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科学共同体实践机制推进科技伦理治理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活动的主体,其科技行为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在科技伦理治理中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责任。本文在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科技发展的内生需求和科学共同体发挥治理功能的价值表现两个层面对科学共同体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必然性进行了分析,同时对科学共同体推进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机制,如协同治理机制、监督评价机制和宣传教育机制等进行了探索。最后从注重科学共同体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规范化建设、强化科学共同体科技伦理治理能力、提升科学共同体推动科技伦理治理的社会影响力三个层面提出科学共同体推进科技伦理治理的实现路径。     

科技伦理治理：核心要义、面临困局及实现机制

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开展过程中要遵循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范,科技伦理治理是现代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保障。科技伦理治理内嵌伦理共治,是多元主体参与的互动协商过程。随着新兴科技的发展,中国对科技伦理治理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但仍然面临相关政策难以有效落地的问题。本文基于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对象、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这五方面治理要素,分析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面临的困局,构建“一体一基三翼”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为促进中国科技伦理治理顶层设计更好地“落地”、推进科技创新健康有序发展提供参考。     

面向未来的责任：深入推进科技伦理治理的路径思考

当前加速迭代的新兴技术对人类道德秩序的挑战,在诸多技术应用中都引发了大量伦理难题,科技创新与科技伦理之间的张力被凸显出来。今天的科技伦理成为一个多学科多主体参与的、对科技实践进行系统研究和综合治理的领域,科技伦理治理是未来社会生活实践和国家治理中的重要议题。从责任伦理的角度出发,面向未来的科技伦理治理应充分考虑以下要点：发挥伦理原则在新兴技术的敏捷治理中的作用;拓宽科技伦理教育,推动科技伦理由专业话语向公众话语的转变;强化科技伦理协同治理,构造多主体合作的“科技伦理治理共同体”;面向新兴技术实践的“物”转向,以人与技术物的协同演化为治理原则。     

法制化视域下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研究

我国科技创新快速发展,面临的科技伦理挑战日益增多,为应对技术发展与应用中日益凸显的伦理矛盾,科技伦理治理迎来了法治建构的新任务。鉴于科技法律治理与科技伦理治理的底层逻辑有着一定差异性,以适度法制化作为切入点,分析科技伦理治理与法律治理融合机制。通过厘清科技伦理治理相关概念和国内外研究现状,立足于法律治理与科技治理的关联性,指出科技伦理治理法制化能够为科技活动划定边界,有效回应并规范涉及科技应用行为,推动负责任的科技创新与应用;同时,科技伦理法制化要求在法律层面上作出伦理规范,特别是有针对性地关注新兴科技领域相关伦理问题,因此从实体化权利义务、多层次规范体系的构建等角度出发,提出依托法律规范、伦理委员会运转、科技伦理审查等治理有效手段进一步健全完善科技伦理治理机制,增强伦理治理效能。     

合成生物学科技风险的管理与规制：国际防范逻辑与中国应对策略

中国在合成生物学领域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亟须尽快构建适合中国实际的合成生物学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和制度框架,并为全球贡献中国方案。研究欧美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关于合成生物学科技伦理治理的策动要素、具体路径及管理机制,探讨国际生物安全背景下中国的治理机制。研究显示,合成生物学的科技伦理问题主要涉及人类社会、农业、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伦理问题,欧美等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完善协调、决策和咨询机制,强化行政规制和科学评估与风险防控机制,建立严格的惩治机制,加大基础研究资金支持,重视科研人员自律机制的建立以及强调公众参与等。根据发达国家和地区合成生物学科技伦理治理经验,提出中国应建立健全新兴生物科技伦理的法治化体系,同时建立涵盖风险监测、评估和预警全过程全环节的风险管理机制,对科技伦理进行常态化和长效性治理。     

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历程与展望

以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成立、《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出台为标志,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拉开了系统性全面建设的新帷幕。本文回顾现代科技伦理议题的兴起发展与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历程,对新时代我国科技伦理治理体系建设的方针与主要原则进行解读,结合当前方向展望未来科技伦理治理图景。     

科技伦理治理的基本构成与实践思考

深入分析科技伦理治理的构成要素可以为科技伦理治理实践提供精准的靶向性目标,为科技伦理全过程治理提供遵循。针对科技伦理治理的薄弱环节,提出完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可从四个方面着手,即防范科技伦理治理风险,强化科技伦理教育培训机制,完善科技伦理审查监督体制,加强科技伦理国际合作。建议科研共同体在此基础上,为提升我国科技伦理治理能力,促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做出积极的贡献。     

整体性视角下科技伦理治理的内涵及其意义

科技伦理治理整体性视角的形成得益于两个方面：一是科技伦理转向科技治理的现实驱动;二是科技治理转向伦理治理的理论使然。在二者的耦合作用下,科技伦理治理从治理对象、治理主体和治理环节3个维度实现了科技伦理和治理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自身的行动框架。就该行动框架的构成而言,其内涵包括：针对伦理难题的敏捷治理,多元主体展开的协同治理,深入“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治理。在整体性视角下阐释科技伦理治理内涵的意义在于,其可以在理论构建、治理效能和实践有效性上为推进科技伦理治理提供重要启示。     

共同富裕示范区科创高地建设科技伦理反思性高阶“元治理”路径

新兴科技的前沿创新性、动态变化性、多元互动性使其伦理治理存在难度，传统的治理方式难以快速应对。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重点发展“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创高地，亟需识别新兴科研领域的伦理风险并加强伦理建制。为此，基于我国重点科技创新领域伦理治理存在相关法律法规文本体量不足、专业审查机制及配套保障不完善、科技伦理教育薄弱、总体伦理素养有待提高、科研伦理创新治理路径有待拓展等现状，系统分析信息科学、生命健康和新材料三大科学领域代表技术的潜在伦理风险和伦理治理现状，提出浙江省反思性高阶伦理“元治理”路径，包括：促进多元主体协同参与伦理治理、完善特色科技伦理制度文本、加强伦理审查制度建设、健全伦理教育科普制度以及数字化赋能高效管理等，以期促进科技理性驱动共同富裕示范区经济社会发展。     

科技伦理：功利与道义的调适与坚守——以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为例

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表明,在大科技时代,科技已成为与社会高度相关、受多方利益驱动、受价值观念影响、受宗教信仰限制的实践活动,科技伦理不是伦理道德之善单向度地规范科技,而是科技与伦理的双向运动,是科技的功利效应与伦理的道义效应所导致的价值观念上的冲突与博弈、调适与坚守。美国干细胞研究禁放之争对于人类社会认识科技与伦理的关系的本质、构建符合时代特点的科技伦理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科技伦理视角下的人工智能研究

人工智能在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引发诸多伦理困境与挑战,建立新的科技伦理规范以推动人工智能更好服务人类,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主题。本文从科技伦理的视角,围绕机器人、算法、大数据、无人驾驶等人工智能领域所出现的伦理主体、责任分担、技术安全、歧视与公平性、隐私与数据保护等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伦理治理,对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分析,并提出未来需要在中国情境下伦理原则与治理体系的建立、人工智能伦理研究的跨学科合作、理论分析与实践案例的融合、多元主体伦理角色分工与协作等方面进行进一步研究。     

负责任研究与创新框架之下的脑科学伦理治理——对欧盟脑科学计划(HBP)的案例研究

脑科学是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带来了重要的伦理与社会问题。国际上脑科学计划都把伦理与社会问题作为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欧盟脑科学计划(HBP)是把伦理与社会问题整合到整个计划中的一个典范,其一些做法具有创新性和启发意义。这篇论文从理念、结构设计、伦理治理机制和开展的重要问题研究等方面,对欧盟脑科学计划的伦理治理做了探讨,总结其成功要素,提出了对中国脑科学计划的科技伦理治理及其他领域的科技治理可以借鉴之处。     

科技伦理研究的方法论创新

现代科技的快速发展在为人类社会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伦理风险与挑战。如何开展系统性的科技伦理研究,推动科技伦理治理体系的构建已成为当前面临的重要问题。科技伦理研究也成为贯通自然科学、技术工程科学、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交叉、综合、复杂的智库问题。文章对国内外科技伦理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和分析,运用智库双螺旋法这一智库理论方法对科技伦理研究框架、过程、逻辑进行论证,并以生命科学和医学伦理研究为案例进行分析,为科技伦理研究提供具有汇聚融合交叉特点的方法论创新。     

德国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体系架构、工作机制及经验分析

本文通对德国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的体系架构和工作机制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德国科技伦理治理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科技伦理审查委员会体系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第一,成立紧密的联合组织,提升伦理审查的质量和效率;第二,与时俱进,加强新兴科技伦理委员会建设;第三,加强专业化伦理委员会建设,更好把控审查精度。     

科技伦理:治理社会风险的路径选择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既为人类创造了极大的物质财富,又给人类带来了难以预知的社会风险.人类对科学技术理性的无限滥用,是导致风险社会产生的价值根源.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介入伦理价值的维度,确立和倡导科技伦理的价值规范,是有效规避和治理社会风险的一项重要举措.     

共同富裕示范区科创高地建设 关键共性科技伦理风险研判及治理——基于文献综述与案例分析

探讨影响浙江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相关主要科技活动的潜在伦理风险。以“互联网+”、生命健康和新材料科学领域代表技术为研究对象,基于Web of Science、PubMed、Scopus、中国知网、万方、维普等数据库筛选出143篇相关中英文文献,梳理、分析和预判有关信息资源公平、生物资源公平、公共安全等问题,揭示其中所隐含的人体安全、隐私保护、受试者尊重等伦理风险;基于此,以浙江省数字一体化建设为例,阐析浙江省政府作为元治理者行使三阶治理职能,为多元主体共治提供基础治理平台、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一二阶治理的实践措施,如建立自纠自查伦理生态、伦理治理信息化平台等,为研判新兴科技共性伦理风险、探索科技伦理治理新模式提供参考。     

纳米技术伦理问题与对策研究

从科技伦理观角度论证纳米技术带来的4个主要方面负影响,包括纳米材料毒性问题、纳米技术引发的利益和风险分化问题、纳米武器问题和纳米技术生命伦理问题,继而论证科技与伦理是互为影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以及利用科技伦理来约束纳米技术"向善"发展的必要性。最后,提出针对纳米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治理对策。     

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的内在理路与二元结构——以《生物安全法》为中心展开北大核心CSCDCSSCI

科技研发应当遵循“科技向善”的理念,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机制的建立十分重要。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机制是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理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从“形式要件”到“实质要件”,均应当体现实体伦理正义和程序伦理正义的科技善治。我国应当构建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二元体系结构:在内部审查结构中,制定具有统一性的科技伦理与安全审查实体性规则、程序性规则,从审查方式、审查标准、审查类型、主体法律责任四个方面对科技研发行为和科技产出成果予以规范。在外部审查结构中,建立信用机制及负面清单制度,形塑公众参与式审查模式,以期从源头有效规避科技伦理与安全风险。     

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治理的制度规范与伦理建设

【目的】 研究科技期刊诚信危机的治理方法,为解决我国科技期刊诚信危机提供借鉴。【方法】 通过文献分析,对科技期刊诚信危机进行界定,并总结科技期刊诚信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诚信危机的策略。【结果】 出版制度不健全、学术评价体系不科学,以及科技期刊出版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缺失等,导致了科技期刊诚信危机。可从制度规范与伦理建设两方面对诚信危机进行治理,包括完善出版法律法规和学术评价体系,推动行业伦理规约建设以及出版人员职业道德建设。【结论】 加强科技期刊制度规范与伦理建设,可在一定程度上治理科技期刊的诚信危机。     

论理工科博士生科技伦理素养及提升路径

提出了提升理工科博士生科技伦理素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区分了内部伦理和外部伦理,分析了科技伦理素养缺失的九种表现形式,并从文化、制度和教育层面探讨了相应的路径。