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太宗诗

有唐近三百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不但政治上是颇具雄才大略,功业卓著的英主,在文学上同样是一位勤于创作,勇于开拓的人物。现存诗歌,《全唐诗》著录一卷99首,《全唐诗外编·续补遗》补2首,计101首,另有残句8。他以其创作实绩,不仅抒写了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而且对于齐梁陈隋诗风有所纠正,开创了贞观文坛的创作局面,对于促进唐代诗歌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全唐诗·太宗皇帝小传》评他的诗:“天文秀发,沈丽高朗,有唐三百年风雅之盛,帝实有以启之矣！” 然而,历代评论家对唐太宗一直疵议较多,甚至视之为初唐宫体诗的代表。《新唐书·虞世南传》云:“帝常作宫体诗,使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受其影响,闻一多先生在《宫体诗的自赎》一文中说:“宫体诗就是宫庭的,或以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它是个有历史性的名词,所以严格的讲,宫体诗又当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庭为中心的艳情诗。”直至本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几部权威性的全国高校文学史教材仍沿用上述观点。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     

刘祁诗歌述论

刘祁出身于金代著名的文学世家,以能文名冠当时,为金末元初文学巨擘.刘祁主张诗歌创作以唐人为法,其传世诗歌具有典型的唐诗风格.他首先提出了“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的观点,在文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谈古人引诗以达幽默效果的方法

中国向来号称“诗国”,中国文化又以倡“经世致用”的儒家学说为主流。所以诗歌创作和赏评向来被融入了厚重的政治伦理内容。创作不必说,即以解诗而言,汉儒将《诗三百》奉为经典,一首爱情诗《关雎》却能生发出言“后妃之德也”的伦理教化之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以诗言志,借诗载道,把诗歌看作“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工具,乃是中国古代诗歌创作和鉴赏的主流。 然而诗歌毕竟是一种文学体裁,它有着鲜明的愉悦性情的特征。在深谙诗道的封建文人心目中,诗歌     

论曹植诗歌的抒情艺术特色

钟嵘《诗品》序说:“陈思为建安之杰。”曹植的诗歌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曹植就是以他的诗歌而著称于世的。曹植的诗歌创作,交织着慷慨之情和悲愤之情。他的大部分诗歌叙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他以深沉浓重、浑厚委婉的抒情歌喉加入了建安时代“慷慨悲凉”的文学大合唱,赢得了当时及后世人的敬仰和崇敬。     

诗歌在朦胧中美丽

关于朦胧诗之争 　　1979年，青年诗人顾城在《诗刊》和《星星》等刊物上发表了一些别具一格的诗歌。公刘 (也是诗人 )写了《新的课题——从顾城同志的几首诗谈起》。没想到他这一“谈起”之后，像顾城这样的诗就一再地被“谈起”。 1980年，《福建文学》围绕女诗人舒婷的诗歌创作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中，有一位评论家认为顾城和舒婷们的诗歌有意无意地写得十分晦涩、怪僻，他本来想称这些诗为“粗暴诗”，但一想似乎觉得不雅，于是他称之为“朦胧诗”。因此，“朦胧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充当了一个挨骂的角色。同年 5月，北京大…     

论孙应鳌的诗歌创作

孙应鳌的诗歌创作,其艺术特色或基本风格是儒雅纯正、深厚真切。这个特色或风格,主要从他一贯坚持正统的儒家诗教、以“理”入诗,接受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等方面表现出来。下面分别加以说明。 首先,在诗歌创作中贯彻儒家诗教观念。在孙应鳌看来,儒家诗教最重要的一点是,诗的创作必须坚持“思无邪”的原则。他认为《诗经·关睢》一诗,“为修身齐家之诗”(《四书近语》卷三),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之诗,这样的诗就可以“淑身心,理性情,察伦物”(《四书近语》卷五),达到诗教的目的。孙应鳌创作的诗均本于此,所以他的诗篇符合诗教要求,显得儒雅纯正,没有失之哀、淫,没有轻靡妖艳之词。他在做京官的时候,写了几首“雅颂”之诗,正是他贯彻诗教的具体表现。他为皇帝授课以后所写的《辟雍》诗十二首,就几乎同《诗经》中的“雅”、“颂”差不多,全是些歌颂升平、承欢颂德、述志抒怀的教化诗。例如:     

论田间的早期抒情诗作

田间在我国新诗的发展史上,是一位重要的诗人,是一位在抗战烽火中锻炼成为有特色、有代表性的诗人。他的诗歌创作活动经历了抗战前后和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不论是在哪一个历史时期,田间的创作实践与理论主张都坚持着诗要为时代而歌唱的现实主义精神。所以田间一直坚持认为:诗人首先必须是一个战士,然后才是诗人。这一点他一开始诗歌创作活动就非常明确。他说:“一九三四年,我是十几岁,在上海读书时,参加‘左联’,便正式学习写作。由于有党的影响,知道写作是为革命。”在诗人与人民,诗歌与革命事业的关系这一问题上,田间一直坚持革命功利主义。在《诗,我的诗呵》中,他表示:“诗,/强烈的节拍,/战士的生命,/是属于民众和祖国。”“诗,/军队一样,/向明天/和世界去。”他在《拟以一个诗人的志愿书》里,清楚地表白了他的诗歌观念和创作态度,简而言之,诗歌应该     

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

白居易(772——846)是我国唐代的大诗人,也是了不起的诗歌理论家。他的诗歌理论,记录在他的书信与序言中,反映在他的诗歌批评中,也渗透在他的诗歌创作中。整理和正确评价这份文学遗产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一) 我国是个诗国,不仅早在公元前六世纪就有了《诗经》那样的诗歌总集,而且在《尚书》那样的上古史书中已有关于诗歌的论说。《尚书·虞书》中所写的:“诗言志,歌咏言”,精辟地指出了诗的本质以及诗与歌的区别。其后的《礼记·乐记》中的“诗,言其志也;歌,咏其声也。”《诗经·大序》中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都是从《尚书》之说衍生来的。     

“香菱学诗”的内蕴探析

一、是叙事化、形象化的“诗论”王蒙先生在谈到《红楼梦》中的“香菱学诗”一段时,以他惯用的戏谑笔调写道:“显然作者也在通过黛玉、香菱之口发表自己的‘诗创作发凡’或者‘写诗入门’。……立论相当扎实,路子是对的,完全可以把这一段复印下来作为诗歌函授学校的教材。”作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其实不止“封建社会”),在诗歌这一“科”的确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令人惊叹!综观全书,我们感到“香菱学诗”在《红楼梦》中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小说中一大批诗人的“诗歌创作”和全书浓郁诗情氛围的有机结合。如果说,如…     

哀汉末之乱——王粲《七哀诗》浅析

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建安时期的诗歌占有重要的位置。它继承了《诗经》的优秀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抒发了忧思,表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给后世文学以深远的影响。而最能体现这一时期诗歌特点,应推曹氏父子和王粲。王粲在“建安七子”中是最出色的一个,成就也较大,名气也较高,他和曹植在文学史上并称“曹王”。《七哀诗》是王粲诗歌的代表作,在我国文学史上有其独特的地位。清人方树东在《昭昧詹言》中说:“(七哀诗)苍凉悲慨,才力豪健,陈思而下,一人而已。”钟嵘的《诗品》把“七哀诗”列入上品。刘勰对王粲更是推崇备至,他说:“仲宣溢才,捷     

语文教改中的诗教

诗歌是文学之母,是“一切艺术中最崇高、最完美的艺术形式”（亚里士多德语）。因此,诗歌教学不仅是一种知识教育,也是一种审美教育,更是一种情感教育。诗教是传统教育宝库中众多优秀教育值得借鉴发扬的方式之一。它历史悠久,最早创立“诗教”内容和方法的是孔子。他以自己的睿智最早认识到“诗”的多种作用,并把它作为教学内容。他说过：“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近之事父母,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由于这多种作用,孔子有“性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见解和主张,甚至于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他要求学生“诵诗三百”为此他完成整理了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实际上也是我国最早的“诗教”课本。     

钟嵘《诗品》赋论——《诗》赋体系列辨证(二)

赋体之名,古今中外众说不一、纷纭杂乱。归根结蒂是赋体源流的扑朔迷离,未详其究竟。考察赋体源流,势必先理清辨明“赋”义,即创作赋篇的艺术表现手法及其技巧。钟嵘《诗品》赋论,立足诗歌创作“三义”说,辨证《诗》赋体精髓之赋义,历来被忽视了。《诗》乃中国文学史上首部诗歌总集,与《周礼》“六诗之歌”密切相关,亦乃钟嵘《诗品》赋论乃至诗歌理论丰富的文本资源。探索《诗品》赋义,辨证《诗》赋篇系列作品,赋体源流之谜可得以解开。     

《香菱学诗》内蕴探析

一、是叙事化和形象化的“诗论”王蒙先生在谈到《红楼梦》中的“香菱学诗”一段时,以他惯用的戏谑笔调写道:“显然作者也在通过黛玉香菱之口发表自己的‘诗创作发凡’或者‘写诗入门’……立论相当扎实,路子是对的,完全可以把这一段复印下来作为诗歌函授学校的教材”。作为“封建社会百科全书”的《红楼梦》(其实不止“封建社会”),在诗歌这一“科”的确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令人惊叹!综观全书,我们感到“香菱学诗”在《红楼梦》中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而是与小说中一大批诗人的“诗歌创作”和全书浓郁的诗情氛围有机结合。如果说,如珍珠…     

中西艺术合璧的宁馨儿——试析《死水》的中西艺术交融

闻一多的诗集《死水》是新格律诗在艺术上的典范之作,他以自己的创作实践了自己的文学主张——诗歌创作的“三美”原则:建筑美、绘画美以及音乐美。《死水》作为这本诗集的代表作,不仅体现了诗歌三美的创作原则,同时也是中西艺术合璧的结晶。这正好印证了闻一多在对郭沫若的《女神》的批判中所说的话:“中国新诗……不要做纯     

论刘勰的文体发生论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表述的文体发生论思想,具有集大成的地位和承前启后的作用。其中许多思想、观点,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创作,文学理论建构,也不无裨益。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其文体发生论思想,略作阐述。 文学起源之时,即孕育着文体的最初胚胎。而文体之形成、发展的过程,在相当程度上也就构成了文学史的发展过程,由于诗这种文体在中国文学的早期发展中是一种主要文体,因此,诗歌发生论的产生也比较早。《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於中而形於言”。此即著名的“诗言志”说。其后,陆机在《文斌》中又说:“诗缘情而绮靡”。此即著名的“缘情”说。这两大诗论都是属于形而下的发生论,它们重在就诗论诗。与之相对的,是文学的形而上的发生论,刘勰的文学起源观就属于这一类。在他看来,文是源于道的:“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原道》)。其它诸如“傍及万品,动植皆文”(同上)的动植之文,以及“形立则章成,声发则文生”(同上)的形文、声文,它们都是自然之道的体现。“人文之元,肇自太极……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同     

身份认同的追寻:论罗伯特·弗罗斯特《熄灭吧,熄灭》

罗伯特·弗罗斯特是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诗人之一,他在借鉴传统的诗歌措辞风格的同时,也在努力地展开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熄灭吧,熄灭》就是一首很有代表性的诗.他以诗中“小男孩”身份的命名模式作为切人点,表明自我身份的缺失导致了“小男孩”的死亡.以诗中的主人公身份确定模式为参照,借助建构主义身份观的相关理论进一步分析诗人的诗歌身份的建构问题.     

朱子《诗》学特征论略

朱熹摆脱汉儒说《诗》的理论束缚,从魏晋隋唐以来文学创作、文学理论中吸取借鉴,在一定程度上,以文学的眼光来研读《诗经》,从而为中国《诗》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这主要表现在：他重视《诗》之文本的独立自足和诗篇内容的整体性,强调《诗》含“情性”以及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特殊性。但总的说来,朱子《诗》学被他的唯心理学观念统摄着,道德判断左右着他的审美取向。对他来说,《诗》不是简单的审美观照对象,学《诗》的根本目的是“即其词而玩其理以养心”;《诗》赅备天道、人事,是修身齐家、平治天下之“理”的体现,读者应通过虚心涵泳《诗经》本文,体味这“理”,以兴起感发自己的“善意”,达到治心养性、“存天理,灭人欲”的目的。从总体上说,朱子对《诗经》的解释依然是经学的解释。朱子《诗》学“专一看文字”的读诗方法,以及朱子《诗》学注重从文学方面解读《诗经》的努力,预示了《诗》学研究的新进展     

论秦少游前后期的诗风

秦少游以词名家，他的婉约词被称为“词之正宗”（清先著《词洁》），又有“词坛颇袖”。（清陈廷掉《白雨斋词话》）之誉。其实他的诗也写得很好，只是为词所掩，人们重扣了他的词却忽略了他的诗，少游观存诗二百四、五十首。分析研究他的诗歌创作，探讨他匍后期的诗风，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他整个文学创作基本特色的认识。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苏子瞻词如诗，秦少游诗如词”，这是就地前期的诗歌而言的．秦观早年的诗风十分鲜明，在他的师友间得到了异口一词的品鉴。张来在评论苏氏及同门友人的一首诗中说：“黄郎萧萧日下鹤，陈子鹏峭霜…     

中国诗学批评的发展历程

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与诗歌创作一样源远流长.虽说《尚书·尧典》“诗言志”云云,将诗歌观念的发生推到远古时代,实不可信,但在商周之际及至西周、春秋时代,却是的确出现了,有《尚书》里年代可靠的《金滕》(文中有“于后公乃为诗之诒王”之语)和《诗·大雅》(“诗”字出现于《卷阿》、《崧高》之中)可以为证.     

“被质疑的诗”与“被质疑的人”——论郭小川诗学理想及多舛的诗学命运

郭小川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成绩卓著的政治抒情诗人,引领过诗歌创作的潮流.然而, 《望星空》、《一个和八个》等作品被认为偏离了文学规范,受到深深的质疑与严厉的批判.1959年之后遭到极端现实严重打击的郭小川,被强制回到文学规范轨道上来,政治命运和诗学命运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此后郭小川的诗歌创作开始转向,遵命写“革命的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诗歌才华被永远淹没,与他的诗学理想渐行渐远,直至生命的终结也没能实现创作上的再次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