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智慧检务路径——以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为视角

自2018年刑事诉讼法修改以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已经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应用,并占据了主流地位,这对量刑建议的协商效率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对量刑建议的精准性要求越来越高。但办案机关的固有思维模式、办案方式、办案能力等方面并未能跟随新的形势和需求与时俱进。这就要求法学工作者从本源上解决供需矛盾,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的开发应用正是雪中送炭。审查起诉中排名前五的案件具有类型化、相对标准化、规模化的特性,加之预测量刑的特有属性,再辅之量刑规范化理论和大数据办案平台收集到的全流程、一致性数据所蕴藏的量刑建议规律和裁判经验,共同构成了新时代智慧检务框架下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的底层逻辑。特定类型认罪认罚案件智能量刑建议辅助系统定位于辅助角色,人工智能算法模型的判断、标准化的大数据分析报告、办案人员的理性分析三者相互印证,助力精准量刑建议和高效量刑协商。     

量刑辩论制度规范化研究

＂量刑辩论＂改革的提出,是寻找公诉权、辩护权与裁量权连接点的有益探索,公诉人在案件公开审理时发表量刑建议,而辩方则可以对这个建议发表自己的意见,可以就被告人如何量刑、量刑的具体幅度展开辩论,这实际是对法庭辩论的细化,为法官量刑提供一个参考,有利于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实现量刑均衡的作用。因此,为深化与完善＂量刑辩论＂改革,建议适当限制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强化裁判文书对量刑部分的说理、明确量刑建议的内容。     

浅谈量刑均衡问题

量刑不均衡问题是当前困扰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之间,对同类案件在裁判中出现不同的结果,量刑偏差甚大,严重影响刑法的统一实施,不能体现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量刑失衡是多种复杂因素作用的结果,有认识、立法、司法及其他因素等共同造成的。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关键是要统一法官量刑的指导思想,制定科学的量刑具体标准和法律尺度,节制和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使相同的犯罪在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法官裁判中都能得到公平的处罚,以体现个案公正和社会正义。     

“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治理机制研究

针对近几年"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呈日益增长的态势,采用实证研究之方法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进行统计分析,针对"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治理过程中出现的当场酒精检测与司法鉴定结果差别大、缓刑适用率低、罚金数额裁量难以及法官对案件的量刑独立性降低等问题,应当优化醉驾鉴定程序、强化对缓刑适用条件的考量、灵活适用罚金刑、提升法官的量刑独立性以及规范处罚情节认定,不断完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治理机制。     

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的进展、理论与应用

刑事司法正经历深度智能化。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办案系统加速迭进,冲击着传统定罪观念的知识禁区。传统定罪理论体系、本质特征、运行机制整体上遭遇挑战,由此孕育专属的人工智能辅助定罪司法知识体系、理论基础。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由经实践检验的理性要素合成其制度本体,为量刑正义赋以新能。经由算法逻辑及其规则,形成科学的理论知识谱系与实践理性模型,并辅以完备的匹配、验证等运行机制,铸成人工智能辅助定罪系统的基本应用原理。人工智能辅助定罪不脱离传统理论。以司法大数据及其蕴含的“活着的”定罪逻辑为实践前提与参照,奠定辅助预测定罪功能的客观性、真实性与可靠性。当前,针对认罪认罚案件的人工智能辅助(确认)定罪,迎来得天独厚的实践优势与探索契机。     

定罪量刑中的法官情感分析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在定罪量刑活动中似乎是在充分考虑案件事实和法律规定,严格按照"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机械地运用三段式理论推理的基础上得出公正无误的判决的。然而,实证考察表明事实并非如此。法官的定罪量刑过程是心与脑对话的过程,是理性与非理性冲突协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法官情感起着重要作用。     

浅议量刑辩论程序

公正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保证我国量刑建议的进行,必须明确量刑辩论程序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本文提出设置量刑辩论应当注意的问题;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必须公开、透明。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定的机制来确认和规范,即量刑辩论的案件范围、辩论内容、辩论顺利等必须明确化、制度化。     

从法官心理看“量刑差异”

“量刑差异”是刑事审判中一个常见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法官的心理因素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现实的刑事审判中，案件的社会结构如案件发生的社会情景、诉讼参与人员的各种特点与反应等，无时不在刺激着法官的审判心理，从而导致法官的心理失衡和随之而来的“量刑差异”现象。这严重地破坏了刑事司法的平等性原则。此现象虽然很难避免甚至无法在根本上消除，但却能通过对刑事司法作相应制度和技术上的改革来尽量减少它的发生，从而使刑事审判向着“相同案件做到相同处理”的刑事司法理想目标迈进。     

司法裁判人工智能化的应用限度研究

人工智能技术在近些年来发展迅速，司法裁判领域面临着“案多人少”的巨大压力，因此对于人工智能存在着效率和公平方面的迫切需求。但是，相较于人类法官而言，人工智能存在着算法歧视和算法黑箱、架空庭审、法律推理机械僵化、隔绝价值判断、威胁法官主体性尊严等潜在的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给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分别是：适度公开算法并允许司法人员参与设计过程、限定人工智能辅助审判技术的应用范围、限制人工智能的审理内容、明确人工智能的司法责任。我们必须要明白，人工智能技术在司法裁判领域只能居于辅助地位，法官要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探索更加和谐的人机协同合作模式，使人工智能技术的有利影响得到最大化发挥。     

感性执着中的理性超脱——论被害方态度与死刑适用

在死刑案件裁量中,被害方态度应否作为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的因素予以考量,理论界对此存在分歧。被害方态度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可以对死刑适用产生影响,被害方谅解的态度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独立性,被害方要求严惩的态度对死刑的适用影响具有依附性。被害方态度常与民意、被害人过错一起作为三种常见而又较为特殊的因素影响着死刑适用,法官应综合运用基准刑量刑方法与传统的一次性量刑方法进行量刑。     

经验主义视域下的量刑基准研究

量刑基准适宜应用于"同类犯罪",其刑法内涵既包含犯罪性质相同的个罪法定刑选择相同的第一层次,也包含同类犯罪的基准刑选择相同或相似的第二层次,更包含获取罪刑相适应与罪刑均衡效果的第三层次。量刑基准可以运用数学原理和经验主义量刑方法找寻出同类犯罪的宣告刑与量刑比例,继而可朔游而上俘获经验世界里的基准刑。法官有足够的正当理由证实,以后的案件事实与以前的案件事实的差异因素显著时,则可奉行另一种经验刑的开端模式,规范与经验在互动的过程中实现接近于完善正义。     

对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的逻辑解讯

量刑是以法规范和犯罪事实为前提的法律推理过程。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把量化引入了量刑机制,相对统一和明确了适用的规则和标准,合理设计了量刑的事实基础,规范了法官的裁量权,对于法官在量刑过程中更多使用逻辑推理方法,避免同案不同判等量刑不均衡现象,实现阳光量刑、推进量刑公正化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酌定量刑情节理性司法新论

司法实践中对如何认定酌定量刑情节和如何适用的问题一直存在分歧与弊端,存在对酌定量刑情节认定标准不一,量刑随意性大等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应将相对的报应刑论作为酌定量刑情节司法的理论标准;酌定量刑情节在范围上包括反映社会危害性和反映人身危险性的情节;在适用该情节时,应在裁判文书中公开法官的裁量过程,并充分论证判决理由,加强对法官利用酌定量刑情节自由裁量的监督制约,全面提高法官素质,把好法官队伍的准入关。     

量刑自由裁量权

量刑问题通常被学界视为刑法理论的缩图,在英美,量刑更是刑事法官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李斯特曾把刑罚裁量权视为法官在黑暗中摸索的偶然与随心所欲的决定。立法活动追求公正的一般化,而司法活动体现了个别公正,那么,在量刑活动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何作用才能达到量刑的最大公正呢？     

广度+深度: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中应用的优化路径探讨

在人工智能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人工智能已经逐渐步入刑事审判领域.目前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类案推送、量刑辅助和证据审查上.然而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与刑事审判的深度融合,人工智能的应用困境逐渐显现出来,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的应用过程中不仅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还存在与审判中心主义的冲突.为了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在刑事审判...     

刑事量刑程序的理性选择

定罪程序与量刑程序有不同的制度逻辑,两大法系适用完全不同的程序模式,但皆有其合理性。在我国量刑程序中,司法机关不公开量刑过程,有违现代程序正义的理念,也使司法实践中法官自由裁量权无法得到有效制约,必须重整量刑程序,以被告人的有罪答辩和无罪答辩作为定罪与量刑程序模式的基准是一条相对合理的路径,以此为基础设置量刑制度是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控制法官的量刑裁量权的实用主义方法。     

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制度支撑与现实应对

实现刑事诉讼的审判中心改革这项系统性工程,既需要顺应既有理论的相关制度作支撑,又需要中国语境下针对现实问题的整饬为应对。在制度支撑层面:必须由庭审法官对被告人定罪和量刑,一切处分被追诉人重大权益的事项均须由中立的司法机关决定,对定罪量刑适用程序的司法解释只能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在现实应对层面:于独立、中立裁判的目标框架内实现法官个人独立的最大化,集中有限的司法资源针对被告人不认罪和重大复杂的公诉案件实现审判中心,并使辩方享有充足、有效的辩护资源。     

认罪认罚案件中法、检权力的博弈与平衡

新刑诉法对量刑建议采用“一般应当采纳”的规定,打破了刑事诉讼中的传统控审模式,实践中法检关系呈现出博弈之新样态。在诉讼中,控审机关对量刑建议权的属性认知差异、法条释义的不同及诉讼理念的冲突,导致了诉讼构造的转变。在此背景下控审双方应当寻求求刑权和量刑权之平衡路径,检察机关应审慎提起抗诉,同时,扩大法官对认罪认罚案件的参与度,实现“检察为主导”和“审判为中心”在相互尊重基础之上的调和。     

我国死刑案件量刑正当程序研究

量刑程序是死刑案件处理的关键环节。量刑公开、量刑参与、量刑独立和中立等正当程序原则对限制死刑适用和保证死刑裁决公正起着独特的作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中应当贯彻正当程序原则,完善现行死刑案件量刑程序。     

试析盗窃犯罪案件的规范量刑

在刑事案件中,盗窃案件在数量上堪称第一大犯罪。在盗窃犯罪案件中实现规范量刑,解决好盗窃案件中的量刑不公正、不平衡问题,就向司法公正推进了一大步。因此,应该选择盗窃案件作为规范量刑的研究对象,并在对盗窃案件量刑时遵循以下的步骤:首先,根据盗窃数额确定量刑基准;其次,定量分析每一量刑情节从轻或从重的刑罚量;最后,在量刑基准上加减量刑情节所影响的刑罚量,计算出量化结果,并依一定的原则和方法将量化结果转化为宣告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