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论中的感物说

感物说是中国传统文论中最有影响的一种文学创作理论。通过陆机、刘勰、钟嵘等一批著名理论家的探讨与研究使之在六期时期达到成熟。这些理论家不仅在前人的基础上扩展了“物”的内涵，还重点阐述了情与景，心与物之间的关系，从内部揭示了感物说的原理，并开启了中国诗学中的情景交融的意境说。     

《乐记》中的“物感”说

《乐记》总结了先秦“物”、“情”关系在哲学及创作上的认识,体现了汉代哲学和创作关照下的“物”、“情”的关系特色,并率先在理论上阐释了“物感”说,对“物感”说的发展成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物感说"及其理论创作基础

"物感说"是我国魏晋文论中的重要学说,论述的是作家创作中"物"与"情"的关系.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作家有感于四时景物而产生创作的冲动,刘勰则将"物"的内涵扩展为一切客观外物,并强调了"物"与"情"的互动关系,钟嵘则进一步将社会生活纳入"物"的范畴,并将"情"推到了至高的地位.同时,刘勰和钟嵘还进一步论述了作家如何写"物"以传"情".庄子的"至乐"说、《礼记*乐记》中的音乐理论、蔡邕的"肇与自然"说,是这一学说的理论基础,前人及时人的文学创作,也是这一理论产生的创作源泉.     

“物感”说及其对“意境”论的影响

“物感”说作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一个重要命题,探讨并分析了艺术的发生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追求心物交融统一的特点,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文论和诗论,影响了中国意境论的形成。     

建安诗歌与“物感”说

＂物感＂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之一。自汉代明确提出＂物感＂之说至魏晋时期论述的蔚为大观。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可以说为＂物感＂说的系统化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建安诗歌对＂物感＂的灵活生动的运用与建安时期的个体意识的初步自觉有着密切的关系。     

“物感”与“物哀”审美观念之比较

＂物哀＂是日本传统文论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是日本古典文论的精髓,因此,不了解＂物哀＂就难以深刻地进行日本文论与其他民族文论的比较研究。＂物哀＂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中国＂物感＂论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物哀＂与＂物感＂的解析以及二者生成的原因的追溯,进行一粗浅的解读。     

时间的情感化与魏晋诗学中的“物感”说

在魏晋时期的诗文中，时间成了情感抒发的一个重要题旨，两者的紧密关联构成了诗人体验现实存在的感性形式。而诗人文论家在讨论“物感”时多从四时（时间）着眼，因此，这里所“感”的实际上是事物的变化，也就是时间。诗学中的“物感”说不仅仅是诗文创作的源泉论，它的成熟可以归因于时间意识的高度自觉，着眼于时间体验的情感化。或者说，魏晋时期的时间迁逝感是“物感”说得以确立发展的一个动力性因素，同时也是其所包含的一个重要内容。     

中国古典美学中的物感说

“物感”说作为中国古典美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命题,探讨并分析了艺术的本质论,体现了中国古代美学追求心物互相感应、交融、统一的特点,并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接影响了后代的诗论和文论。本文拟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对物感说的形成作一次较为详细的梳理。     

浅议钟嵘《诗品序》对“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钟嵘承接前人的“感物”话题,提出了“气之动物．物之感人”的命题,同时,又论及四时感物和人生境遇、社会现实等对人的灵魂的触动,认为是这种感物促使了诗人陈诗展义、长歌骋情。他的“感物说”在注重自然感应的同时．又注重社会现实的感应．尤其推崇社会人事中的“怨”．这是对前人“感物说”内涵的丰富。     

“物感”说的哲学基础及其对作家创作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物感＂说,以＂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为哲学基础,包容儒家和道家的美学思想。主客体的对待关系,在创作上通于＂比兴＂手法,而在创作主体条件上,则要求做到＂虚静＂和＂静观＂,保持创作心态对现实的超越性。在文学理论上,＂物感＂说具有丰富的心理和情感内容。艺术直觉是其思维的形式,作家感物生情,具有悲感和喜感两种趋向,但艺术情感常以悲为美,抒发悲愤情感的作品,常常更具有美感魅力。     

“感物”与“观物”──兼论山水诗的产生

关于诗歌产生的本源，先秦以来多从“感物“说，但到了王国维则只讲“观物”而不讲“感物”。本文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并由此切入，对“感物”和“观物”的理论内涵作了具体的分析、探讨，指出前者仅仅是关于审美表现形式的概念，后者则是关于审美表现对象及其与主体“物我同一”的理论，进而由此论述了中国古代山水诗产生的真正源头或契机不在儒家的“感物”，而在道家的“观物”。     

“感物”说：一种关于诗歌发生的重要理论

魏晋南北朝时期,众多诗人和理论家提出了有关诗歌创作发生的＂感物＂说。＂感物＂的＂物＂是指自然物候,＂感＂是诗人受到自然物候的刺激而引起的创作心理活动和审美情感反应。只有当自然物候与诗人的主观精神相感应、感兴、感发的时候,诗歌才能发生。     

优化发展“供给侧” 增强教师“获得感”

<正>江苏省东台市实验中学教育集团加强教师团队建设最为突出与鲜明的举措,是实施教育领域的供给侧改革:优化发展供给侧,增强教师获得感。学校是教育供给侧改革的主阵地,校长是这个主阵地的发展灵魂。教师是学校发展的主力军,是教育供给侧最前沿的人的要素,教师的专业发展是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只有提高了教师专业水平,才能提高教育供给水平,保证供给质量。东台市实验中学在提升教育治理水平,提高教育供给侧质量的过程中,将学校发展,以师为本的理念落实并细化。学校内部创设了促进教师专业     

《古诗十九首》中的“物感”说

＂物感＂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一个重要的命题之一。汉末时期动荡的政治生活使得诗人更加关注个体生存的价值,他们把自己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并将自己的情感投之于自然外物,形成了《古诗十九首》鲜明的＂物感＂特色。     

"物感说"与"摹仿说"--从主客关系看二者的创作论

“物感说”与“摹仿说”是分别雄霸中西两千余年的文艺理论，它们是在不同的主客关系下产生的。这种不同的主客关系也影响了二者的创作理论，使它们的创作理论在创作客体、创作心态与创作追求这三个方面显示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反映了中国与西方的差异。     

先秦两汉感物美学的发展

"感物"是一个关于人类的文学艺术创造与审美体验发生的概念,它是一切艺术的产生之源。这一理论的形成基于古老的天人合一观念,有着深厚的哲学背景。"感"是感应,它是一种自然和自由的感发现象,是一种瞬间的直觉体验。《乐记》最早明确提出感物,其本原意义是人心与自然万物的感应。这种感应是交互的、双向的,物感人,人亦感物。先秦的感物美学,无论是感应自然风物还是感应社会人事,都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标准。两汉的感物美学受元气自然论和神学自然观的影响,强化了先秦以来的自然、自由的感应特质,其内在理论精华仍是天人合一,或者说它是天人合一的另一种派生。先秦两汉的感物主流是感事、感时,注重言志、教化。那时,自然风物并没有独立,没有独立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但是,它在中国古典感物美学的发展中意义也是重大的,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拉长“体验”过程，发展学生的“量感”

“量感”类似于“数感”“方向感”“空间感”等,是一种直觉、感悟,是一种心理感受、内在感觉,更是一种能力、一种数学素养。在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物质属性进行感受、体验;对单位量、标准量进行感受、体验;对累积量、叠加量进行感受、体验等,拉长学生的“体验”过程,发展学生的“量感”。     

课堂教学要有“厚重”感

纵观一些成功的课堂教学,总给人一种厚重感:深刻而不浮躁,朴实而不花哨,舒放而不压抑,清新而不张扬。     

隐含的对立——试析"物感"与"物哀"理论发展中主客体关系之流变

作为中日两国古典艺术理论的优秀结晶,"物感"与"物哀"本身各有其历史发展的过程。分别以中国的南北朝和日本的平安时期为重要转折点,"物感"和"物哀"理论在走向成熟的同时,其本身所包含的主客体关系也经历了一个变化。巧合的是,"物感"与"物哀"所蕴含着的这种主客体关系,也因各自的这次转折而彰显出其隐含的对立关系。     

浅析钟嵘《诗品序》中的诗歌发生论

对于诗歌创作的缘起这样一个问题,钟嵘的《诗品序》在继承前人"物感"说的同时,在理论上鲜明地提出了"人际感荡"说;认为诗歌的创作一方面根源于外物的感化,另一方面根源于社会人事的影响。对此二者,钟嵘更倾向于后者,强调社会人事对于诗歌的影响,强调在社会中遭遇困厄穷愁的个体"吟咏情性",抒发个体在社会中体认的独特情感,尤其是怨情的抒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