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尚雅五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在课改中的应用

":尚雅五环"高效课堂教学模式是实施尚雅教育,推行六雅文化与课堂教学融合的探索,利用课堂这一主阵地,培养中小学生文雅的言谈、优雅的举止、高雅的情趣和儒雅的气质,推进"雅言、雅行、雅思、雅量、雅趣、雅致"的"尚雅"教育,真正树立课堂与管理、育人与文化并重的尚雅高效课堂特色。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培在《论北宋后期辞赋与文人的文化生活》中认为：在北宋后期,随着文人与现实政治的逐渐疏离,辞赋也逐渐远离了纵口揽时政的传统,而是深入到文化生活之中,表现文人生活的种种怡情雅趣,在优游不迫的闲雅情调中展现着人与自然相谐的美韵.北宋后期文人的辞赋创作,为赋苑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当时,辞赋在点缀文人生活方面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辞赋与文人生活的密切结合也促进了辞赋的发展.在当时,文人雅事,常有辞赋等来助兴.赠答、赠别、吊死问生的赋在当时颇为流行.在表现燕居生活的艺术性方面,辞赋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文人们还喜欢用辞赋来表现对书画的看法,他们优游的园中小亭、草堂台榭,点缀雅趣的砚、茶、酒、药,也是辞赋表现的重要题材.文人们也喜欢品评前代和当代的辞赋作品,以显示才学,展示胸襟识力.辞赋创作与文人文化生活的密切结合,开拓了辞赋的表现范围,深化了辞赋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辞赋议论化倾向和科举改制造成的负面影响,促进了辞赋内容与风格的同一性.     

从欧阳修、苏轼赋作看北宋辞赋的散化新变

散体文风向辞赋渗透，极声貌与专尚理趣融合，骈散结合，亦文亦赋，是北宋辞赋的美学特征。并从辞赋的文学现象，受到北宋政治、文化、哲学和北宋古文运动的影响。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述议

苏轼与＂苏门四学士＂的辞赋理论,是北宋赋论领域中的一道亮丽风景。苏轼等人既推尊楚汉辞赋,又肯定律赋,具有比较完整的赋史观和比较自觉的批评意识。其中,尤以李廌《师友谈记》所载秦观论律赋、晁补之＂楚辞三书＂论屈原离骚及骚体辞赋,为具有代表性的赋论成果。苏轼、秦观、晁补之的辞赋论述,对宋代及元明以后的赋论颇有影响。     

论张衡赋作“尊儒慕道”之趋向

张衡的辞赋创作呈现出一种鲜明的尊儒慕道之趋向。一方面,他受儒家崇德尚礼、重道明志思想的影响,通过大赋作品体物写志,加大了讽谏力度;另一方面,张衡身处浊世,屡受打击,在道家理念中寻求政治失意的解脱之道,即契合自然,化归田园。这种复杂的创作倾向在东汉文人的创作中非常有代表性。     

济大学者论点摘编

刘培在《论北宋后期辞赋的特征》中指出：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褪，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北宋后期，许多文士在党争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在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中耗尽了生命激情，忧勤国事的进取之心转向深沉。他们用赋或抒发宦海沉浮的感慨，或排遣穷居野处的苦闷，始终伴随着忧世不治的无奈。     

“二曹”辞赋观之再检讨

人们一直认为曹丕重视辞赋而曹植轻视辞赋。其实,曹丕主要重视的是＂成一家之言＂的论说类文章,而不是不含政教意义的辞赋。曹植曾说＂辞赋小道＂,实为愤激之语。他把辞赋比之于《雅》、《颂》,终生未辍辞赋创作,以及他对辞赋创作的认真态度和对辞赋的大力推广,都可反映出他是重视辞赋而不是轻视辞赋的。曹丕对辞赋经世致用功能的无意识弱化,突破了传统辞赋的藩篱;而曹植对辞赋地位的有意识提高,却深陷传统藩篱之中。     

论《珠玉词》中的“香”意象

《珠玉词》是北宋初期婉约派词人晏殊的作品集,共收词130余篇。"香"这个词在全集中出现达62次之多,依据其所描述或代表的内容,可将"香"分为熏香、花香、酒香、以香写人和以香写景五类。《珠玉词》中的"香"意象,既反映了作者富贵闲适的生活及其在这种环境中所生发的感慨与闲愁,也体现了其闲适、尚雅、诗意的审美追求。     

辛弃疾的“发白”情结及其成因

辛弃疾一生志在收复中原,但却屡遭挫折,壮志难酬。他满腔的悲愤兴寄于强烈的＂发白＂情结上。探寻其＂发白＂情结,源于文人传统、南宋文人忧患意识及其壮志难酬的人生遭遇。倍受打击、排挤,政治失意的人生遭遇,是形成其强烈＂发白＂情结的主要原因。辛弃疾的＂发白＂情结反映了南宋文人的生存际遇,具有深刻的时代典型意义。     

北宋悲秋辞赋的文化阐释

北宋悲秋辞赋,可分理性思索与骚体言志两类,反映着宋代文人士大夫的特定政治境遇和思想文化的潮流,具有不朽的文学价值和深刻的认识意义。     

论宋代的梅赋

梅赋最早出现在南朝,但直到宋代才发展起来,并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特色：在内涵上,以梅花、梅子和枝条为表现对象,关注新品种,同时往往借梅以抒发作者的情志;在艺术上,骈赋与骚体赋并重,广泛使用比拟手法,有些作品有一定的故事性。梅赋在宋代的快速发展,既是宋代梅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也是当时咏梅文学繁荣的影响,同时与作者自身的地位和志趣也有很大的关系。     

《史记.屈原列传》与汉代屈原批评的两个维度

两汉时代,屈原批评成为文学批评的焦点,观点纷纭而论争激烈。但汉代的屈原批评所遵循的模式则是一致的,即围绕着《史记＆#183;屈原列传》所开创的历史形象和文学形象两个维度而展开,历史形象适用于总体上阐述屈原文学创作情形,也就是作者论;文学形象则表现为有关屈原作品内容的批评,即作品论。屈原自我塑造的文学形象,给汉人提供了多重阐释的空间和可能。屈原之外,汉代赋家本身已不再为文学批评所关注,这与汉赋不同于屈骚的“实”而采取“虚”的创作倾向有关。汉代赋家游离于汉赋作品之外,并没有为文学批评提供再度阐释文学形象维度。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     

论唐代的“工具赋”

唐代工具赋在赋体文学题材开拓上具有创新意义,其主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道家之理,儒家之功,佛家之悯。唐代工具赋是赋家对工具的巧妙构造所作的颂歌,又是对工具所含哲理的阐释。由于工具不同于其他器物的特点,从而创造出一些独有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的文学价值。唐代工具赋给后人留下了当时器物形制、构造、使用的有关情况,可补充史料的不足,具有较高的文化意义和史学价值。     

东晋南朝望族辞赋创作研究——谈琅邪王氏之辞赋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显示出东晋南朝时期望族心目中对辞赋文学正宗地位的重视及对辞赋文学唯美之风的追求。     

林之奇《观澜文集》及其对唐宋派形成的影响

《观澜文集》,南宋福州人林之奇编纂。林之奇受吕本中影响,是一个讲究文学的人,评价人以文采华丽为第一。因教学之需,林之奇编辑《观澜文集》,主要收入了先秦至北宋末年文学史上的名家,如屈原、宋玉、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曾巩、苏辙、王安石等人名作,鲜明地体现了他重文的文学观念。《观澜文集》影响着吕祖谦,及其吕祖谦的门人,以及明代的朱右、唐顺之、茅坤诸人,对明代文学史上提倡唐宋文学的走向及唐宋派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从吟咏情况看杜甫的《文选》接受

杜甫在诗中曾大量吟咏《文选》作家作品。对这些作家作品的吟咏,关涉杜甫对他们的情感认同、相关作品的具体评价;同时,也反映出杜甫文学史观与《文选》编者文学史观的某些契合。     

古代赋的兴起、繁荣、发展及现代辞赋的创作

我国＂赋＂源远流长,汉赋是我国赋体文学的源头,更是我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期间经历了汉大赋、魏晋抒情赋、唐代律赋和晚唐小品赋、宋代的文赋等成就卓著。元科举不兴,明八股取士,但文人赋作仍有很多。尤其明末清初一批抨击阉党乱政、反对异族入侵和清末富有爱国情怀的赋家和赋作,更加拓展了赋的题材和内容。明清已还,赋论和赋集渐多,为研究辞赋奠定了基础。汉赋繁盛乃盛世必然。21世纪初,正逢盛世,新赋创作蔚为壮观,但是作家的国学修养、作品的思想深度、创作技巧还需进一步加强,尤其要向以欧阳修和苏轼为代表的宋代文赋作家和文赋作品学习。     

初唐新文体赋与汉代散体赋的差异

历来对文赋的肇始是有争议的,无论是汉代的散体赋,还是唐始的新文赋,实际都可称为文体赋。但从句式、音韵、叙事方式、抒情色调之浓淡等方面看,二代所表现的赋风又是有所差异的。仅以司马相如《子虚》、《上林》、"四杰"中卢照邻《对蜀父老问》、骆宾王《钓矶应诘文》等篇来看,即可窥蠡两代盛世之不同世俗人情和作家个性之特点。     

从接受美学角度看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

汉赋的起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过去的认识多局限于文体特征方面的源流考察.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结合当朝士人的创作实际进行分析考察,屈骚楚辞在汉初的流传实为赋体起源与赋体天生气质、特定时代以及作者群互动的一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