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与"合法性"——从故事到叙事的文本研究

文学文本中的“功能”与“合法性”关系是当下西方文论界较为关注的一个热门问题。本文以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流变为研究对象,从文本的角度进行比较研究,认为同一个故事其文体的变迁、叙事的变化所蕴含的则是文本功能的变化,而功能的嫱变又不断驱使着文本在真实意义“合法性”上的递减。进而笔者从具体的文本研究入手,厘清其根本动因在于俗文学（故事）处于“大众文化”语境下发生的叙事变迁。     

《世说新语》的叙事学分析：“雅”-“俗”的审美基本模式

《世说新语》虽有千余条各自独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的基本叙事结构相同,因此可以把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叙事文本,借用现代结构主义叙事学的“角色模式”与“语义方阵”理论去寻找其基本叙事模式。从众多故事中提炼出《世说新语》的基本叙事功能:人物鉴赏;基本叙事流程:被鉴赏者的“雅”从隐蔽到显现的过程;“雅”的基本规定性———生命的本真存在与自然显现,不但指清谈、赏誉等“美”,也指汰侈、忿狷等“丑”;基本叙事动力:社会鉴赏审美倾向,对凡是能成为审美对象的现象(包括在社会规范之外的自然状态)加以鉴赏。     

解读《“凯利帮”真史》的“故事”与“话语”

彼得·凯里的《“凯利帮”真史》通过一个备受诋毁和磨难的声音 ,来讲述一个澳大利亚早期开拓者的动人故事。本文拟从叙事学的角度 ,并结合新历史主义文论 ,揭示该故事所彰显的政治隐喻和民族视野 ,以及作者为建构其文本宏旨所采用的叙事策略     

探析“红色经典”小说的“怨恨”叙事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虽然大多是讲述革命起源的故事,但在规定的意识形态内,从小说文本里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革命叙事,也不仅仅是英雄叙事,还有潜隐在文本话语体系里的“怨恨”叙事。这种怨恨叙事主要通过革命群众对苦难的回忆,对压迫的控诉,以及对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等多种方式呈现出来的。     

从“鸳鸯抗婚”看《红楼梦》的叙事逻辑

“鸳鸯抗婚”情节篇幅不长而故事集中完整,叙事逻辑完备而从容,增添了小说文本的审美张力。从“鸳鸯抗婚”探入《红楼梦》,是获得整本书感知的一个有益视角。     

“百花文学”中离婚叙事的政治化

“百花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离婚叙事的“突破题材禁区”的作品：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秦兆阳的《归来》、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布文的《离婚》,但由于“百花文学”是处于“十七年文学”特殊时期,是“国家体制文学”“共和国文学”,是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因此这些作品必然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并从婚姻的缔造与维持、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对立关系、未离成的离婚叙事来探讨离婚叙事中的政治化以及将“儿女情、家务事”通过政治因素的干预,提升为“宏大叙事”的文本。     

“杨梅”成熟了

教育叙事研究是文学的叙事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应用。叙事是人类认识世界与认识自我的一条途径,叙事总是与体验联系在一起。故事里有真情,故事里有真理,故事里有“真的生命”。新课程正在走进教师的生活,走进学生的生活,并在日渐改变师生的生活与生命状态。为此,本刊特别策划了“教育叙事研究·新课程故事”栏目,以记述这种变化的过程,增进我们对新课程的理解。本刊诚邀你,把你经历的新课程故事,把你体验到的新课程理念,用流畅优美的文字写下来,与我们的读者分享。来稿请注明“教育叙事研究”栏目收。     

“后屠杀”叙事的两个文本：《金陵十三钗》

随着历史意识的演进、审美观念的变迁,电影艺术的“后屠杀叙事”已成为类型创作的主流,并以鲜明的审美特征与传统的屠杀叙事拉开了距离.从《金陵十三钗》的小说与电影文本的个人化叙事中可见,严歌苓与张艺谋的文本均在参与“屠杀叙事”的过程中建设了自己的主观文本,成为印刻着主观视角并参与进政治的、性别的、大众化等多种话语的“后屠杀”叙事代表,展示了当代艺术思考的多元与丰富.     

是“反领导权”还是被叙事者出卖?——读路翎《洼地上“战役”》

在《洼地上的“战役”》里,起初路翎当欲描绘英雄的故事,记载一次抓美军俘虏的战役中,年轻新兵阵亡的故事,但随着叙事进程的展开,却将英雄的故事写成了爱情故事,而且通过叙事技巧产生了几乎颠覆“领导权”的效果.文本如何记载历史？在历史时间、叙事时间以及心理时间的拉锯和构设中,如何在叙事话语中潜藏自我的感受和判断？叙事者使用了何种叙事策略,有何叙事意图,从而发出了一种与正史不同的声音？论文立于叙事学角度,从“背离作者的叙事者”、“‘偷窥’的意义——全知全能”、“复调叙事中‘独白’功能”三方面,对路翎《洼地上的“战役”》进行细读分析,在叙事机杼中探勘些许战壕掩埋着的历史的残垣碎片.     

从“人妖性”到“人妖恋”——“白蛇故事”叙事模式演进历程研究

《白蛇传》是中国最著名的民间传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妖恋”故事可视为其直接源头,由此出发,从叙事学切入,通过对该故事发展嬗变中的角色及其行动以及其叙事功能的对比分析,揭示“白蛇故事”从起源到成熟的演进历程.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的“雪”与“火”

<正>景物描写在叙事类文本中常常发挥着独特的文学功用和美学价值,或烘托人物形象,或渲染环境气氛,或表现主题价值,或具有象征意蕴。《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故事中,“雪”与“火”的对照是一个具有探究价值的艺术话题。     

“食味”与“识人”的“世相”生成——《异秉》的叙事流变与汪曾祺的文体意识

以往对汪曾祺《异秉》的研究往往侧重于其1980年发表的重写后的文本在内容上对1940年初作版本的继承与变化，然而实际上这一重写首先是由结构上的自我扬弃所铺就的。作为他在1980年代的复出之作，《异秉》从层级叙事结构向“涣散”的“叙事流”写作的流变是其重新审视了文学如何介入世界与人生这一根本性命题后的结果。其1980年代以后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语言与文体意识。语言作为自为的目的，形成叙事意识对意义表达的反刍。汪曾祺在1980年代的“惊艳”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他对小说理念的革新。他的“与众不同”不仅是叙事对象的抒情复归，亦是文体意识的内在突破。《异秉》重写之文体风格的变化反映了他由回忆感受所进行的文本重塑，由此见得他从写作实验到生命写作的历变过程。     

《红楼梦》前五回叙事结构形态的独创性简

《红楼梦》文本研究要把握整体性原则，避免“碎片”式研究方法。为此，从《红楼梦》叙事结构的整体形态着眼，分析了前五回在全书叙事结构中所起的作用、意义和功能，论证了前五回叙事结构的独创性，即独立的叙事形态是如何构建的。主要表现三方面：利用过场人物设置对话的空间场景，讲述故事，组接人物；沿着中轴线设置故事与故事的排列和衔接；每个层面故事的意蕴都是围绕一个主题核的。从而，为解读《红楼梦》全书打开了瓶颈之处。     

“七擒七纵”传说的文本传播

诸葛亮“七擒七纵”蛮王孟获是《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从史书上的文本记录到演义小说的文本描述,其故事的成型和演变却经历了一个从民间到文人士大夫的传播过程。不同时代的不同文本。其传播的特征也不尽相同。而这又与当时的历史环境、文学氛围息息相关。     

从民间故事看熊崇拜的嬗变——以赫哲族熊崇拜故事为中心

熊崇拜的诞生与嬗变有其历史必然性,虽然年代久远,相关研究资料较少,但其变化过程却在分布广泛的熊崇拜故事中留下了痕迹。本文以具有独特“人变熊”情节的赫哲族熊崇拜故事为中心,将其与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和北美洲原住民中流传的相关故事进行比较研究,对故事文本展开叙事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与熊崇拜相关的仪式与禁忌,探讨“熊”这一意象从“神化”到“人化”的过程,及此过程中反映出的人类主客体认知观念变化与熊崇拜嬗变情况。     

教育叙事研究是什么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含义所谓教育叙事研究,是指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素材的分析研究。它借由影片、传记、图片、对话等刺激,触发当事人进行故事叙说,并以当事人的叙说内容为文本数据进行分析,以期反映出故事叙说者本身的重要生活经历及生命主题。在教育叙事研究中,作为个体的人,又称“研究参与者”,向研究者叙说他们的、个人的、第一手的故事。“叙事”这一术语的英文对应词是“narrative”,它是由动词“narrate”变化而来,其含义为“以故事的形式详细地叙说”。在教育叙事研究过程中,研究者描述研究参与者的个体生活,搜集和叙说作…     

双重叙事与“复调”主题——《祝福》主题的叙事学阐释

作为一种叙事艺术,小说文本实际上是故事叙述者的一种话语形式。叙述者的不同,叙述视角的差异,直接影响着小说的表达效果。叙事者的确定表明故事由“谁来说”,形式结构的安排表明“怎么说”,结构的功能意义赋予它“说什么”。小说形式上的这些特点启发我们在对文本进行阐释的时候,应该更多地从故事层面跳出来,进入文本的内部结构,考察作者在叙述故事时的全部意图。《祝福》写于1924年新文化运动的低潮时期,小说包含了这一时期鲁迅对现实人生以及知识分子使命与特质的复杂感受和深刻思考。但文本意蕴的复杂性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被简单化了,…     

论林世仁童话中“梦”的叙事艺术

在林世仁的童话作品中,以“梦”为叙事情节和叙事人物的两种形式,是其文本的重要特点,呈现出丰富的文本风貌。“梦”的叙事不仅构成了文本的逻辑线索,也是补偿性审美功能的重要体现,让孩子对现实世界的渴望及想象得到尽情释放。同时,林世仁笔下“梦”的叙述被赋予了创作者主体情思的隐喻,这种叙事隐喻一方面构成了文本梦幻的艺术风貌,另一方面也传达出丰富的哲学意味。     

论小说中“物”的叙事功能

小说叙事有多种途径,而以“物”叙事既是一种效果彰著的途径,也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技巧。小说中用以叙事的“物”是那种具有叙事性质的“物”。这种“物”在小说叙事中主要有线索功能、编织故事功能和凝聚矛盾功能。     

“嘀…嗒”，“嗒…嘀”——以《马提与祖父》为示范析叙事功能

叙事理论中的“嘀嗒”论述,来自于弗朗克·克默德的《结尾的意义》。似乎是为了讨论开始与结局,形象化了“嘀嗒”。这个语词在书写中本无间隙,但是,在形象陈述里,“嘀”与“嗒”又必然存在“间距”,将这样一个“间距”映像放于现象思维,从而映衬出叙事的功能活动,真可谓犹如神功。而《马提与祖父》文本,几乎是一个天衣无缝的论证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