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诗学”与“现代汉诗”——再谈“新诗标准问题”

新诗先脱“古典”之身而成幽灵,再得“现代”之体而寻典律——“现代汉诗”的确立,为新诗的诗体建设,提供了可能的平台。只有先行将有关“新诗”之“新”的言说,适时导入“现代汉诗”之“现代”的言说,并重新梳理“新”与“动”以及“自由”的正负价值在性之后,有关“如何新才好”亦即“新诗标准问题”的讨论,才不至于再次成为一本说不清还得说的糊涂账。论文依据这一思路,在对从“新诗”到“现代汉诗”的诗学嬗变的梳理基础上,提出“动态诗学”的理念,进而提交“诗美三层次”、“诗性与非诗”、“汉诗语言的‘守常求变”’及诗歌本质的“四象”原则等诗歌标准观念。     

斩不断的“血缘”——略论初期白话诗的民歌风味和“比”、“兴”的运用

由于传统诗学对初期白话诗人审美心理的潜在影响,使得他们在进行新诗创作的时候,较多地借鉴了传统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语言形式,和“比兴”手法,因此一部分初期白话诗体现出了比较突出的民歌风味。传统的“比兴”在初期白话诗中的运用已经远远超出了其表层的“修辞学”的意义,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审美思维方式的内在引力,生动地展示了在“汉语言文学”这一大文化背景下汉民族诗歌的“特殊话语形式”对新诗的原型影响;同时,这种运用也显示了新诗在表现方法上的无限发展空间。     

中国初期象征派的“契合论”

“初期象征派”是中国现代新诗史上第一个初具流派思潮性质的诗歌潮流。其诗学思想明显渊源于西方的前期象征主义,以“契合”这一重要诗学范畴为例,通过明显的移植和改造,初期象征派阐明了“契合”的中介性和神秘性特征：契合是人与自然、社会的交响;契合是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统一。     

当代新诗与它的哲学经脉

<正> 新时期的诗歌,自朦胧诗开始,接下来便是“寻根”、“现代派”、“黑色意识”,走出一条让评论家感到“朦胧”“晦涩”,让读者感到“陌生”“无味”的道路。究竟是“新诗”误入了歧途,还是读者跟不上诗的步伐,其间曲直,或优或劣,暂不敢评说。在花了一番气力后,却也隐隐感到,这些朦胧与陌生的新诗还真有点内涵,不止有些探索的勇气,并且确有些深刻的文化根基。站得远一点,看得深一些,便能摸出一条藏在新诗背后的哲学线,掂在手中,很有点份量。     

西方资源与本土建构——论中国现代晦涩论的发生

晦涩是西方象征主义的重要范畴,构成了对经典文学的修正和挑战,被赋予美学新义。中国新诗立足于自己的审美语境,加上东方因子和现实契机的作用,大多贬低和否定晦涩,强调晦涩的负面因素;袁可嘉、沈宝基等论者则肯定晦涩为新诗的现代品格。中国现代晦涩诗学经历了对西方资源的拒斥、借鉴到逐步建构本土诗学这样一个渐进、艰难的进程。     

卞之琳早期诗歌中抒情主体的泛化

卞之琳早期诗歌中的抒情主体呈泛化特征。抒情主体的泛化是西方现代派诗歌及其理论东渐的结果,是中国新诗走向成熟的标志之一。主体的泛化浸润着诗人含蓄内敛的性情旨趣,寄寓着主体多元的诗学指归,包孕着兼收"古""欧"诗歌精华、承继更新诗学传统的艺术追求,承载着新诗创作平民化、大众化和多重文化身份构建的价值诉求,蕴涵着"一""多"共存互生的哲学观念和模糊朦胧的美学理念,其内涵丰富而深邃,对中国新诗贡献巨大。     

李健吾诗学批评的现代意义

李健吾的诗学批评是在对象征诗派、现代诗派新诗的批评中确立的,是对中国新诗现代化趋向的呼应,其同现代诗的契合之处,在于对“纯诗”的追寻和倡导。在具体批评中,李健吾注重对作品的整体审美接受,先形成“独到的印象”,再“形成条例”,基本原则是强化主体意识的“自我发现”,深入作品内部的文本分析,立足建设目的的自由批评。李健吾强调诗人的经验和批评家的经验双向交流,具有现代批评精神;同时,李健吾又强调诗学批评对诗歌作品的审美超越,可以包括阐发关系、互补关系和平行关系。     

论傅东华《诗歌原理ABC》的命题建构、逻辑进路与时代价值

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BC》是其诗学观的具体呈现,该书围绕着诗的产生、诗歌情感、诗人的想象几个核心要点,详细讨论了诗歌的生成过程,是“五四”以来国内第一部较为系统全面的诗学著作,对现代新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学界对傅东华的研究主要聚焦在他的文学翻译上,相对忽略了他作为文论家的现代诗学实践。事实上,《诗歌原理ABC》既是西方诗学体系的东方实践,也是中国传统诗话的现代承续,更是傅东华对现代新诗深刻思考后的诗学尝试。尽管部分学理逻辑不够成熟,诗论体系还相对简略,但却对“幼儿期”白话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     

论袁可嘉新诗现代化的诗学体系

袁可嘉是九叶诗派的重要诗人和诗论家,他在全面考察当下诗坛现状的情况下提出新诗现代化的重要主张,并对这个主张进行了多方面探讨,袁可嘉诗学理论的逻辑起点是“人的文学”和艺术本体理论,他认为现代化的新诗是以传统、象征、玄学等因素共同构成的具有综合性特征的诗歌,实现新诗现代化的基本途径是新诗戏剧化,戏剧化诗歌的基本特征是间接性、迂回性、暗示性。     

“雅言”传统的再发现与“新雅言”的建构

学界对“雅言”的既有研究主要聚焦于语言学范畴,对其作为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的阐述尚付阙如。事实上,“雅言”不仅指涉语言学意义上的发音纯正,还涵括内容雅正、文辞典雅等丰赡的诗学内涵,是至关重要的一种古典诗学传统。然而,“雅言”传统在新诗中屡遭破坏,导致新诗因语言俗化和口语化趋向愈益严峻而陷入发展困境。21世纪以来的一批诗人和学者意识到“雅言”缺失的困境后重新发现了“雅言”传统,并倡导建构“新雅言”,从诗性、雅性、简约性、音乐性等方面重塑诗歌语言的独特汉语气质。这既是对古典诗传统中“雅言”传统的重启,亦是对“新雅言”进行建构的新尝试,已构成对新诗俗化倾向的一次纠偏,对当下及未来诗歌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与启示意义。     

从“兴象”到“兴趣”

“兴象”和“兴趣”是中国古代诗学中十分重要的概念，本深入分析了这两个概念的诗学内涵，并认真清理认定了从“兴象”到“兴趣”的沿革流变关系，揭示了两个概念分别在殷Fan诗歌批评和严羽诗学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及现代转换的潜生价值。     

现代汉诗的突破和困境——以1900～1949年诗歌理论建构为考察对象

现代汉诗在20世纪前五十年的发展,其诗体范式的建构和诗歌实践不断经历着中国古典诗学和西方诗学的双重检验.新诗始终处于创造的冲动之中,试图建立起独立、本体的美学内涵,但是困境依然多于建树,从而不断引发诗论家和诗歌实践者的质疑和反思.     

广纳·融汇·开创──重评“九叶”诗派

本文认为，要全面地评价“九叶”诗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价值，有必要进一步挖掘其作为现代派诗歌的特殊性。“九叶”诗派对西方现代主义重理性的吸纳，向现实主义领域拓展，将传统激活重铸，从而确立了新诗的现代化，使新诗在４０年代真正走向成熟。     

“滋味”与“兴象”——《诗品》《河岳英灵集》沿革比较研究

对于诗歌本身的审美特征,钟嵘和殷蹯也有较为相近的见解。关于此,钟嵘提出了著名的“滋味”说,以总结魏晋南北朝期间诗歌的审美趣尚;而后来的殷璠则标举“兴象”说,来总结盛唐诗歌在审美情趣上的变化。比较他们二人这一有关诗歌审美特征的论述及其批评方法,可以从中发现这段时期人们审美趣味的转变以及诗歌的发展走向,并多少了解到一些诗歌自身的发展规律。 方法的沿革 在批评方法方面,钟嵘和殷璠都采用于本体批评方法,即从诗歌本身出发,把诗歌作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来进行分析研究,注意诗歌自身的特点和规律的一种方法。这从“滋味”说与“兴象”说的内涵可知。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下)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诗歌形式秩序的寻求--"新月诗派"新论(上)

“新月派”与“新月诗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新月诗派在“新诗”史中的独特意义,是“新诗”经过第一代诗人的语言与内容革命之后,第一次自觉地从诗的本体要求出发重新面对诗歌形式和语言要求,关心诗歌的特殊言说方式。他们是“新诗”史上的第二代诗人,追求现代经验的形式化,体现了从个人意识的觉醒到诗歌本体意识觉醒的重大转变,给“新诗”带来了诗情的内敛和艺术的价值。其历史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提出了现代汉语诗歌的建行建节原则;二、发现了现代汉语诗歌节奏的基本单位：“音组”;三、引进了有参照价值的西方诗体。     

中国新诗“直接抒写”理念探微

诞生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前后的新诗,在近百年历史中,出现了众多的诗群或流派,“直接抒写”一直以来都被当作汉语诗歌的写作理想。它作为一个诗学理念由来已久,但作为汉语诗歌真正的内在推动力,一直没有被系统地予以揭示。它是新诗叙述策略转型的重要表现,也是每一个时代“文学自觉”的反映。文章旨在对中国新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直接抒写”理念进行探微,继而为新诗的诗歌理论建设添砖加瓦,也为新诗的创作指明方向。     

“标准”与“尺度”：如何谈论现代汉诗？

当代诗歌的“标准”问题首先在于对“何为诗”的本体认识上的分歧,无“标准”,自然亦无评价“何为好诗”之“尺度”。新诗其实是一种现代汉语诗歌,我们至少可以从“现代汉诗”这一概念的角度来谈论,现代汉诗的本体是经验、语言和形式三者互动、纠缠和克服的一种状态,由此,我们至少可以获得个体经验的深度、现代汉语的自觉和诗歌形式意识等必要的谈论尺度。     

解诗:中国现代诗批评方法——朱自清的“解诗”理论和实践

三四十年代,呼应着中国新诗现代化趋向,朱自清提出了解诗理论,并躬身实践。朱自清的解诗理论主要内涵是:“欣赏是在透彻的了解里”;“只有分析,方可以得到透彻的了解”;“诗是最多义的,最错综的”;“见仁见智的说法到底是不足为训的”。这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特色的诗批评方法,它对于我们欣赏代新诗时缩短诗人审美追求与读者审美距离有重要的价值,对于我们今天拓宽思维空间、革新批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麦地”、“卧室”和“乡野”——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汉诗的三种空间符号表述

“麦地”、“卧室”和“乡野”三个诗歌意象,是20世纪现代汉诗的空间诗学符号.诗歌中的“空间”不仅仅是物理性的人事发生场景,不仅是偶然的诗歌装饰性需要,更是一种人文性空间想象.诗学空间也不仅仅是一种本体诗学意义上的修辞选择,它深刻地受制于诗人的文化立场和哲学观念,并呈现为一种文化诗学.诗歌中的“空间”符号,成为我们透视诗人心灵场景和时代文化景观的重要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