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一部分,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层面。明确农村社会的主体和对象是农村治理的基本问题,对农村社会分层结构的分析目的在于把握结构变迁中各阶层的社会需求特征,调动各阶层参与农村治理的方式和途径,使农村社会达到良治,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国家治理的效能;摆脱传统人治社会的影响,建设法治社会;使国家各方面制度科学有效运行。因此,将农村社会分层与现代乡村治理结合起来,具有较为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乡村振兴中乡村社会治理困境与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有效的乡村治理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随着城镇化的发展以及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资源流向城市,造成了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社会问题。而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存在的治理体系滞后、治理法治观念落后、缺乏专业治理队伍、乡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薄弱等问题,影响了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性。创新乡村社会治理方式,建立健全乡村治理法治体系,培养创新人才、建设专业队伍,加强党组织建设、发挥党组织"引擎"作用是摆脱乡村社会治理困境,实现乡村社会治理有效的策略选择。     

皖北地区乡村振兴中的“她力量”——基于颍上县村嫂理事会的分析

社会组织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解、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在空心化较为严重的皖北农村地区,广大的留守妇女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是一支被忽视的柔性力量。本文以颍上县“村嫂理事会”志愿服务社会组织为例,探寻该组织在颍上县乡村振兴中的社会功能,分析该组织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面临的困境、启示与思考,以探索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通过“增权赋能”提高女性社会生活的参与成效,发挥女性群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推动新时代乡村立体化建设水平的全面提升。     

略论乡村民事纠纷解决的有效性与经济性

解放后,全国农村普遍以乡镇行政体制代替了解放前的宗族制度。人民公社制度使国家政权深入到中国农村基层社会。1982年中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制恢复了乡镇建制并在农村建立村民自治机构——村民委员会。随着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乡村民事纠纷的调解机制也经历了民间调解、半官半民调解、诉讼的变化,并逐步向民间调解和诉讼发展。但无论是诉讼还是非诉讼,在乡村解决民事纠纷都面临一个有效性和经济性的课题。完善乡村民间纠纷解决,首先要高度重视、鼓励纠纷当事人协商和解;其次要提高人民调解的及时性与公正性;再次要求仲裁走向乡村,便捷、低价为村民服务;最后,要完善诉讼解决纠纷模式,下决心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的内涵探究与启示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顺应新时期新形势下农村发展的必然要求。坚持以自治为基础、法治为保障、德治为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堡垒,是解决新时期农村突出矛盾的关键步骤,是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加速引擎。桐乡经验启示我们,要积极发挥党组织的主导作用、农民的主体作用、农村文化的调控作用,正确处理党组织、农民及农村文化与乡村治理的关系,从而逐步实现乡村善治。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效能分析——以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为例

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是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分析其效能优势,是解释其历史必然性的重要侧面。对青岛莱西市东庄头村老年协会参与乡村治理的主要做法进行实践考察显示：农村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致富能力和效率,有利于提高村民的自治水平、村民的文明程度、农村党的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水平,还有利于提升农村社会公共服务品质。在当代中国,社会组织参与乡村治理不仅可以获得体制内的认同,而且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体现了独特的效能优势。     

整合治理:“三治合一”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探索

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我党着眼于新时代乡村社会转型发展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本质要求。"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是符合我国国情的,能够更好更快地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现阶段我国乡村治理有哪些突出问题和矛盾?自治、法治、德治如何协调和搭配?这些都是关系我国乡村长远发展的现实问题。文章通过分析整合治理模式的可行性,并以台州市乡村治理模式为案例,寻找释困的路径,探讨科学有效的治理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土地纠纷调解及其制度完善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随着大量人口的返乡和土地价值的上升,围绕土地的权属、收益和使用的纠纷呈现出上升的趋势。由于土地纠纷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调解机制尤其是具有灵活性的人民调解将发挥重要的治理作用。在土地纠纷调解的过程中,除掌握相关的普遍性和规范性的法律知识外,调解者一般还需要具有土地的历史性、地方性和人格化的三重知识,由此才能实现乡村社会中的实质正义。为了具备这种知识和调解能力,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要推动调解制度的自我完善,还需要改善其所嵌入的基层治理环境,实现调解制度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相互配合。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社会资本变迁视域下我国乡村有序治理探微

农村社会资本是乡村有序治理的重要因素,其结构及变迁对乡村治理造成一种复合性的双重影响,即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1980年代后,农村社会资本正处于一种承继与消逝、异化与新生的新旧裂变之中。当前,应积极培育农村社会资本,依此实现乡村善治。譬如,推进民主法治社会建构、加快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实现村民自治实体性价值、培育现代专业化农村组织及提高农民现代公民意识等。     

乡村治理现代化中的社会资本作用研究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工程,实现乡村善治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基石和关键所在。社会资本作为新的理论视角以其特有的网络性、增值性、互惠性特征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中发挥了铺垫乡村治理制度平台、夯实乡村治理经济基础、降低乡村治理的治理成本等重要作用。分别从合情性建设-创新社会资本的载体投入、合理性建设-重视社会资本的塑造积累、合法性建设-将社会资本纳入法治轨道等方面积极培育和利用社会资本,从而为乡村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注入新的力量。     

城市化背景下"枫桥经验"对乡村治理的启示

我国城郊农村正处于快速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中,原有治理基础逐渐瓦解,新旧矛盾错综复杂.论述"枫桥经验"的内涵,分析乡村城市化面临的困境,提出以"枫桥经验"重塑乡村治理文化环境、重建治理组织、优化治理模式、发动群众多元治理等建议.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动力机制与发展模式研究——以皖北为例

皖北乡村治理中各种日益突出的矛盾,已经成为该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建立一个治理和善治的皖北乡村社会,必须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农村经济组织,促进农村利益集团的成长,建立农民利益的政治表达机制。本文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的发展动力与运行机制,提出了参与主体多元化的协同治理的乡村治理发展模式。     

乡村治理改革的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

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现实基础,中国乡村治理的改革,存在两种取向:国家取向和社会取向,并在实践中体现为完善官僚体制和社会治理。就理论层面而言,各种乡村治理模式的结构设计,都包括了完善官僚制和社会治理的内容;但在实践层面,国家对社会进行控制的目标追求占统治地位,现行的“乡政、村治”模式及其改革明显偏向国家取向这一边。如何处理这两种取向的矛盾,形成合理的治理结构,是乡村治理改革中带有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乡村忌讳:一种渐行渐远的乡村记忆

伴随着社会转型,乡村社会的生活基础、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乡村忌讳的出场频率和作用效果已发生转变,但熟悉社会仍然是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基础。需要重新认识乡村忌讳在乡村生活中的三个面相,挖掘其在安全教育、道德规范、社会行为等方面的文化治理功能,探寻乡土与现代、制度与文化交织互促下的乡村社会秩序力量,让"记忆"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中被记住。     

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演进及其价值意蕴

本研究基于社会政策视角,梳理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演进过程,结合社会公平、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重要时代议题,探究农村留守儿童支持体系及关爱政策的发展脉络。研究发现我国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包含了以下三重价值意蕴：体现了注重家庭的导向,体现了对公平价值理念的追求,体现中国特色社会政策管理运行的发展创新。研究建议将强化留守儿童政策的基础保障作用、加强学前农村留守儿童政策体系建设、进一步发挥农村社区的作用等作为农村留守儿童政策制定的发展方向,进一步促进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留守儿童政策的完善和落实。     

中国乡村的纠纷图景及其调解困境

在当今转型的社会背景下,乡村社会各方以新的力量重新建构着中国农村的秩序格局,乡村社会的治理与纠纷解决也被拉进宏观社会结构之中并呈现出一幅非惯常的纠纷图景。家庭对流动和独立的个体逐渐削减了聚集而居的内在牵制力,"乡土纠纷"也经历着向"离土纠纷"的转变,纠纷解决上的暴力催债也使基层调处组织面临着双重困境。乡村调解制度的不断完善无法掩饰其诸多问题。中国乡村的纠纷生态呈现出的"乱象"局面和纠纷化解的凌乱状态必须引起我们的警醒和反思。     

农民信仰问题实证研究

农民的信仰状况事关乡村治理的价值基础,具有维护乡村社会稳定、整合乡村资源的社会功能。通过对豫东、湘西农村进行田野调查时发现,农民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致使农村面临难以治理的窘境。因此,党和政府应该对此保持警惕,努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重建农民的信仰体系。     

村民问责制度安排

村民自治组织在现代乡村治理中,扮演着社区公共管理者的角色。转型时期的农村公共管理,面临着各类矛盾和问题,而这些矛盾和问题．往往又集中于村干部身上。这样,怎样监管“村官”？就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通过建立健全以村民问责制为中心的基层问责体系,可以增强村干部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有效约束其失范行为,达到化解基层矛盾,维护农村稳定,促进乡村发展,实现现代乡村治理的“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