚。     

浅析柳宗元的天人观

阐述了柳宗元对中国哲学基本问题———天人关系问题的认识,介绍了他的“天人不相预”的哲学主张,在明确这一主张的落脚点在于天不能干预人事的基础上,从人类自身的角度探讨了种种社会历史现象,以人具有自然之性和天命之性,自然之性的“人欲”形成“生人之意”,天命之性的“明”与“志”产生有道德的人,二者共同支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为前提,论证了柳宗元对于社会历史演变的看法,即他的关于“势”的进步的社会历史观。     

论明清历史小说中的“得天命者得天下”之观念

明清历史小说有着浓厚的“得天命者得天下”的观念,总是宣称开国帝王乃天授其命,天降其辅,天佑其胜。这一观念主要源于我国传统“君权神授”思想,也反映了底层民众对天命及其王朝更迭的浅显认识。     

从《左传》看春秋时期的道德判断

周初“德承天命”思想发展至春秋时期,形成了以“德”为核心、复杂的道德判断体系,并作为春秋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普遍现象,规范、约束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左传》中所见春秋时期的道德判断,对“德”之地位、内涵、价值和功能,从认识与实践上都体现出了高度的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